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党代表集体亮相的逻辑

　　本刊记者 胡家源 发自上海

　　10月9日上午，蒋锡培以自己的名义给几乎所有他接触过的记者们群发了一条短信，提醒大家晚上收看中央一套的大型历史政论片《复兴之路》的第五集。

　　在这部讲述“1989年以后的中国”的专题纪录片里，创作者展现了2002年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党和国家的中央领导集体再次实现平稳交替的过程。也正是在那一次大会上，作为首次亮相全国党代会的7位民营企业家代表之一，远东控股集团的董事长蒋锡培成为媒体追逐的符号性人物。

　　当时的7位党代表里，4位来自江苏，1位来自浙江，还有2位来自重庆和广东，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显示出苏南模式以及后来的新苏南模式在那个年代超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

　　5年后，党的十七大召开，蒋锡培和其他4人已不再连任党代表，而当初民营企业家代表中超过一半都来自江苏的情况也已不复存在，出现在新名单里的将近20个人物，由于其来源的多样性和数量的可观性，已经给人们呈现出某种可供体察的变化。

　　探究这些变化的脉络，梳理其背后的政经逻辑和社会肌理，应会对理解当下整个中国渐进改革的走向有着借鉴意义。

　　连任的理由

　　森达集团的朱相桂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也是唯一一个连续3次参加全国党代会的民营企业家代表。

　　10年前，他第一次当选党代表参加党的十五大时，中国的民营经济还处于萌芽时期，当时的森达集团还只是个乡镇企业，顶多算是一个企业明星。

　　5年前，当朱相桂第二次当选党代表并参加十六大时，中国的民营经济已经开始处于初发时期。在那次会议上，全体党代表对党章进行了修改，首次在党章中允许“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申请入党，党章还第一次写入了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职责，正是这种身份限制的打破，使得更多的民营企业家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

　　而当时的森达，在当地已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了，其办公楼的豪华气派远超县政府，每年的纳税额占全县财政收入1/4以上，以至于“老百姓羡慕当官的，当官的羡慕朱相桂”。森达甚至改变了当地的官场生态，十多年来，到森达挂职锻炼的干部，有15人选择留在企业，其中三四位已经升任集团副总经理。

　　现在，作为另一个称谓——“双新组织”的代表之一，朱相桂又一次出现在党代会上——他几乎完全见证了党在发展过程中对民营企业家态度变化的这段历史。

　　如果说朱相桂是因一个民营经济萌芽时代所造就的明星效应而尽染光环的话，沙钢集团的董事长沈文荣则更多地体现出一种“钢铁教父”式的政经智慧和人格魅力，他连续两届担任了全国党代会的代表。

　　38年前，沈文荣还仅仅是沙州县锦丰轧花厂的一名普通钳工，1974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当时沙钢公司的党委副书记。1984年，年仅38岁的沈文荣从老厂长的手里接过了帅旗，他和那个工厂的命运从此开始改变。沙钢，这个以当初轧花厂的附属车间为前身、45万元起家的改制企业，现在已成为国内钢铁企业中排行老四的集团公司，而在全国民营企业的排行中，沙钢仅次于联想。

　　在中国民营钢铁企业乃至其他行业民营企业家心目中，沈文荣是个传奇式的英雄。这些企业家们常常会在做出重大投资决策前，前往张家港向沈文荣请教投资秘笈。据说当年深受宏观调控困扰的浙江一家民营钢铁企业董事长就曾冒着酷暑，驱车前往沙钢“参观学习”，为迎接他们的到来，正在国家发改委汇报工作的沈文荣特地提前一天回到了张家港。甚至连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两年前在决定上马电解铝项目前，也曾一度与沈文荣秘商。

　　这也许就是沈文荣在将近10年时间里，能够连续两届担任全国党代表，背后所蕴藏着的强大影响力。目前，沙钢共有16个党总支、50个党支部(不含浦项的合资公司)，近800名党员。

　　“红色”的创新

　　陈爱莲是今年浙江唯一的民营企业家党代表，也是全国将近20个民营企业家代表中5位女性之一。

　　做过拖拉机手，当过司机，做过外企办干部，也当过集体企业的总经理，1994年陈爱莲毅然辞掉这最后的公家职位，借了50万元，走上创业之路。次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民营企业中入党较早的企业领导者。

　　作为万丰奥特控股集团党委书记兼董事长，陈爱莲以红色作为这个公司的主色调，无论出席何种场合，她的红色着装格外显眼。而人们在了解她的经历之后，往往会惊叹于她在企业组织建设方面超乎寻常的创造力和“红色”品格。

　　万丰奥特集团下辖10个党支部，2001年时升格为党委，目前共有党员360人，在这家有中国特色的民营企业背后，有一个组织严谨的党委。

　　通过“三层四会”的组织结构，党组织在企业中占据了“政治核心”的地位。所谓三层，就是“决策监控层、服务管理层、经营管理层”，四会就是指“党委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党委会定位于决策监控层，并位于四会中的首位。

　　除了党委班子成员与董事会、监事会成员交叉任职，万丰奥特还设有专职的党委副书记，这在民营企业中并不多见。在日常的企业管理中，重要岗位往往选拔优秀党员出任，例如把“党员生产经营技术骨干”推荐为中层管理人员，把“党员中层管理骨干”推荐到企业决策层。

　　为保证党组织的运转顺利，万丰奥特每年除了按员工工资总额的2%提取工会经费外，还会提取1%的党建活动经费，在行政管理费用中列支，仅万丰奥特党委负责制订的培训计划，整个集团一年的培训费用就有600多万元。

　　另外两个值得注目的女性来自湖北和新疆，尽管她们不一定能被称为企业家。

　　王波，武汉百步亭集团总裁兼百步亭社区党委副书记，百步亭社区是全国第一个没有街道办事处领导的社区，也是全国社区建设的一个老典型，多位国家领导人都曾去社区考察过。王波1995年放弃大学教师职位，应聘进入百步亭集团工作，从办公室主任干起，升至总裁，在这样的地方建立并发展党组织，是一件有挑战性的工作。

　　而方敏，作为新疆广汇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监事局主席，早年更是毅然辞去了大型国企党委书记的公职，辞职原因是“立志探索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的新路子”。新疆广汇集团是1989年由转业干部孙广信创办的。2007胡润百富榜上，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孙广信以80亿元财富，位列新疆首富。1993年，广汇成立了全疆第一个非公企业党支部，并由应邀担任集团副总经理的方敏负责党团工作。1998年10月，广汇集团党委宣告成立，她又当选为党委书记。她在广汇担任党委书记期间，跟随着公司的发展壮大，将党支部由一个变成141个，由13名党员发展为4398名党员，并建立了支部、党总支和两级党委“四级建制”的组织体系。

　　这些可以被称为“创新”的实践，极大地丰富了执政党在新时期的理论基础，并为一直以来正在进行的变革，提供了可以成功的注脚。

　　看得见的双赢

　　2002年11月，北京人民大会堂。作为浙江省唯一当选中共十六大代表的私营企业家——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被十六大新闻中心特地安排单独与中外媒体见面，这在中共“一大”到“十六大”81年来是史无前例的。

　　同年，日本NHK电视台到成都恒力磁性材料有限公司拍摄党建工作，作为《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专题片的一项重要内容。片子播出后，国外十几家大型企业纷纷前来考察洽谈，不论双方的意愿是否真诚而单纯，但该公司产品从此打开了日韩泰等国市场之门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今年的十七大，这家公司的党委书记张佑仁也作为民营企业家代表，赶到了人民大会堂。在这个1993年以15万起家的高科技公司里，党员的数量2001年达到了129人。

　　据中组部消息，截至2007年6月，全国党员中，非公有制单位职工党员有318万名，占党员总数比例的4.3%。与2002年相比，非公有制单位职工党员增加169万名，增长113.4%，是党员数量增幅第二大群体。除了明星企业和企业家，甘肃、新疆以及西藏这些西部地区也有民营企业家代表的入选，很明显，从地域分布上看，“民营企业家”的概念已经超出了以往只是针对东部地区的称谓。甘肃全圣集团被媒体形容为“循环经济的样板”，在经济发展模式上的代表性，是来自中西部民营企业家党代表的一个特点。

　　国内媒体评论称，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现在越来越多地和政治发生关系，在很长时间里他们热衷于参选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随着执政党大门向他们敞开，又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竞逐党代表，“因为他们确信，如果有政治职务，就意味着企业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他们的热情和北京高层的政策密不可分”。

　　而这条定律对于那些处在政治经济周期的行业来说，尤为重要。

　　曾经叫板凯雷、掀起“徐工并购”风波的湖南三一集团，一度为足球痴狂并拥有第一家海外上市

房产投资基金的大连万达集团，以及因身处服装行业而曾备受欧盟

反倾销困扰的江苏红豆集团，他们的当家人也都一一出现在民营企业家党代表的名单里，这些在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中具有典型性遭遇的企业，幸运地成为他们那个群体的代言人，对于政策的制定能够享有一定程度的参与权，这未尝不是一种新的党内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