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年：我不喜欢“垮掉的一代”

　　本刊记者　吴虹飞　

　　实习记者　许正阳　发自北京

　　王永年今年80岁了，身形依然高大。他精通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业务时间，他勤于翻译，译作等身，《欧·亨利短篇小说集》、《十日谈》、《约婚夫妇》、《在路上》，还有《博尔赫斯全集》中很大部分篇章，都译自他的笔下。退休前，他作为新华社西班牙语的译审，工作了30多年。

　　老人深居简出，不怎么与旧交故友走动，也没有花鸟鱼虫的爱好。除了翻译，据他说他还会针灸。在国外驻站时，他因为这一手绝活，被人戏称为“王一针”。

　　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在国内再版以后，老人的平静生活起了些变化。此书过去曾是禁书，如今风行一时，成为无数文艺青年的“心头爱”。许多人问他是什么感受，他直摇头说不喜欢。作为有着浓厚基督教传统的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这个凯鲁亚克的同龄人对小说里的放纵不羁、毒品与性，有许多的不认同。网上有人不能理解，既然不喜欢，为什么还要翻译？他也无奈了：“青菜萝卜各有所好，我是不喜欢这样消极的小说。别人问我，我就说了嘛。”

　　采访中间，摄影师来拍照。在陈设简单的屋子里转了一圈后，把王先生请到窗台边，问他，“我们拍张看风景的吧，您平时看风景吧？”王先生诚实地回答，“不看。”

　　圣约翰的学生，只上用英文讲的课程

　　我父亲解放前是国民党的大官，云南省盐务局局长，他是南洋工学院毕业的，那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他英文也很好。小时候我家藏书很多。我父亲从小教育我自食其力，我从来都没有伸手要钱，自己做家庭教师，给别人补习功课挣钱交学费，最后我从学校毕业出来了，没有衣服不行，他才给了我30块钱，买了一套衣服上班去了。

　　我16岁上大学，从高二直接考，高三下半学期就被录取了。那时候考试比较容易，上海好几所大学都录了我。圣约翰名气大，我就选了它。中学起我就开始挣钱，同时做几份家教，中学小学都教，外文更不用说了。但做这活儿精神上不太愉快，因为请得起家教的都是有钱人，他们把我当佣人看。有时候学生太笨，学不好，我也得跟着挨骂。一次我去上课，一进门听见一个学生在哭，他爸爸在骂他。一见我就说，你以后甭来了——好像他学得不好是我教得不好。我就灰溜溜地走了。

　　圣约翰是教会办的学校，但不一定要基督徒才能上，一般人也可以。通过教会找工作、出国比较有保障，所以有的学生也愿意加入教会。神学课是所有人都要选的，《新约》、《旧约》都学，两个学期。这门课讲神的道理，像为什么耶稣把饼分给好几百人，大家都能吃饱，这都是有说法在里面的。搞翻译的人一定要熟悉《圣经》，像我翻译的书，都会注上根据《圣经》第几章、第几节。

　　那时连中文系的老先生，穿着长袍马褂的，也是一口流利的英语，要是讲不过来了，就用英语解释。所以出来的学生英语都挺好，即使中文系出来的学生，也可以用英文听课。甚至有学生把不懂中文认为是光荣。有的课说好的用中文讲，有些学生不给老师面子，把注册卡交还给老师，说我不上你这门课，我到用英文讲课的地方去。

　　张爱玲也在圣约翰听过课，我们在一个班念过英文。她头发留得很长，长得比较清秀，很清高，一般的人都看不上。你知道南方农村小孩穿的虎头鞋吧，有两个耳朵的，她就穿着这种鞋，黄颜色带一点红的比较粗的布做成的那种，到学校上课，很特别。我不记得和她说过话，她看不起人，我干嘛要和她说话？你别以为她怎么样，她有时候考得不如我好的。

　　400人报考出版社外文编辑，最后录取我一个

　　我中学时本来想学医，那时德文医学院很有名，就学了德语。英文属于非学不可，抗战时期日文一定要学，此外，当时对前途没什么希望，苏联是革命的启明星，业余时间又学了俄语。俄语是我到白俄的家里去学，每星期都去，晚上也去，一直到解放以后，我还在学俄语。所以我中学的时候就学了4种外语了。

　　后来日本投降，日文用不着了；抗美援朝，英语也不吃香了。找工作的时候，会英语非但不是一种资本反而变成一种负担了，尤其听说你是圣约翰出来的，资产阶级学校、美帝国主义教育的，对自己没好处。最后我是靠俄语找的工作，在学校里做俄语老师。可又过不久，反苏修了，中苏关系不好了，俄文也不灵了，我就自学了西班牙语，那时全国懂西班牙语的也不多，大学里有西班牙语系但学校还没有毕业生。

　　我教俄语那几年是在云南，干得挺不错的，学生喜欢上我的课，好多工作人员也来听我的课。但我祖母，父母都在上海，希望我回去，我就离开了云南，那是50年代初，我那么走算是自动离职，工龄不能延续，回到上海后，一切从头做起。当时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前身，新文艺出版社招考外文编辑，我就去了。400人报名，初招40人考试，最后录取一个，我考外文当然不在话下。

　　在译文出版社做编辑的时候，我读了很多很多外文书，因为人家投来的稿，我们都要对照原文再看一遍，很多都是长篇，比如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天才》，一看就是几个月。

　　那是段美好的时光，我家里住的是公寓房，在淮海中路和淮海西路交界的地方，宋庆龄故居的对面，条件很好。上班的地方在上海市华东局，康平路，我办公室的房子在荣毅仁公馆的隔壁，他在81号，我在83号，房子的材料、建筑时间，都差不多的，很安静。

　　新华社的工资起码低了一级

　　50年代末，新华社要成立西班牙语对外报道组，找人找到上海。通过上海市委打听到译文出版社有个王永年懂西班牙语，结果跟我本人都没见面，就把我的关系转到北京去了。58年以后，“全国一盘棋”，“指到什么地方，就打到什么地方”，领导一句话，我就一个人到北京来了。来了之后，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吃还吃不饱，我的粮票还要往家里寄。那时候一人一个月5两油，一年下来攒6斤，每年春节探亲，就坐火车扛回家去了。你们可能不知道，原来还有地区差异，上海生活待遇是最高的。出版社收入也很好，而新华社的工资起码低了一级。一级是什么概念？那时百十来块的工资，最少要差20来块，那时一个人的生活费，20块吃喝玩乐，足够足够了。那时我们吃一块猪排，一块大排骨加一点青菜才要一毛钱。直到1973年，我家人才调到北京。

　　在新华社的时候，我们每天下午六七点钟上夜班，上到第二天早上六七点很正常的，有时要等到第二天早晨8点钟，接班的来了才下班。每天工作12、13个小时，要翻译连同译审的稿子加起来至少6万字，很苦的。那时《人民日报》的社论每天要发，《解放军报》的社论要发，有时《人民日报》一天两个社论，一大一小，都要拼命把它发出去，不发出去就是政治错误。实在忙不过来，我们也请外面的人来帮忙，他们觉得我们新华社的人特别了不起，速度快，人民日报的社论是1万字，稿子放在这儿，嘎嘎嘎嘎一会儿就出来了。

　　以前工作真是如履薄冰，不能出错。比方说下了班，回家躺在床上，突然想起来，哟！我那个字可能翻错了，可不得了，穿上衣服，偷偷摸摸，跑到办公室，拿出稿子来看，哦，没错，才放心地回去睡觉。

　　“文革”那些年，我过得挺安稳的。不是运气好，是人好啊！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你平时没有害人之心，能帮忙的时候帮人家忙，人家也不会下手来整你。但有人不是这样。最典型的例子，我们那时出个小错字就不得了的事情。比如说外文毛主席的毛是“Mao”，打字机上“O”和“L”连在一起，你稍微手一滑，“O”变成了“L”，就变成“mal”了，“mal”就是坏的意思。真是不得了的事，反革命事件！造反派有一个头子，他就写成“坏”了，你是造反派也不行，这是对毛主席不忠，要开批判大会。在此之前，因为我和他是住一个宿舍的，我就说这种事，人家比较容易理解，一字之差，很容易打错。他痛哭流涕地作完检讨后，反过来就把矛头指向我了，说，“我这么错，王永年还轻描淡写，说只是一个字母之差，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知道我只是安慰一下他。他可以把自己的错误检讨一下，然后就反对你，因为我进步了，你就落后了、反动了。

　　那时候都是军代表坐阵，姚文元就是管新华社的，在上海时我们就认识，他是上海市委搞宣传的，外文出版社属于新闻出版系统，他相当于我的顶头上司。那会儿时兴“表忠心”，有个小翻译给姚文元写了信，说你怎么正确，我怎么拥护你，后来有重要的会议就让他参加，一夜之间就暴发了。那时我要是写的话，姚文元一定也重视我，但我要真写了就不得了了，当时是好的，后来倒霉就不得了了。

　　我在新华社的地位属于中下，我也不是共产党员，可吃亏、可没面子呢！比如开个什么会，就会请你出去，说这会你不能参加。这不是很丢脸吗？其实我的立场还是共产党的立场，如果有人动员我，发展我，我也会入的，只不过我不是削尖了脑袋往里钻。

　　翻译《博尔赫斯全集》，稿费不到两万

　　开始做翻译就是为了谋生，就这本事，不做这个做什么？那时候是业余时间干，有的稿子能用，有的稿子还不能用。你别以为翻译，以前翻译还是小生产，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批的啊，不是很光彩的事情。我就偷偷摸摸地干，有些作品署笔名，像王仲年用得比较多，而雷怡是西班牙文国王的“王”字的发音，还用过杨绮，杨是我去世的老伴的姓，绮是我一个同事的名字。有时《世界文学》一期里有我四五篇文章，这时候就不能都署一个名，否则别人会有意见，认为你们搞小圈子，专门用自己的翻译，不用外面人的稿子。唉，做人很累的，各方各面都要考虑。

　　翻译稿费一般是千字60元，像我刚才签那个合同才千字50元，是《在路上》的订正版，翻译《在路上》也是按这个标准，翻一本书赚不到1万块钱。从80年代起就是这个价钱，一直没变过，给翻译公司翻钱会多一点，一般都是商业文件，但要得比较急。翻译《博尔赫斯全集》，也就不到两万块钱，那本书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每天译一点，定时定量，一点一点啃。其实处理什么问题也都是这样的，烦得不得了的话，就先把它剖开来，分成几个部分，一部分一部分地做就不累了。

　　博尔赫斯对东方的东西很了解，很渊博。他写的东西很简练，他不简练不行，他失明了，眼睛看不见，不简练的话，他记不住啊。他没有写过长篇小说，要不写到后面，就忘了前面。

　　他也很有学问，懂好多外文，英文、法文、德文……有些文字现在很少有人懂，像北欧的文字，他也懂。文字掌握得多的话，能融会贯通，一种表现方式不行，换一种，绕过去就豁然开朗了，只懂一种文字，就一棵树上吊死了。

　　现在我眼睛不好了，有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在路上》翻译了10个月，每天至少4小时。其实接这个活儿挺后悔的。你看这个书是没有空白的，密密麻麻，没有段落，扎扎实实，有多少字就是多少字，占不到便宜。有些书很占便宜的，比如说30个字一行，有的地方是对话，回答说“好”，前引号，后引号，加个句号，4个字符就是一行。

　　这本书的初稿是一次性写完的，凯鲁亚克花了3个星期，在一张30多米长的卷筒纸上，连续打字打出来的。后来改的时候，有些朋友给他提意见，整段整段删掉或者整段整段加上去，次序也做了调整。这本书80年代就出过几个版本，目前为了研究他，美国那边把原稿拿出来重新出版，上海译文叫我把这个原稿翻译出来，做个校订本，哪段有，哪段没有，用个小册子标出来。

　　我没想到《在路上》卖得这么好。“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吧，现在年轻人爱这本书。凯鲁亚克这个人整天在东海岸、西海岸来回折腾，没有一个生活的目的，有工作不好好地干，有书不好好地念，性的方面也有点乱，还吸毒品，年纪很轻就死了，46岁吧。

　　我这个人就是“御用文人”，你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网上有人说，“你不喜欢，你翻译它做什么？”我不喜欢他，但可以介绍他是怎么回事。

　　王永年 生于1927年，浙江定海人。

　　1947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 1959年起任新华社西班牙语译审。他翻译新闻稿以精练、准确著称，到1980年代中期所译稿件已超过500万字，1979年，由他翻译成西班牙文的两篇中国新闻稿在墨西哥得奖。

　　王永年精通英文、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多种外语，工作之余翻译了多种世界文学名著，其中欧·亨利小说畅销多年。他又从意大利文翻译了文学巨著《十日谈》，是中国从原文翻译《十日谈》的第一人。

　　1993年，他编选、翻译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诗文选集《巴比伦彩票》，是公认的最传神、最精准的中译本。

　　《在路上》和“垮掉的一代”

　　1957年，从哥伦比亚大学退学的凯鲁亚克进行了一次跨越美国东西海岸之旅，事后用20天时间在一卷30多米的稿纸上敲出了一部作品，这部自传性质的作品就是《在路上》。小说主人公萨尔为了追求个性，与狄安、玛丽露等年轻男女沿途搭车或开车，几次横越美国大陆，一路上狂喝滥饮，吸大麻，玩女人，高谈东方禅宗，走累了就挡道拦车，夜宿村落，从纽约游荡到旧金山，最后作鸟兽散。

　　《在路上》的出版所引发的震惊，使得这本小说的问世更像一个历史事件。有统计数字显示，在这之后美国售出了亿万条牛仔裤和百万台煮咖啡机，无数“搭车族”效仿书中主人公，加入“驴友”行列，它为当时处于精神困惑期的美国青年提供了一个极为吸引人的生活样本。

　　对于西方的“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来说，《在路上》早就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他们的行动指南和精神导师。50年后的中国，这本书魅力依旧，“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这句充满荷尔蒙味道的宣言，让从小在循规蹈矩中长大，鲜有疯狂体验的中国青年，感到了内心被遮蔽的冲动。

　　《在路上》第一次被中国读者认识是在1962年，当时作为内部交流用的“黄皮书”，由黄雨石和施咸荣翻译，只印900册。1990年漓江出版社推出了第二个中文版，删去其中一些激情描写。1998年由文楚安翻译的全译本大受褒赞。2006年，为庆祝《在路上》出版50周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邀请翻译家王永年翻译了此书的原始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