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传玺“判断”：祖国和个人永远成正比

　　采 访/本刊记者 赵 涛

　　静水流深。

　　每一个问题，他都略加思索，从不抢答。然后，字斟句酌，从容应对。这样的交谈，虽然平静舒缓，却有一种强烈的磁场在吸引着你。

　　农历寒露这天，秋雨刚过，午后的阳光淡淡地洒在他的脸庞。

　　一种书卷气的白净，还有，法律人那种淡定和干练。

　　“如果不回国的话，我现在可以很清楚地想象出作为律师所合伙人的生活——每天的高层会面和谈判，很可能在纽约中央公园旁有个公寓，还可能同时在康州有一座乡间别墅……只是，我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应该局限在那么一种安逸的状态。”

　　说这话时的许传玺，回国已经五年又五天。

　　聊天的空当，不知何种触动，他在白纸上信手悄悄涂鸦：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出国12年，两千年前那位山东老乡的语录，他记忆犹新。

　　生于1968，中国政法大学中美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学博士、法学博士，两个学位分别来自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

　　对于许传玺来说，38岁，正是大好年华。

　　回家，需要理由吗？人生比“收入高、待遇好”有意义、有价值的事还有很多

　　炫，是许传玺简历给人的第一眼印象。

　　那些名校，那些第一，诸如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之类的成功字眼，仿佛都是为他量身定做一般。

　　不得不承认，描述他的履历是一件有点费劲的事，即使从他众多的荣誉中做以精炼概括，仍需要花费一段笔墨——

　　15岁，许传玺以山东省外语类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四年后，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北大国际政治系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方向唯一的硕士生。1990年留学美国，分别于1996年、1999年获得耶鲁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博士和哈佛大学法学博士。

　　若论读书求学，这个人几乎做到了极致。

　　“他的学术背景跨了多个学科……一个中国学者能够进入美国法律研究院，是我们的光荣和骄傲。”中国政法大学老校长江平如此称赞这位后起之秀。

　　对了，饶是精编，许传玺的简历中还应提及大名鼎鼎的美国法律研究院。2004年，他当选该院院士，成为该院的第八位亚洲院士，是入选该院的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中国内地学者。

　　对于他来说，优秀也许是一种习惯。从儿时就喜欢翻看《辞海》开始，这种习惯被他一直带到了大洋彼岸。耶鲁六年，他一直是该校最高奖学金的获得者；在哈佛，虽然法学院很少有人获得奖学金，但他仍然每年获颁1.5万美元的高额奖金。

　　有人会觉得，这是个人禀赋、机遇使然，而实际上，在许传玺看来，专注、勤奋，才会有每一步的前行，“我读书的时间比较长, 因为这些知识都是有价值的，它们滋养着我的生命。”

　　这个人，对一切知识充满好奇。

　　在北大时，他几乎每学期都会选修一两门同学认为“怪异”的科目。作为英语文学专业的学生，他有一半的课是在中文系、哲学系上的，选修《自然地理》竟然考到全班最高的98分。

　　许传玺的学术横跨三个学科，每一次选择，理由都自然、充分：

　　——中西文化比较。“文化本身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研究对象，它有深度，有广度，有内涵，能够引起我的学习兴趣。”

　　——人类学。“人类学是当时最符合我的学术兴趣的学科，它博大精深，是一门纯正、主流的社会科学，同时也包含了人文科学的许多特质。”

　　——法学。“法学是涉及人类的科学学科中最具参与性、实用性的学科，是一门由‘知’到‘行’的学科。”

　　他的人类学博士论文题目是《面子与脸——中国人社会行为的人类学分析》，法学课题研究的是中美比较法。尽管专业不同，但贯穿许传玺求学、治学始终的，是对“人”的兴趣，再具体点，是对他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民族的关注。

　　留美12年，许传玺始终觉得，家乡日照的金沙滩，比起佛罗里达、加州的海滩来，一点都不差，每一缕海风的气息，回想中都那么清新可闻。

　　“许传玺对国内发生的变化非常关心，和我们很认真地探讨了近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的问题。我当时就想，有机会一定要邀请他回国。”这是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在1998年访美途中第一次见到许传玺时留下的印象。

　　从哈佛毕业后，许传玺加入美国著名的宝维斯国际律师事务所，担任驻纽约总部律师，负责公司法方面的法律事务，包括部分财富500强公司的对华业务。2000年，他被在世界比较法领域最具权威性的《美国比较法学刊》聘为编委。2001年，他被耶鲁法学院中国法中心聘为该中心第一位专职研究员。

　　毫无疑问，在工作中，许传玺仍然保持着他一贯的优秀。刚过而立之年，展现在他面前的，是广阔的发展空间。

　　就在此时，他选择了回国。

　　朋友不解。许传玺回答说：“这其实是出于一种自然的‘归属感’。一个人把他领到的第一份工资交给自己的父母，和一个人把自己的所学贡献给祖国和民族，都是理所当然、理应如此的事情。”

　　“回家，还需要理由吗？”再有疑问，许传玺简单回诘。

　　因为，他接受了徐校长和中国政法大学的邀请，要回国创建一所致力于中美比较法研究、为我国法律发展所迫切需要的法学院。

　　中美法学院，我给了她我生命的一部分

　　2007年10月19日，周五。这一天，中国政法大学中美法学院订了第一批新卷宗袋，终于不再回收使用其他部门用过的旧袋子了。接过卷宗袋，许传玺突然意识到，这一天，距离他来政法大学报到，整整五年。

　　学院所在的联合楼是一座上世纪60年代的俄式建筑，205房间简朴而略显拥挤，我笑着问许院长，这间办公室比你在美国律师所的办公室如何？

　　笑而不答，其实答案就在笑容里。

　　200万VS6万,这是美国律师所和政法大学的年薪对比。这笔账，许传玺并不糊涂。五年前，当主持筹办中美法学院被作为义务写入他的人才引进协议书时，他已经坦然接受了这些变化。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喜欢用‘判断’这个词。我决定来政法大学就是对学校作了一个判断。政法大学希望我筹建的中美法学院不仅符合我的专业兴趣，也可以成为中美法学交流的有效途径。这是我决定到政法大学的一个关键因素。”

　　“书生报国无长物，唯有手中笔如刀”，能够让自己甘于付出的，即便泥泞满野，也会执著前行。

　　在长达一年多的筹建时间里，学院的办公经费和空间都很缺乏。许传玺动用自己的积蓄作为启动经费，还把自己的电脑、传真机、打印机甚至车辆都用于学院办公。新来的行政人员一时没有办完调入手续，领不出工资，他干脆拿出自己的钱，为大家发了几个月的工资。

　　“这几年我是在坐吃山空。”许传玺依然笑容不减。

　　中美法学院从筹建到正式启动、招生，事情千头万绪，许传玺经常工作到深夜。办公楼每天晚上11点关门，而一忙起来就忘了时间的他，每每被锁在楼里，不得不请保安来为他开门。学院办公室主任尹超说，“这五年，许老师极少休假，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已经成了常事。有时候，我会在下午三四点钟接到他的电话，让我帮他订份盒饭，因为他早、午饭还没有吃呢。”

　　在学院2007级迎新大会上，许传玺感慨万千：从2004年开始招生，这已是学院的第四届硕士生和博士生。从他孤身一人，现在学院已拥有专职教师15名，几乎囊括了近年在美国哈佛、耶鲁等知名大学获得正规法律学位、回国任教的所有“海归”法律人才，中美法学院已经成为国内相关领域的教学科研重镇。

　　“改革开放以来，研究美国法已成为维护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的必要途径，但在WTO等大型谈判场合，有时我们竟找不出一位精通中美法律的专业人才。”曾经让徐显明校长痛心的现状，在许传玺和他同事们的努力下，正一步步得到改变。

　　“记住，你们比较中美法律，是要知己知彼，维护国家利益！”迎新会的开场白，令学生们记忆犹新。在许教授的课堂上，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讲台上，学生扮演应诉的中国企业，以流利的英文据理力争；讲台下，许传玺层层质疑、毫不留情。

　　经过严格的训练，今天这些稚嫩的学生，将来可能就是中国在国际谈判桌上的精英。传授“真知识”，是许传玺一直践行的原则。每个概念、案例都要分析得不能再细；每篇论文都被细细圈改。高强度的工作，让这位年轻的学者竟也心肌炎、胃病缠身。

　　“对于我来说，中美法学院已经不仅是一份工作，她寄托了我太多的情感和付出……我给了她我生命的一部分。”总结五年，许传玺始终不肯为自己打分，他说，“基本可以交卷吧”。

　　不知道，在这个曾经学业优异的学者眼里，可以交卷该是怎样的分数？

　　为祖国尽力，是任何报酬都换不来的荣幸

　　2005年1月10日，奥地利，世界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召开执委会会议，会议将决定哈尔滨能否赢得2009年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举办权。一旦成功，我国未曾举办世界冬季综合体育赛事的历史将被改写。

　　黑龙江代表团在申报前做了大量工作，本以为胜券在握，但到了奥地利却发现：竞争对手提出了新的更有竞争力的申办条件，公关力度也远远超过我国。距离投票只有不到十几个小时了，形势严峻，代表团内气氛凝重。

　　“有些执委会成员国还没有到会。”许传玺眼睛一亮。他曾对世界大体联章程作过细致研究：“中国是否可以争取代理投票？”

　　这是一个大胆的策划，史无前例。许传玺迅速沟通世界大体联秘书长，得到许可。中国代表团立刻通过我国驻外使领馆联系相关执委会成员国，传去许传玺亲自起草的授权书。

　　局面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投票揭晓：中国胜出！

　　这只是许传玺这些年来以法律专家身份为国效力的一抹剪影。

　　回国后的许传玺除了投身于中美法学院的创办之中外，还相继被国家有关部委聘为法律顾问、咨询专家。

　　“很多时候都是在静悄悄的幕后，成功了，自己也不会整天挂在嘴边。但你心里知道，这件事有你的参与，出过力，而且这个力还是成功的必要条件……这就足够了。”

　　这个专家可当得不易：短时间内涉猎陌生领域，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没有报酬，不讲条件，一出差便是几个月。

　　2003年8月，受国务院选派，许传玺作为首席法律专家飞赴韩国，随中国代表团出席世界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第二十八次全会。在这次全会上，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将竞选联合会副主席。许传玺逐条研究相关法律规定与各国代表团的情况，参与制定并具体实施竞选方案，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

　　116个成员国中的93票，联合会历史上的最高票。许传玺几乎热泪盈眶：“这是中国的胜利！”

　　时隔两个月，许传玺又以中国代表团首席法律专家的身份，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世界遗产公约第十四届缔约国大会。其间，他废寝忘食地操劳：起草中国需向大会提交的工作报告、处理各种法律文书和文件。为了工作文件的某些细节，他经常琢磨推敲得入了神，晚上甚至辗转难眠。从巴黎返京的飞机上，他吃惊地发现，自己两鬓平添了些许白发。

　　2004年6～7月，许传玺又作为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首席法律专家出席首次在我国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为提高我国在世界遗产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身处国际舞台，许传玺更感觉到祖国和个人的紧密相联。这也印证了他的“判断”：祖国和个人永远成正比——

　　“有真正强大了的祖国，才会有真正受尊重的个人。只有尽可能地投身于祖国的发展和进步，个人的生命才能具有真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