茅于轼的意外困境

　　-本刊记者/汤涌

　　78岁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创办了5年多的扶贫“小保姆学校”由于一场意外事故面临解体危险。茅于轼博客文章《无妄之灾》引发了社会争议，有人说老爷子给穷人办好事太难了，也有人说，茅于轼是希望引起社会同情逃避责任

　　为贫困地区农民介绍保姆工作机会的富平家政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富平家政)正面临着生存危机。该中心董事长、78岁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在一篇题为《无妄之灾》的博客文章中披露：根据法院判决，富平家政要对一场意外事故赔偿53万元，这个注册资金仅仅为3万元的小公司根本无力偿还。

　　“如果我们把富平家政关门，以后穷困地区的妇女怎么就业？她们去找谁能真心诚意地帮助她们？”茅于轼在博客中写道。

　　富平家政是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以下简称富平学校)的“造血机器”，该公司的收益用来补贴富平机构这家非盈利机构的开支。在富平学校完成培训的学生(这些学生都是贫困地区的农村妇女)都是由富平家政介绍工作的。

　　“这是两个不同的机构，但都是茅老等人投资的。”富平家政总经理陈祖培说。陈祖培同时也是富平学校的副校长。

　　“说实话，富平家政是盈利的，茅老说过，非盈利机构不是说自己不赚钱，总是拉人来捐款，而是股东、投资者不分红，赚到的钱投入到这个学校，这个事业中去。”陈祖培说。

　　“无妄之灾”的开始

　　富平家政遭遇了所有家政公司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今年春节前几天，富平派出的家政服务员雷某所照顾的孩子意外从沙发上跌下，由于脑外伤不幸死亡。

　　“出事时的情况，除了现在已经回到天水老家的保姆小雷之外，已经没人知道。”陈祖培说，“我们都是根据她在派出所的笔录来了解的。”

　　这份记录显示：2007年2月7日中午12点左右，雷某和她看护的两岁孩子一起吃了饭，孩子站在沙发前忽然吐了。当时雷某给孩子脱去弄脏的外衣，帮孩子揉了揉肚子，希望能让孩子好受一些。然后孩子躺在沙发上，雷某去洗手间拿拖把，就听见了“啪”的一声。

　　“她当时知道坏了，赶紧过去看，孩子摔在地板上，在大声地哭。眼见着头上一个大包就起来了。”陈祖培说，“她从来没想到沙发这样一个孩子熟悉的环境会造成危险。”

　　在富平学校里，学员学习过如何应对紧急事件。“她首先通知了家长，同时打电话给邻居帮忙，还打电话给富平家政分配点。”陈祖培说，“邻居过来帮她锁上大门，另一位邻居在楼下正要停车，看见出了事，赶紧让她抱着孩子上车直奔

　　孩子先被送到最近的通州妇幼保健院，后因为伤情严重，又转送到朝阳区的北京儿研所，这时富平家政分配点的李经理赶到，儿研所又建议送到长于脑外科的天坛医院。富平家政总经理陈祖培这时也赶到了天坛医院。

　　“一是宽慰家长，全力抢救孩子，一切费用富平这边先出。”陈祖培说，“二是，得赶紧让我们的家政服务员稳定下来，她不能再出事了。”

　　2月8月上午，孩子不幸去世。孩子的父亲顾先生报警，警察让雷某去派出所写一写事情的经过。

　　“陈老师，我闯大祸了，我只好死了来抵孩子的命。”32岁的农村妇女雷某认为这是唯一的解决方案。陈祖培只好劝她。

　　雷某家很穷，丈夫长年卧病在床，一个10岁的孩子寄养在她姐姐家里，雷某家连孩子上学的书本费、杂费都交不起。

　　民警告诉陈祖培，这只是意外事故，不是刑事案件或者治安案件。雷某可以离开了。“这时候她48小时水米没沾牙，一下子老了许多，整个人样子完全变了。”

　　富平家政把她安排到员工宿舍里，有员工看着她，屋子里不许有带刃的东西，后来又让她从楼房搬进平房。富平找来律师给她讲解法律宽心，带她去看心理医生。陈祖培联系上甘肃天水当地的妇联，请那边为雷某70多岁的老父亲买张来北京的火车票，接雷某回家。

　　把家政服务员交到家人手中后，陈祖培松了一口气，但是更重的任务在等着他。出事后，茅老对陈祖培说，富平要负应负的一切责任。

　　赔偿引发的争议

　　安抚雷某的同时，富平也在和孩子的家长沟通。孩子的葬礼办完后，孩子父母过分伤心，陈祖培安排他们去京郊度假村过年。并在年后给他们张罗着找二环内的房子租。后来孩子父亲顾先生自己找到了房子，富平出了房租。这期间富平大约支出59600元。

　　“我们希望安抚孩子的父母，减轻他们的痛苦。”陈祖培说，“顾先生这个时候很冷静，春节期间他去了趟上海，初七那天回来，我主动提出去机场接他。他问我‘是算你个人接我还是富平接我？’我说是富平接他，他说：‘哦，那我就连谢谢都不说了。’”

　　“汤先生(汤敏，富平学校理事会理事)和茅先生去探望了他们夫妇。那次会面他们就有点不太冷静了。”陈祖培回忆道，“他们提出了100万的赔偿金，我们赶紧请了律师，富平不会逃避赔偿责任，但是赔偿要有法律依据。10天之后，顾先生提出了150万的赔偿金额。他说不谈法理，谈事理，最大的道理是，人命是无价的。”

　　“这事对我家庭的伤害太大了，我的孩子死了，我每次跟富平和媒体打交道都会回忆起那些经历。我要钱有什么用，钱能让孩子回来吗？”孩子的父亲顾先生在电话里对记者喊道。

　　他几天前阅读了茅于轼的那篇博客，认为茅于轼是想逃避责任。“什么叫无妄之灾？他老糊涂了！他不要晚节不保！他连自己应该负的责任都不知道!”

　　今年7月，在东城区消费者协会(富平家政地处东城区)的协调下，顾先生把赔偿额度降低到40多万。富平认为这一金额仍然偏高。“应该区分责任，保姆是不是应该负全责。保姆的全部责任应该不应该由富平全部承担，这些都是应该让法律解决的。”陈祖培说。

　　调解失败之后，东城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富平家政负全责，赔偿总额超过53万元。富平家政提出了上诉。

　　“法院认定家政服务员是我们的员工，跟我们有劳动关系，这是不对的。我们只是帮毕业的学生找工作，应该是一个中介机构。我们介绍出去的家政服务员有上万人。”陈祖培说。

　　家政业的集体焦虑

　　“介绍这么多家政服务员，谁敢保证不出事！”富平学校理事会理事、经济学家汤敏对《新世纪周刊》说，“这次判决一出，家政服务公司都在担心自己的命运。”

　　2007年10月10日下午，北京家政服务协会在齐鲁饭店召开“防范和化解风险，促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家政行业代表和专家小型研讨会。当时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认为，这个判决是不公正的。

　　家政服务员和服务中心是不是属于劳动关系，决定着家政服务公司要不要为保姆造成的损失负责。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表示，“是不是构成劳动关系，要看他们当时的协议是如何约定的。如果协议上写清了公司只是扮演居间人角色的中介机构，公司就没有义务为家政服务员的过错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否则，就要承担赔偿责任。”

　　陈祖培拿出富平的统一协议书：“确实是我们富平家政和客户签约的，但是我们写得很清楚，甲方雇佣乙方推荐的家政服务员??”

　　在北京家政服务协会的官方网站上，有两种合同样本提供给会员使用，一种是公司和客户两方协议，另一种是家政公司、客户和保姆的三方协议。富平使用的是两方协议，这使得他们在法庭上非常不利。另一点让法庭认为家政服务员是富平员工的依据是，家政服务员的工资是富平家政做的银行转账。这让陈祖培觉得非常委屈：“转账是防止家政服务员的权益遭到侵害，之前我们也是按照传统的雇保姆方式，让雇主把钱塞保姆手里，结果好多家出了问题。一方说给了一方说没给，服务员的钱都被拖欠甚至赖账。我们后来就让雇主把钱打给富平再转给家政服务员的银行账户，就是为了保护她们的利益。”

　　刘俊海教授的另一个提议是，引入保险公司来帮助家政公司分担风险。给家政人员上一个责任险，“不上保险就不让上岗，同时进一步提升服务员的职业素质，加强服务的细节管理。保险公司加入进来之后，也会督促家政服务员提高素质，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干家政这一行要一千个小心，一万个责任心。”

　　几家保险公司代表也参与了家政协会组织的研讨，过去曾经有过一种面对家政公司的用户险，但是销售的公司只有一家，而且在年初就已经停止了。

　　一位在财险、寿险公司都曾工作多年的保险顾问佟先生告诉《新世纪周刊》，一种成功的保险产品一定会迅速引起同行的复制。这种被停止销售的保险肯定是收益很少，或者风险很高。

　　“而且还有一点，财产保险的对象明确，比如保姆打碎屋子里的东西保险公司赔偿，但是寿险来做这种保险麻烦就很大，保姆为所有家庭成员服务，保险对象包括全家的人，老人，重病人、孩子，这几乎是不可操作的。”佟先生说。

　　富平给每个家政服务员都买了一份保险。陈祖培说，“过去也出过事，家政服务员急病、受伤，还有家政服务员被性侵害的。给她们买的意外险和附加的医疗险帮助了她们。一般都是家政服务员出事，这次的事件，确实在我们意料之外。”

　　富平家政的前途和命运

　　这次事故后，陈祖培收到了很多信，还有电话。这是富平学校的毕业学员写来和打来的。有些人已经听到了富平面临索赔的事情。

　　“有同学要捐款，说我们有一万多姐妹，每个人为学校捐几十块钱就够了。”陈祖培说，“茅老拒绝了，他说大家挣钱都不容易，他也不愿意接受某个老板的捐助，他说任何人的收入都是自己的劳动所得，无论穷人富人。”

　　富平提出了上诉，“我们现在只能相信法律，希望法律让我们负该负的那部分责任。”陈祖培说，“如果二审维持原判，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精通法律的网友给茅于轼支招：宣布富平家政破产，由于富平家政的注册资金只有3万元，富平将只需要赔很少的钱，不足的部分不会追讨到股东身上。然后重新注册一个公司就可以另起炉灶——许多小企业都是这么干的。

　　汤敏表示富平不会宣布破产：“我们还是相信法律会给我们一个公正。如果真要赔这么多，我们会尽量想别的办法保住富平。尽管中国是大陆法系，判例对法官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如果这个口子一开，以后家政业都会难于生存，二审时法院会更谨慎。”

　　茅于轼的博客上，有人对他表示同情和支持，有人则威胁要跟他动粗，其中很粗鲁地谩骂他的话都没有删除。在继《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篇文章之后，这里又一次成为不同意见的战场。

　　茅于轼先生的夫人告诉《新世纪周刊》，他出差了。尽管年近八十，茅于轼每天还有许多工作，富平学校和富平家政只是他若干事业的一项。他接打电话已经有了困难，他的耳朵很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