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商业演出票价过高衍生大量赠票

　　核心提示

　　●为了让艺术贴近群众，政府和有关单位做了大量工作，艺术演出市场越来越繁荣，但是，部分商业演出票价过高，赠票太多，甚至不少赠票流入票贩手中。

　　●日前，著名作家肖复兴在某报发表评论《赠票成为艺术演出之瘤》，评论指出，赠票的危害在于“受赠人不稀罕，反倒肥了票贩子，而真正想看的人却被高票价挡在了剧场门外”。肖复兴呼吁，将赠票大幅度减少，就可以把票价降下来，普通大众才有可能进得门来。

　　对话肖复兴

　　“票贩子手握大量赠票”

　　“我本身非常喜欢看演出。”肖复兴说，所以自己跟“演出票”打交道的机会非常多，“经常是自己买票看，有时候也有人赠票。但是我发现，越是热门的演出，票贩子就越多。”肖复兴举例说，这种现象在保利剧院、人艺剧场、北京音乐厅等场所非常严重，“成群结队的票贩子会围攻你一个人。”

　　如果是非常热门的演出，在开场前，售票窗口的票往往会卖完。肖复兴坦言，为了满足愿望，他也常常购买黄牛手中的演出票。“我和那些票贩子闲聊过几次，他们手里的票大部分都是赠票。”

　　“票贩公司”竟能送票

　　去长安剧院看《长恨歌》的买票经历，让肖复兴至今记忆犹新。“那次我没有提前买到票，便早早到剧场售票口等退票。可是那天不巧得很，等了很久也没等到退票。”肖复兴说，在此过程中，有票贩子向他推销手中的票。等退票无望，肖复兴买了一位小伙子的票。“小伙子还给我一张名片，真没想到票贩子也成立了所谓的公司。”肖复兴说，那位小伙子自称，以后想看演出尽管找他，“想看哪场都有，价格肯定低于票面。而且可以送票上门。”

　　“当时，我买了票，就有两个女生凑过来问我多少钱成交的。”肖复兴说，那两个女生也在窗口等待很久了，“可我的回答让她们更加失望，‘太贵了！我们买不起啊’！”后来，肖复兴通过与她们聊天得知，她们是北师大的学生，跟他一样来等退票的。“我告诉她们，不怕没票，等到临开场的时候，票贩子手中的票价就会很低。这算是最后一个办法了。”

　　大量赠票被批发给贩子

　　肖复兴说，之所以票贩子手里的票能以低于票面价格出售，卖票的小伙子是这么跟他解释的：“比如这场演出是某单位组织的，该单位内部就有大量的票。赠票，很多时候根本赠不出去，因为很多演出没人看啊！”肖复兴说，小伙子接下来的解释不禁让他有些吃惊，“手握赠票的人就把赠票成批成批地批发给票贩子。”

　　“其实说起赠票，我也知道演出单位的苦衷。”肖复兴说，“演出单位为了打点关系，回报赞助商，维护上下级等关系，赠票也是不得已为之。但说回来，这些对于演出单位而言很值钱的演出票流落到了票贩子手里，结果让票贩子挣了钱，就酿成了一个极不规范的演出市场。”

　　“赠票减少票价就能降下来”

　　肖复兴表示，赠票问题的背后，不仅仅是无奈，应该正视这个问题是社会风气败坏的一种反映。

　　肖复兴说，一般来说，如果有自己非常喜欢的演出，当然希望能得到一张珍贵的赠票，“但是，我更不希望得到赠票！我希望，想看演出的人都能买得起票。”肖复兴说，就像他在自己的评论中提到的，“将赠票大幅度减少，就可以把票价降下来，起码把除了高端价位的其他票价大幅度地降下来。”

　　在肖复兴看来，赠票是一种“特权票”。“艺术无阶级，而赠票将受赠人、买票者、等退票者、购买黄牛票的人分成了三六九等，这种等级分化有悖于艺术的初衷。”

　　国外演出学生票很便宜

　　肖复兴提起上个月他欣赏的音乐大师巴伦博伊姆的演出时说：“在美国看这位大师的演出，最高的票价不超过60美元，而在北京，最高的票价是980元人民币。”肖复兴说，他曾和我国著名德语文学专家叶廷芳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叶廷芳说，在维也纳欣赏顶级的音乐会，最高票价也不过在40欧元到50欧元之间。

　　“国外的学生票通常是10欧元左右，在当地也就是学生的一顿饭钱。”肖复兴说，大量的赠票影响了观赏者与演出者的心情。

　　业内揭秘

　　“伸手的人太多没办法”

　　“演出得邀请领导来撑面子，得给所有支持演出的赞助单位回报，还要给媒体记者票……这些都算最基本的，加上消防、场地等等，需要的赠票多了去了。举个例子，在与赞助商的回报条款里就写着，你方出5万为演唱会制作气球，我方将提供5场门票。”

　　记者找到一位在国内操办过多场大型演出的汪先生，谈论起赠票话题他的第一句话便是：“伸手的人太多，没有办法啊！”

　　有的公司因赠票破产

　　汪先生说，就自己办演出的经验而言，如果一场演出在前期已经能通过广告、冠名等收回成本的话，门票销售的压力就会减小很多，“就可以说是卖一张赚一张，就算是有人索票也不会特心疼。”相反，如果前期的广告不理想，那么门票销售的压力就会非常大。汪先生透露说，身边就有朋友的公司因为一场演唱会的赠票破产的。

　　汪先生说，肖复兴老师提出的观点他非常赞同。“赠票对于市场的冲击确实很大。另一方面，我们也有一些对策来防止赠票流入黄牛手中。”汪先生说，他们通常把所有赠票让演出组织公司先买下来，再以邀请函的方式发送，让拿到邀请函的人只有开场前才能取得门票，以减少赠票流通到黄牛手里的可能。

　　一位长期与文化产业打交道的某文化杂志社编辑告诉记者，有些时候，演唱会的赠票数量之多，是业外人士不能够了解到的，最多的时候可能会达到30%。“一位剧场的负责人曾经跟我说，一个1400多个座位的演出，光给剧场方面打电话、批条子拿走的赠票就达100多张。”

　　现场调查

　　不少人进场才问“演什么”

　　11月4日18点45分，首都剧场。距离人艺话剧《白鹿原》开场还有45分钟。记者在剧场院内对持票观众进行了随机调查。在参与记者调查的20位观众中，一半以上的观众均持赠票。

　　一位“平均两周看一次演出”的年轻女士告诉记者，看演唱会一般都得自己掏钱买票，而音乐会、话剧则经常有赠票。她指了指首都剧场的大楼：“我来这里一般都是赠票。”

　　“我就是迷濮存昕，凡是他主演的话剧我一定来。虽然这次是我爱人单位发的票，但即便没有，我也会花钱来看。”一位濮存昕的忠实观众告诉记者，前一阵由濮存昕出演的《李白》，他就是自掏腰包专程来观赏的。

　　“不是常看，但是特别喜欢的一定要来看。票价的确是比较高，偶尔看看还算能承受。”一位小伙子告诉记者，自己能得到赠票的机会非常少，“但我绝对不买黄牛手中的票。”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一部分持票观众进场才开始询问当晚的演出剧目是什么，当知道有濮存昕、宋丹丹等明星出演时，有观众发出“还好没白来”的感叹。

　　“单位里有人把票卖掉”

　　在剧场院外，票贩子们逢人便问：“有票吗？收票。”而越临近开场，票贩子们也愈加活跃。“180元的加20元，有俩座挨着的！”“280元的原价甩，您要我这就给您去取。”记者看到，一个票贩子在几分钟内，就有几笔生意成交，但也有市民因为接受不了价格而离开。

　　昨天剧场内上座率能达到9成以上。据记者了解，11月4日当晚演出，有一家单位以福利形式给员工发票。据该单位员工透露，单位经常会有这样的演出票发给大家。“确实有人不愿意看，就把票卖给‘收票’的贩子了。”

　　一位“常有赠票”的话剧爱好者告诉记者，大剧场演出的话剧他基本都会来看，“现在买票来看的人真是不太多了。”

　　积极行动

　　-国家大剧院

　　尽最大努力倡导观众买票

　　在北京演出界，对于赠票做的比较规范的要数国家大剧院。国家大剧院舞蹈艺术总监赵汝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多年的送票陋习给演出市场和剧场经营带来了巨大的负面效应，尽管实际操作面临的困难和压力会很大，但是国家大剧院将尽最大努力倡导观众自己买票。

　　国家大剧院宣传中心一位负责同志称，与张学友、刘德华等演唱会有很大差别，国家大剧院承办的多为古典艺术演出，再加上座位相对少，所以不可能有像演唱会那样的大把赠票送出。剧院在这方面管理也很严谨。

　　据了解，国家大剧院曾就赠票事宜与上海大剧院进行过专题交流。希望改变“爱看戏的人进不来，拿着赠票来的人不爱看戏”的怪现象。

　　-张学友演唱会

　　主办方三项措施“管”赠票

　　国庆期间，在北京举办的张学友演唱会激发了众多歌迷的热情。为了能让京城真正的歌迷一饱眼福，据了解，主办方还特地制定了几项抑制赠票的小措施。

　　昨天，记者联系到了张学友演唱会主办方——中国国际文化艺术公司的总经理江凌。“赠票不应该成为一种习惯。”江凌说，在张学友演唱会的票务方面，主办方针对赠票出台了三项管理举措。一是从单位内部抓管理，任何人不能随意拿票送人；二是对于一定要送出的票，坚持晚送，减少了票务流失的可能性；三是严格追查制度，如果一旦发现有赠票流入黄牛党手中，要追查到底。

　　尽管如此，对于赠票，江凌还是表示了些许无奈。“我们当然希望赠票越少越好，但是有些票是出于维护公共关系的，必须得送。”

　　-首都剧场

　　学生公益场门票一天抢光

　　11月4日晚，在首都剧场，几位学生告诉记者，他们都是提前几天在网上订购到的学生票。“来了以后才听说，《白鹿原》11月6日有学生公益专场，票价还有每张10元的。”一位学生遗憾地说。但他同时表示，首都剧场的学生票基本定在几十元到100元，还是可以接受的。

　　昨晚，记者致电首都剧场学生票票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公益专场的票是10月26日开始卖的，“900张票，当天就被抢完了。”据了解，专场不提供团体票的，购票者均是零散观众，谈及购票者的反映，工作人员说：“学生们都说这活动好，但抱怨票实在太少。”特约记者 张玲 实习记者 邹乐

　　评论节选

　　赠票成为

　　艺术演出之瘤

　　任何艺术要想热烈到成为节日，都少不了大众的参与。比如戛纳电影节，除了让大众观看精彩的电影，少不了红地毯，让大众能够围在红地毯两旁争睹明星的风采，近距离来一场互动的狂欢。音乐也一样，缺少大众的参与，可以举办专场演出，甚至绵长的演出季，但那只是圈子里和爱好者的自饮自醉。

　　然而，众所周知，我们现在的很多艺术演出赠票太多。在任何一个场次的演出之前，场外的票贩子都会拿着多余的票，以大大低于票价面额的价格出售。众所周知，那些票大多数来自赠票，这样的赠票已经不止一个音乐节，任何的艺术演出都会出现。

　　恶性循环的大量赠票，肥了票贩子(有的票贩子还成立自己的公司，专门经营贩卖赠票的业务，而且可以登门服务)，却无形之中抬高了票价，将赠票的成本摊加在了观众身上。说赠票已经成为了艺术演出之瘤，恐怕并不为过。

　　将赠票大幅度减少，就可以把票价降下来，起码把除了高端价位的其他票价可大幅度地降下来。既然作为节日来对待，音乐节就不是专家和有钱人的堂会，价位降下来，普通大众才有可能进得门来。高雅的艺术不见得一定得靠高票价支撑。

　　当年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蒙特威尔第决心将歌剧从皇宫贵族中引入民间，首先要让大众看得起，于是，他做的事情是，在威尼斯歌剧院演出时一张门票才卖两个里拉，便宜得只能让我们今天脸红而无法效仿。

　　艺术演出既然能舍得花钱请来大师和世界顶尖的乐队，也就应该舍得降一点票价，或者至少应该先从减少赠票做起。　　

　　●肖复兴简介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现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曾获全国以及北京、上海优秀文学奖多种。

　　代表建议

　　建基金会

　　帮严肃音乐发展

　　

人大代表、中央歌剧院著名歌唱家马梅曾在市人大上建议，政府应扮演文明传承的角色，有必要向艺术家和相关团体提供财政上的支持。她表示，严肃音乐作为一种社会中的文化，评判它的演出市场的标准，应该在于最大限度地使更多的人在参与它，触及、传播并享用它。“交响乐团、歌剧院等的运营成本一直在上升，如果不通过法律法规制度创造一个稳定良好的艺术创作与欣赏的环境，艺术自身是无法立足甚至难以为继的。”

　　马梅指出，一个庞大的交响乐团，每年的运营成本就可能高达上千万元，北京应该适当发展具有政府影响的非官方非赢利性的专业性机构，建议成立“北京市音乐艺术基金会”，通过它们来更有效率地拓展包括严肃音乐在内的文化艺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