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期内容介绍：中国式规划病

　　中国式规划病

　　一条街，一个区，一座城。深圳，北京，沈阳。一个通病，三种表述。 斥资数亿进行的深圳深南大道改造工程引发争议一片；北京大兴开发区，定位一改再改，“新瓶旧酒”迭出，土地撂荒依然；沈阳从浑南到沈北，旧伤未愈，新曲正酣。

　　本刊记者赴深圳、沈阳和在北京三地调查，试图通过封面故事还原三地的真实现状。 深圳故事更多是“和谐社会”的问题：纳税人的钱到底该怎么花？而北京和沈阳样本则更多关乎“科学发展观”：土地文章到底该怎么做？ 问题的症结指向同一个方向：鲜受制约的公权力在财政资源的支配和经济要素的配置过程中，如何扭曲了公共财政的本义，如何不恰当地取代了市场配置的作用。 而出路只有一个：制约公权力，为公共福利而问责，为市场自由而限权。 当规划中政府的影子不再笼罩一切时，则和谐社会可期，科学发展观落实可期。

　　刘建军，河北省保定市外贸局原局长，1998年至2002年在任。2002年退休后，刘建军成为中非商会(保定)直属分会会长，并担任保定市政协常委，“保定村”创始人。

　　刘建军的忙碌，在于点燃了人们的非洲掘金梦。其实，这是一个不靠谱的非洲发财故事。具体内容请看本刊社会栏目的报道。

　　本期特别报道关注了重庆——史上最大规模城市化试验。

　　重庆正在进行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一次城市化尝试，将有400万农村人口需要在接下来13年的时间内“进城”——进入重庆“一小时经济圈”。“进城”的通俗解释是“希望他们不要再单纯靠土地生活，从工业中找饭吃。”重庆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钟瑶奇说。她是重庆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人口迁移课题组组长。

　　重庆城乡统筹规划中农村人口大转移的数字，与目前在重庆市主城区务工的316.3万农民工数据大体相当。不过，这些人是否愿意最终放弃土地留在城市，城市又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接纳他们，是决定这次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城市化试验成败的关键。

　　争论了十余年的小额信贷组织“转正”(在银监会系统内，将小额贷款公司升级为合规金融机构称为“转正”)问题，有望破冰。 2007年10月23日，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在“扩大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试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允许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机构改建为村镇银行或者贷款公司。

　　“其实，银监会、央行的试点小额贷款公司是在政府授意下运作的，即使没有金融牌照，它们也能运作得很好，倒是我们这些非政府的小额信贷机构更需要合法身份。”茅于轼在接受本刊记者时如此说道。

　　这是《中国新闻周刊》经济栏目的报道内容之一。

　　本期《中国新闻周刊》我们还聚焦了巴基斯坦政局和日本自卫队问题所引起的政治混乱；同时，我们还关注了科学界对新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