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今天的诗人们

　　-本刊记者/刘炎迅

　　诗人在社会的位置越来越边缘，他们在现实中的种种努力显得一无是处

　　“先锋诗人杨钊在家中自杀，送往医院途中不幸身亡。”2007年10月5日，余地自杀身亡次日，这样一则消息 开始在网络上流传。

　　又是诗人！又是自杀！

　　正当众人扼腕叹息之时，消息的最初发布者弓阳突然发表声明称，杨钊没死，依旧健康地活着。这只不过是他和杨钊 本人共同策划的一场行为艺术——《作品1006号：生死间隙》。

　　“这不过是一个玩笑。”杨钊事后轻松地说。

　　事实上，除了策划者本人，没有人认为这个玩笑有趣，一时间网络骂声四起，很多人痛心疾首：“现在的诗人都怎么 了，如此无趣，如此混乱，如此荒诞，如此没有底线！”

　　这只是近年来“诗人”制造出来的噱头之一。诗人上街乞讨、诗人的裸体朗诵、诗人乞求包养、诗人自囚写作??失 去昔日荣光的诗人，在当下中国，以另一种姿态，闹出了不小的动静。

　　“可悲的是，这一切，都与诗歌无关。诗人，似乎丢失了自己。”一位网友说。

　　诗人，这个特殊的群体，在这个经济至上、效益优先的年代里，是什么样的生存状态？

　　《诗刊》编辑孙文涛曾自费走访隐匿于全国各地的多位民间诗人。农民、打工者、公务员、干部、教授、记者、小商 贩、退休者、无业、军人，每一位受访的诗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

　　据孙文涛所做的抽样统计，受访的诗人中，长期无业者最多，占30%。

　　隐居诗人

　　2007年10月21日，北京市朝阳区水碓子东路上的国林风写字楼，孙文涛接受了《新世纪周刊》的采访。这位 出生于1952年的瘦瘦高高的诗人，现为《诗刊》杂志的一名编辑。他提起自己历时两年的寻访民间诗人之路，依旧充满激 情。

　　“我是个诗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更多地了解中国的诗人群体和诗人文化，我之所以自费去走访全国众多隐匿在民间的 诗人，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简单的想法。好诗在民间，好诗人也在民间，不能忽视。”在他的3个小时的讲述中，一幅中国民间 诗人的生存现状图谱逐次铺展。

　　孙文涛给自己寻访民间诗人的行为取名为“大地访诗人”。他的第一站是贵州。在那里，他遇到了两个让他印象深刻 的诗人，哑墨和梦亦非。

　　1942年出生的哑墨，原名武立宪，贵州普定人。“常年栖居贵州山区，他除了诗歌创作，还是一个坚定的当地民 间诗歌资料的搜集整理者。”孙文涛说。

　　哑墨有过激荡的青春岁月，在归隐这片山林之前，曾于1978年支持创办民间诗刊《启蒙》，此后又参与创办了《 崛起的一代》、《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和《大骚动》等民间诗刊。

　　如今已经65岁的哑墨，住在贵州山区一处叫做野鸭塘的地方，仍然坚持写作诗歌。 “因为子女的照顾，没什么负 担了，和年轻时遭的那些穷苦比起来，现在我可是快活多了。”哑墨说，和一些年轻的诗人比起来，“不必总想着明天下锅的 米在哪。”

　　哑墨书房的墙上，贴着日常作息表：“上午阅读学术、理论性的文字，中午午睡片刻，下午看看文艺作品。”哑墨说 ，每逢农历的节气日，他都是背上行囊，独自爬上家门前的那座山峰，坐在长满野草的山头，望着飘渺弥漫的云雾，创作诗歌 。“有时候，一天下来，写不了一首完整的诗歌，都是些零散的诗句片段，我很喜欢，那是我的‘山栖诗语’。”

　　那天，孙文涛正在和哑墨畅谈时，一位年轻人敲门进来，扛着一包印刷品。年轻人就是梦亦非。

　　梦亦非，原名武开翔，贵州独山人。1975年出生。早在1996年便创办民间诗刊《零点》，也是西南地域性写 作的重要倡导者之一，曾写出《黔南故事》、《苍凉归途》等长诗，同时他还参与编写了《诗前沿》。

　　“我的笔名出自五代诗人翁宏的一首诗，‘寓目魂将断，经年梦亦非’，我最早拿这个名字写武侠小说。”梦亦非说 ，“我是个闲云野鹤式的人，没法接受社会游戏规则，怕有一天成了小官僚毁了写作。”因此，他早在1997年就辞去了独 山县上司镇邮电支局局长的职务，这么多年来，一门心思放在诗歌创作和民间诗歌刊物的运作上。

　　梦亦非有些骄傲地说，当初办民间诗刊《零点》，审稿、编辑、跑印刷厂等等工作，都是他一人包干。“其实自己办 一份诗刊，是很辛苦的，邮寄费、活动费还有印刷费等等，每一期印500本，要8000多块。”他说，目前的民间诗歌刊 物中，他的印数算是中等。

　　“为了维持日常生计，保证《零点》的正常运作，除了诗歌，我还写小说，中篇或者短篇。”梦亦非很坦然，他说： “写诗是朝圣，是修炼，写小说完全是谋生，是玩，是游戏。”

　　每天，在贵州的这处村庄里，梦亦非下田插秧、上山砍柴之外的时光，都交给了诗和小说。他有一间简陋的木屋，里 面放满了书，只要坐在其间，他就感到满足，感到踏实。乡民们却不能理解，视其为“怪胎”。

　　这个村子很偏僻，梦亦非与外界的主要交流方式就是信件，“我的信件很多，村里的邮递员都成我专职的了。”他也 曾凑钱买了一台电脑，期望与外界有更多交流，“村子里根本没有网络线路，更糟糕的是，电压还不稳定，电脑很难正常运转 。如今成了摆设。”

　　“我不后悔，我天生就是游离在社会边缘上的人。”梦亦非说。

　　两年多的时间，孙文涛一直在路上。“走访中，那些民间诗人的各不相同的生存状态，让我感慨万千。”“这些民间 的诗人，基本有着一个共同点，隐居式的生活，甘于寂寞，诚心静气地去创作诗歌。”

　　打工诗人

　　“要想真正了解中国现在的民间诗人群体，有一个数量庞大的部分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广东一带的‘打工诗人群体 ’。”孙文涛说，“打工诗人”和他们的诗作，作为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份特殊的精神记录，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在走访中，孙文涛接触了众多的漂泊异乡的打工者，“白天拉水泥板车，砌砖墙、筛黄沙，做着最耗费体力的活，晚 上，蹲在灯光昏暗的工棚里，用诗歌来书写自己的苦闷、悲伤、忧愁和愤怒，当然也有喜悦，不多。”打工者背井离乡，乡愁 成了他们永恒的话题。一位打工诗人写下这样的诗句：“今夜的桌上只有两个杯子/我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让桌上的木纹/流 成一条通向故乡的河。”

　　“他们语言或许不够艺术，思想或许不够成熟，可能会遭到否定或轻视，但谁也挡不住这些打工者的诗句中迸发出来 的血性的光芒。”孙文涛说。

　　张守刚是打工诗人中比较执著的一位。他先后在湖北砖厂打过零工，在内蒙古煤井下挖过煤，之后又在一家汽车配件 厂做过冲压工。几年前，张守刚在冲床操作切边过程中，因冲床失控，他左手拇指以外的4个手指头全部被切掉。在极度悲伤 和郁闷之下，他写下：“生活/在每一次断指时/发出毫不相干的笑/让我的眼泪朝着天空/飞去”。

　　沈岳明同样是一个为了梦想流浪的文学青年。初来深圳时，他在一家酒店做杂役，杀鸡杀鱼倒垃圾。每天连续工作十 五六个小时。一天下来，沈岳明的一双手上留下的是累累伤痕。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写诗。后来，他离开那家酒店，进入深 圳一家玩具厂，做起了仓库管理员。有一次临近下班时，他突然灵感来了，就趴在桌上写了几行诗，却刚好被前来拿货的主管 看见。最后，他被炒了鱿鱼，理由是上班时间干与工作无关的事。

　　很快，沈岳明又进了东莞厚街一家陶瓷厂，做了一名流水线工人。在那里，因为工作卖力，沈岳明由一名普通工人被 提拔为绘彩部主管。这家台资厂的厂规出奇得森严，周末不得休息，全天24小时只有晚上10点后的一个小时可以上街买日 用品。虽是主管，沈岳明本质上仍然是个打工者，并没有实际权力，只能严格遵守这样的时间规定。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每 天写一首诗。

　　荣光不再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期，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诗人们蓦然间发现，写诗不仅无法养家糊口，甚至连残存的一点 尊严也难以维持了。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是，某著名诗人流浪在外，已身无分文。到了一家酒馆，他以曾经屡试灵验的方式央 求老板，希望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以换取一杯美酒，但遭到老板的奚落：“我可以给你酒喝，但请你不要念诗。”

　　“既然诗歌不能带来GDP、不能评职称、不能带去面试、不能带来高稿酬和增加收入、不能娱乐朋友、不再能讨恋 人喜欢、不再能成为畅销书、不再能证明才华??简直一无是处，那么还要诗做什么呢？”一本主流周刊如此评说。

　　一度风靡校园的偶像诗人汪国真早已不写诗了。据说闲暇时他除了题字作画外，其工作室主要为企业、风景区和城市 创作宣传歌曲。自从20世纪80年代在诗坛大红大紫之后，汪国真的诗坛之路就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和得天独厚了，有一次在 北京某高校演讲时，有大学生递上纸条称：“初中崇拜你，高中喜欢你，大一时很少看你，大二以后就不再读你。”令汪国真 当时万分难堪。

　　后来，由于写作诗歌收入逐渐减少，汪国真在朋友建议下四处筹措资金在北京市区内开了一家火锅店，希望借自己的 名气能为这家店带来滚滚财源。不幸的是，因为汪国真不懂经营，这家火锅店很快倒闭，这位曾经的当红诗人的大部分积蓄也 赔了进去。

　　2001年秋，在诗坛上沉寂了一段时间的汪国真又毅然决定复出。为了给复出造势，汪国真精心准备了一台汪国真 诗歌朗诵会，亲自登台声情并茂地朗诵自己的代表作品。这台“汪国真复出诗歌朗诵会”声势甚大，除各高校中汪国真昔日的 崇拜者外，文坛中诸多知名人士也纷纷前往捧场。但令人惋惜的是，虽然复出声势大，但收效甚微，复出的作品《汪国真诗文 集》在各地书市上，鲜有人问津。

　　一位网友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原来那个能写出少男少女心声的汪老师已死。”诗人西川直言：“在上世纪80年 代你要不写诗，那你简直就是一个很荒唐的人，因为全国青年都在写诗。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你要再写诗，人家就会觉得你 简直有病。”

　　“曾经比较出名的那批诗人，如今的生活都不是特别的好。顾城、海子自杀了，食指疯了，舒婷隐居海岛了，随着诗 歌光辉时代的过去，如今提起写诗，非但不是一种荣耀，常常会变成一种羞辱。在一次商务酒会上，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自 我介绍自己的另一个身份：“诗人”，随即听到台下一阵嘲讽声。一位曾经在大学异常活跃的诗人，现在每当被人介绍诗人身 份时，总会遭到他的激烈反击，‘你才是诗人，你们全家都是诗人。’”孙文涛无奈地说。

　　著名诗人北岛，现在居住于美国，不定期给国内的一些杂志写专栏，“随笔一类的，不是诗。”如今这位诗人这样理 解诗人和诗歌的尴尬：“那时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 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 ，这些误会再也不会有了。”

　　复兴路径难寻

　　今年初，芒克、梁小斌、默默、莫非、车前子、树才、老巢、潘洗尘、叶匡政等14位诗人齐聚冰城，共同签署了号 称“中国第一个诗歌自律公约”的《天问诗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内容包括每个诗人都应该维护诗歌的尊严，反对诗歌 无节制的娱乐化等。

　　在“梨花体诗歌”盛行的年代，在有人喊出“文学死了，诗歌死了”的年代，这到底是一种炒作，还是如他们所说“ 是对中国新诗90周年的献礼”？

　　孙文涛觉得，就公约的具体内容而言，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比如第二条，‘诗人天生理想，我们反对诗歌无节制的 娱乐化’，还有第七条：‘到了该重新认知传统的时候了，传统是我们的血’，都有积极意义，但是第八条就有点问题，‘诗 人是自然之子，一个诗人必须认识24种以上的植物，我们反对转基因。’能否认识24种以上植物，与能否做好一名诗人， 似乎没有太大关联。”

　　“问题不在于细节，关键在于，这样的行为，是否有助于诗人的成长，是否有助于诗歌找回昔日的荣光。”孙文涛坦 言，“将目光从山林之间转回城市，那些80后甚至90后的少年，吃着汉堡，听着嘻哈，看着老美，摇着，滚着，一副玩世 不恭、放荡不羁的模样，一转身，却又会安静下来，写诗，比如春树。”

　　比起70后诗人，80后和90后的诗人们是幸运的，他们拥有网络，一个自由自在的空间。孙文涛说，他曾经访问 过的两位诗人老刀和发星，编辑了一本《独立E时代77—83年出生诗人作品选》，其间80后诗人的实力彰显无疑。

　　“诗歌如何复兴？关键可能在于我们怎么看待这些年轻的诗人和他们新鲜的诗歌。”孙文涛说，对80后诗人的误解 ，是当代不少诗人和评论家所共有的问题。不少人认为，春树的诗歌稚嫩、过于简单和缺乏内在的深度，这种争论到现在还没 有平息。

　　“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固有的诗歌传统思维逻辑在作怪。时代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诗歌的定义和实践自然需要变化 ，不能拘泥。这样，诗人才能活得有灵魂。”孙文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