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环境变化带来外交新课题考验中国

　　《环球》杂志记者/李晓明

　　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七大为世人描绘了一幅中国发展的新愿景。这一愿景未来将面临国际环境变化而带来的诸多新考验。最近，国内外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对未来数年国际外交领域可能出现的新动向和新趋势进行了归纳，认为“传统外交”的新发展、“低政治外交”地位的上升、“形象外交”的日益重要、“责任外交”的新要求以及“经济外交”出现的一些新焦点等，都对中国外交提出了值得重视的新课题。

　　“传统外交”披上新外衣

　　当今世界，传统外交正朝新的方向变革与转型，外交已由单纯的国家政府间接触，变为更广泛参与的“大外交”；由相对狭隘的实力政治追求和博弈，变为同时包含“高政治”和“低政治”等多层面目标的较量、沟通过程，外交的主体更加多元化；外交词汇也极大丰富，诸如“灾难外交”、“动漫外交”等新词汇层出不穷。

　　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说，一个世纪以来，外交的性质和内涵都在发生深刻的衍变，传统外交披了上了新的外衣，也充实了新的内容——

　　外交范围、领域和空间得到了拓展，精英外交得到公众外交和民间外交的补充、修正和某些质疑，各国政府在继续使用秘密外交渠道解决特殊和敏感事务的同时，受到要求增加透明度的各方面压力；

　　双边外交形态面临日益增多的多边外交形式的挑战，面对联合国和各种国际组织、规范与制度的作用力上升，不仅弱小国家怀抱期待、趋之若鹜，连大国强国也越来越不敢小觑这些多边机制；

　　外交越来越强调经济因素和民生问题；

　　外交过程的多样化、多元化和民主化，加上互联网和其他传播手段的普及，公众对外交的了解程度、参与热情和表达渠道都大为增加，无形中使政府间谈判的各种问题和对外政策制定过程的“曝光度”、“检验度”和“质疑度”均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形象外交”日益重要

　　近几年来，中国的国际形象在“妖魔化中国”、“中国威胁论”等喧嚣环境中得到改善，与中国政府对“形象外交”的重视是分不开的。

　　但在未来，崛起中的中国仍然面临重新塑造自己国际形象的重大课题。德国对外研究所主任埃伯哈德桑德施耐德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说：“我认为，中国外交最大的一个挑战是如何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

　　软实力外交作用提升 中国外交部编写的2007年版《中国外交白皮书》特别强调了软实力的作用：“软实力日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中的重要因素，各国更加重视软实力建设，运用各种资源和手段，努力提升国际形象，扩大国际影响”。

　　对此，俄罗斯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季塔连科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评价道：“中国通过外交部、对外友协渠道非常积极地建立孔子学院；中国上层的教育水平很高，不仅了解本国文化，还了解外国的先进文化；另外，中国在世界各国举行文化节，扩大人民外交的接触、与非政府组织的联系，更深入地介绍和相互渗透文化。”

　　在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担任访问学者的约书亚柯兰齐克在其名为《魅力攻势——中国的软实力是怎样改变世界的》的专著中讲到，十几年前，很多亚洲国家还十分担心中国的威胁，尤其是怕中国经济的发展会伤害到自己的经济竞争力。然而，中国通过一系列的政策给这些国家吃了“定心丸”，赢得了众多邻国的信任。这是中国外交成熟的表现。另外，中国还“成功地唤起了东南亚人民学习汉语的热情”。

　　柯兰齐克还从自身经历出发对中国外交人员的形象变化进行了评价：就在十几年前，中国老一代的外交人员处事极其谨慎，不愿多和媒体打交道，但是新一代的中国外交官们逐渐学会了在媒体面前谈笑自如，态度更开放，在公众中形象更加友善。

　　两个形象的平衡 然而，中国外交面临的现实是，中国在世界上给人的并非一个单面、简单的形象，而是一个立体、复杂甚至是“矛盾统一体”的形象。

　　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现任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的陈健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说：“现在世界上对中国的定位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好多来中国访问的外国人看了看上海、北京，就说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了；带他们到贫困地区看一看，才发现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本身是一个有两重性的国家，而这是发展中国家都具有的特点。”

　　这种两重性在中国的外交实践当中体现在，既要推进与大国的关系，又要深化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中国面临着同时在发达大国和发展中国家面前塑造何种形象的问题。

　　米哈伊尔季塔连科对《环球》杂志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不得不奉行非常艰难的政治方针——不断寻找和保持这种平衡。”

　　季塔连科认为，中国在这个利益平衡中已经取得了成绩。中国对于发展中国家是政治盟友和伙伴，而在经济方面，由于中国稳定的政治条件，有利的基础设施，拥有便宜的、高素质的、守纪律的劳动力，中国比许多发展中国家吸收了更多的投资。由于中国奉行开放的政策，同时也走向发展中国家市场。她用自己的存在填补发达国家离开那里所造成的空白，向那里送去最便宜的商品，建立互利的经贸关系，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有利的发展条件，向他们传授经验。中国这种外交政策赢得了发展中国家的信任和支持。

　　个体形象被放大 人们常说“外交无小事”，现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小事里面也有外交”，尤其是在今天网络发达、媒体发达的背景下，在中国发展壮大的“敏感期”，关于中国的一切都可能被放大、炒作至国家层面，引发对国家形象的影响，这种局面是中国外交不曾遇到过的。

　　例如，随着中国人到境外旅游越来越多，国外媒体关于一些国人在外不文明行为的负面报道也日趋增多。对此，2006年10月，中央文明办、国家旅游局等10部委就联合发布了《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和《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提醒国民提高旅游文明素质。而在外交部今年8月推出的《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中，也首次提醒出境公民注意“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等个人文明形象问题。

　　在2004年8月亚洲杯足球赛决赛中国队输给日本队后，部分中国球迷出现了不冷静的表现，而这马上就成为日本一些媒体反复炒作“中国不友好”的题材，而是年正是中日关系处于低谷的特殊时期。随着明年奥运会的日益临近，届时全世界众多媒体都将云集北京，中国观众在观赛过程中的文明表现也将成为这些媒体特别重视的焦点之一，而这可以说直接关乎中国的国家形象。

　　“责任外交”的新要求

　　阿根廷新闻社在中共十七大前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共十七大：外交政策的变化？》的文章中，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质的改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经从一个旁观者变为站在前沿的斡旋者。

　　事实上，正如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2007版《中国外交白皮书》中回顾过去一年中国外交的表现时所说，“我们深化了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地区合作，稳定和发展了与各发达国家的关系，扩展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等热点问题上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在领事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除此之外，中国参与了一些国际维和军事行动，并在一些行动中发挥领导者的作用。事实上，中国政府一直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持积极态度；在派遣维和人员方面，中国在安理会“五常”中处于前茅。

　　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中国被要求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是未来中外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

　　对此，有着丰富外交工作经验的陈健对《环球》杂志表示，“不干涉内政”作为一个原则是十分正确的。“中国无权指示另外一个国家你必须做什么，”他说，“我们可以传达一种信息，可以从帮助其妥善处理一些问题的角度给予一些规劝。这个‘规劝’与‘干涉’是有差别的。我们要在实际利益和国际责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既体现我们是个负责任的大国，又坚持我们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同时使得我们的实际利益不要受到损害。”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永辉在同《环球》杂志谈到这个问题时认为，“现在，我们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主张，同时对‘内政’的理解则有所变化，不像过去那么绝对化了。”

　　也正因此，中国未来的外交工作将比过去复杂得多，既要重申原则，又要兼顾实际利益和国家形象。

　　“经济外交”的新焦点

　　发达国家的竞争策略 在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与世界经济依存关系越来越紧密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面临的国际风险增加，同时竞争也更为激烈，各种“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中国外交在经济方面的任务也越来越重。

　　中国现代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表示，“中国不仅有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他们已不具备优势的产业，也要发展与发达国家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可以说中国与发达国家除合作之外，竞争是多方面的”。类似知识产权这样的问题今后会变得越来越严峻。

　　另外，针对种种来自西方对于人民币汇率、“中国制造”的质量、中国贸易顺差乃至能源消耗方面的指责和压力，江涌表示，这些都是表面现象，是发达国家的竞争策略，“他们的真正意图是要迫使中国在他们具有竞争优势的知识密集和服务行业进行开放，我们一定不能被表象所蒙蔽”。

　　事实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还处于弱势地位。已有了一些拉美国家的前车之鉴。阿根廷在实现金融自由化后，西方一些跨国机构逐步实现了对其由一般行业到战略行业的控制，如外资银行占阿根廷银行业的份额从1992年的12%迅速上升到2001年的67%，政府因而逐渐丧失了对经济的控制权。

　　阿根廷媒体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大国想通过外交游戏把中国置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把国际社会对某一危机的关注焦点调整到其他符合其战略利益的问题上，这样的新情况是已经取得稳定和安全的中国外交要面临的挑战”。

　　西方“经济民族主义”的威胁 江涌认为，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的种种资源、企业并购，也要通盘考虑，低调扎实地推进，切不可在发达国家再一次复苏的“经济民族主义”的漩涡中失去方向。

　　法国《世界报》今年年中报道说，“中国、卡塔尔、迪拜、还有俄罗斯的这些公共投资者对西方资本主义构成的威胁有可能成为近期在华盛顿召开的七国集团会议的讨论内容”。事实上，中国在9月底正式成立拥有近2000亿美元资产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时，就已经在西方世界引起了一些的猜测和担忧。

　　谈到海外并购，特别是能源并购时，江涌还提醒，日本、韩国以前都曾经大肆在海外收购资源，但目前看并没有占到多大便宜，真正占了大便宜的是美国的金融资本——因为现在国际资源的争夺已不仅仅在于拥有权，也在于定价权和话语权。“资源产品的价格是由期货市场而不是生产市场决定的，石油的价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油价上涨的七成实际都是被金融炒家、投机商和金融寡头们赚去了”。

　　目前，中国对能源的需求排在世界前列，但却没有掌握住相关定价权。因此，中国在今后进行海外收购的同时，也要重视价格体系的建立，比如现在上海建立铜期货市场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低政治外交”地位上升

　　时髦话题成主流 另外，在外交领域，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在上升，过去被称为“低政治”的一些方面，诸如气候、环境问题的重要性都在上升。今年的八国峰会以气候为主要议题、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呼吁和主张环境保护的美国前总统戈尔和联合国相关机构，各国领导人聚会言必谈气候，表明环境和气候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话题，而经济发展迅速的中国也必然成为话题的中心对象之一。

　　2007年版《中国外交白皮书》强调：“传统安全作为国际安全形势的主导因素再度突出的同时，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全球范围内仍普遍存在。”国际恐怖主义呈继续发展和扩散的趋势，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在一些地区仍相当活跃，而环境污染、毒品走私、跨国犯罪以及严重传染性疾病等跨国问题日益突出。

　　外交部一位高级官员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曾感叹到：“记得以前美国官员来时，总是要提非传统安全方面的问题，我们当初还觉得搞外交的为什么要管什么传染病啊、跨国犯罪等等这些问题。而现在认识到这此的确是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新问题。比如说，跨国河流的污染、禽流感等疫情的通报与防治、二氧化碳排放量等，都是外交部门必须要面对的，处理不好就会带来问题。”

　　非政府组织工作需协调 接受《环球》杂志采访的一些专家表示，在发展国内的非政府组织方面，中国也还要做进一步的工作。

　　新加坡《海峡时报》在今年7月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国际舞台上看不见中国非政府组织(NGO)的身影，束缚了中国的公众外交，削弱了中国试图发出的信息的可信性，减少了北京获得的有关其软实力行动的反馈信息，进而限制了中国评估和改进现行计划的能力。

　　对于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陈健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表示，从中国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非政府组织没有政府的支持和指导是不可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的。这一点也是外国需要理解的中国国情。

　　陈健说，随着国家的发展，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是需要不断调整的：首先，非政府组织需要得到社会的支持、企业的支持；其次，非政府组织要学会以非政府组织的身份来说话，非政府组织某种意义上从民意的角度来表达中国人民的心态，这样可能更容易产生积极的效果。

　　(本刊驻莫斯科记者卢敬利，驻柏林记者金晶，实习生孙驰、许馨予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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