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你被詹启智告了吗

　　-本刊记者/张雄

　　先是向作者买断文章的版权，然后起诉那些转载了这些文章的网站，三年的时间里他在全国各地将300家网站告上了法庭，甚至把官司打到了西藏，成了西藏自治区的首例知识产权案

　　河南人詹启智出名了。

　　从2004年起，他的“三面向”版权代理公司向全国300多家大小网站发难，詹启智将它们一一告上法庭。他的起诉理由是：在未获得许可的前提下，这些网站转载了由三面向公司享有版权的文章，已构成侵权。

　　“我就是对这种事情气不过。你拿了我东西要跟我打个招呼啊。”詹启智说。

　　平均算下来，詹启智每三天就要打一场官司。

　　一时间网络界闻詹色变。很多地方的网络公司老板们一碰面就互相问道：你被詹启智告了吗？

　　南征北战声名鹊起

　　43岁的詹启智坐在咖啡馆里仍保持着一种习惯性的严肃。这种表情让人感觉——他准备随时接受法官的质询。

　　“现在他们(侵权网站)都恨死我了。”詹启智说，每天他都会上网搜索关于他和三面向公司的新闻。“我要及时了解舆论动向。”

　　詹启智实际上有两个三面向公司。除了这个广为人知的版权代理公司外，他还在之前的2000年注册了三面向文化公司，从事图书的策划编辑出版等业务。

　　三面向的名字，来自于詹启智最崇拜的政治人物——邓小平给北京景山学校的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不仅教育事业要三面向，版权事业，文化事业也要三面向。”詹启智说。

　　詹启智的文化公司并没有出版权，他在策划出版图书时面临的最大障碍便是版权问题。

　　“可以通过作者授权我找出版社解决。但有个问题：如果发现盗版，从法律上来说我就无权处理，因为我没有版权。所以我就通过版权转让，从作者那里买来版权后，维权的话就会方便很多。”

　　詹启智说，公司几乎所有作品都是通过版权转让合同取得著作权的。“实际上成立版权公司就是给文化公司服务的。”

　　三面向版权公司策划的图书共三十来种。但詹启智的声名鹊起显然并非来自于这些图书，他三年来南征北战的版权官司才是他迅速成名的关键。

　　从2005年开始，三面向公司发起了全国范围内的版权诉讼活动。2006年1至4月，三面向公司陆续向河南省郑州市、三门峡市等地20多家网站提起侵权诉讼。2006年4月，江苏、安徽的106家网站因为同样的侵权行为接到了三面向公司的律师函，其中80%是政府部门主办、主管的网站。

　　2006年6月，三面向公司又向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安阳市非公有制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安阳市乡镇企业管理局、安阳市农业局、安阳市农业局农业科技110服务中心等侵犯其著作权。

　　2006年6月6日和6月7日，三面向公司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多家被告就9宗著作权纠纷案对簿公堂。最后，涉及深圳的20多宗案件近半已经达成调解，这些公司大多为非经营类网站。同年11月，哈尔滨市17家网站被三面向公司告上法庭。2006年11月29日，在杭州、嘉兴、温州等地先后有100多个部门和单位被他们推上被告席，这些被告都是由政府部门主管或主办的网站。12月7日和8日，三面向公司又向浙江金华地区的16家单位提起了诉讼。

　　2007年，三面向的官司打到了西藏，成了自治区的首例

知识产权案。这一年还起诉了广东省农业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武汉大学等的几十家网站。从南到北，詹启智的版权官司打遍天下。

　　被指“网络撞车党”

　　在国内互联网规范尚未健全的大环境下，转载在很多网民甚至网站经营者看来，都是见怪不怪。

　　有很多人质疑詹启智是专门挑转载率很高的作品买下版权，然后去起诉。詹启智的解释是：三面向公司挑中的都是优秀的作品，这样的文章被转载率自然就高。

　　“都是侵权网站给自己找理由，说我们布下了陷阱。那么请问：如果你不侵权在先，我们能告你吗？我告的还有省政府主办的网站，难不成我还敢给省政府布置陷阱？借我个胆也不敢啊。”詹启智不无讽刺地说。

　　在被告对象的选择上，詹启智有自己的原则：找那些容易找得到的。那些留有地址、联系人、主办单位的网站是詹启智的首选。“为什么我们告政府机关的网站多？就是因为好找啊。”

　　詹启智的一般做法是：把同一地区的侵权网站放在一起集中起诉。在锁定目的地后，先搜集5个以上的当地侵权网站，让律师给他们发函，寻求协商解决。

　　“但发函的结果是基本上没有回音，回复的不到1%。” 对律师函置之不理的网站，詹启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起诉。法院传票的震慑力显然比律师函强大得多，“60%～70%的网站都在这个阶段跟我们和解了。”

　　“不过依然会有个别的网站坚决不同意和解，”詹启智说，“他们在法庭上牛气十足地指责三面向公司是‘无理取闹的恶意诉讼’。”

　　“我们将在网站张贴倡议书，号召全省农业网站联合起来抵制三面向公司这种‘网络撞车党’行为！”2007年9月，在被三面向公司告上法庭后，由广东省农业厅主办的广东农业信息网负责人向媒体表示。

　　“什么叫恶意诉讼，什么叫网络撞车党？”詹启智反问，“版权所有者向侵权者讨回公道，我们的行为完全合法。”

　　“我们会跟广东农业厅死磕到底。现在正在调查收集证据，不久就会跟他们打一场名誉权官司，看看到底谁是网络撞车党！”詹启智拿起拌勺，狠狠地舀了几口咖啡送到嘴里。

　　“打这种官司不赚钱”

　　在百度的“三面向”贴吧里，詹的反对者们组建了一个“反三面向QQ群”。类似“混蛋三面向”、“詹启智明天暴病死亡”的诅咒在贴吧里横飞。

　　“还有网站发布消息说三面向公司已经倒闭呢。”詹启智笑笑，“我不介意舆论怎么说！于理于法，三面向公司都是对的。而事实上，99%的官司我们都胜诉了。”

　　詹启智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叫《三面向敢为天下盗版的敌》。在三面向公司起诉的单位中，有国家部委，还有两个省级人民政府。有个省的法院在接到起诉书后明确告诉詹启智：你这个案子我们不敢判，必须要换被告。

　　“后来他们就帮着找了个替罪羊公司充作被告了，这个案子后来我们胜诉，不过没赔多少钱。”詹启智说，在维权过程中受到的最大阻碍就是地方保护主义，那1%的败诉即源于此。

　　“有些地方的法官是枉法裁判，曾经有省政府文件直接发到法院里，要求一定不能和解，要判三面向败诉。”对于此类情况，詹启智表示会坚决上诉，“如果高级法院维持原判，我们会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还改不过来，我们就会找全国人大申诉，直到讨回公道。”

　　有媒体曾给詹启智算过一笔账：按每件案子三面向公司能获赔3000元计算，三年300件案子打下来詹启智已经盈利近百万。

　　“首先我们是追回损失，拿到钱那不叫盈利。詹启智透露，300多件案子获得的赔偿尚不够诉讼支出。“很多案子让你赢官司折了本。比如我开支了公证费1000元，律师费2000元，差旅费500元，最后法院判对方赔我1000元或2000元，这样我的基本费用都收不回来。”

　　“还有个原因就是，有些案子的赔偿还没有执行下来。”2006年2月，三面向公司起诉深圳麦肯特经营管理的“中国营销传播网”，这是詹启智打的最大的一场版权官司。该网站使用了800余篇版权归三面向公司所有的文章且未支付稿酬，三面向公司认为麦肯特侵犯了其获得报酬权，要求麦肯特赔偿稿酬损失等达150多万元。

　　“法院一审判我们胜诉，赔偿金额定在90万元左右。被告方不服，还要上诉。所以这笔赔款还没有马上到位。”

　　至于打官司花费的成本，詹启智解释说，公司把在出书的生意上盈利的大头都放进去了。“我觉得还是值得的。如果不打官司，我们的书只能卖1000本。打过官司后可能卖10000本，盗版少了，看正版的自然就多了啊。”

　　在深圳的这场巨额版权官司结束后，有媒体称詹启智是“网络王海”。

　　“我不喜欢这个称号，”詹启智说，“完全是两种性质。王海是以消费者身份打假，但他的身份一直受到质疑：到底是消费者还是经营者。我们是以著作权所有者的身份来维权，我们的身份永远不应当受到质疑。

　　对盗版嫉恶如仇

　　詹启智的嗓门很大，这使得坐在咖啡馆里的其他人对他频频侧目。

　　“我的父亲是农民，一个老黄牛式的人物，做事非常执著。在性格上我跟他很像。”詹启智说。

　　如今几乎每天都要跟法律打交道的詹启智并非律师出身，在公司刚成立时他还闹过笑话。“一开始我想打官司找律师挺费劲的，我招聘几个不就方便了吗？广告都贴出去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只有律师事务所可以招聘律师，三面向公司只能聘请律师。我这才恍然大悟。”

　　经济学是詹启智的本行。1984年从郑州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詹被分配到河南财经学院教书。

　　那时的詹启智是个百分百的书生。“每天只想着读书，写文章。《资本论》我通读了两遍，很多段落当时还能背诵。”

　　年纪轻轻的詹启智在河南财经学院的教师队伍里显得有些孤僻。“他们没事就打牌，打球，我从来不参与。”詹启智说，就光顾着看书写书了，直到现在他也没什么业余爱好。

　　1988年，25岁的詹启智发表了35万字的学术专著《工业经济效益学》。接下来几年，詹又在不少全国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论文。“我的科研成果当时在学校里，不敢说第一，大概也差不多了。”

　　不过，跟很多高校中的年轻教师一样，詹启智也遭遇了评职称问题。

　　“很多老师的科研成果远远不如我，都评上了副教授。除了年纪大，他们没有任何强过我。”

　　评职称的事情很让詹启智耿耿于怀，为此他曾在学校里罢过两次课：课上到一半，詹启智对学生说：我只是助教，不够教授副教授甚至讲师的条件，这课我不上了，你们告诉校长让他另请高明吧。

　　校长赶忙规劝他回去复课，但詹启智还是不依不饶地给自己放了半学期的假。“这就是我的性格，很冲。认理不认人，认法不认理。”詹启智说。

　　“河南的环境实在让人伤心。那几年过得很累，总感觉心里不平衡。”在僧多粥少、按资排辈的大学里，詹启智直到1997年终于评上了副教授。

　　但此时的詹启智已经对校园生活失去了兴趣。1997年3月，詹启智来到了北京。“但我没有辞职，直到现在我的人事关系还在学校。学校给我的工资还一直发到了2002年。”詹启智笑言自己在体制下，先受害后受益。

　　走出学校的詹启智进了出版行业。“马克思讲追求利润是资本的本性，实际上这也是人的本性。”也许天生注定跟书有缘，詹启智在出版社干得如鱼得水。2002年，詹跳槽去了上海的一家出版社担任图书策划。

　　就在詹启智在出版社兴冲冲地工作时，他负责策划的一本图书被不法书商盗版了。“他们盗了一个多亿的码洋(全部图书定价的总额)啊！我们的书才卖几百万，这是什么概念！”

　　詹启智曾代表公司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去举报此事。当时的《中国新闻出版报》也在头版头条发过报道，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

　　“但是因为盗版商跟我所在的那家出版社高层间的关系很微妙。那时候我力争要把事情查到底，但社长制止了我，这事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詹启智说，“这件事对我后来影响很大，可以说对盗版嫉恶如仇。”

　　郁闷的詹启智离开了出版社，回到北京开始了三面向公司的创业。

　　“我也要保命”

　　詹启智说自己是个耐力很强的人，所以不怕打官司的麻烦。“如果没有耐心，我也爬不了格子。我独创的作品有200万字，加上我主编的学术专著一共有1000万字 。有时候你不怕麻烦，也就感觉不到麻烦了。”

　　詹启智并不掩饰自己的野心：“打官司就是尽到我较真的责任。可能三年、五年赔钱，或许第六年就能赚回来了。”他认定在版权经营上，以后还会有很大的利润空间。“我们把作品授权给网站登载，靠收取年费的方式，这是将来的盈利点。”

　　采访结束，记者想给詹启智拍张照片放在杂志上，这个要求被他婉拒了。詹启智说，他的仇人太多，官司该打的还会继续打，但该防的还是要防。“我也要保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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