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无一用是书生：陈布雷家族的历史悲歌

　　文／林耀国 图／fotoe

　　1948年11月14日清晨，笼罩在深秋寒意中的南京城里，无数人又惊又疑地读着当天的《中央日报》，上面以三栏长题刊载了一条新闻：

　　陈布雷氏昨心脏病逝世

　　总统夫妇亲往吊唁明大殓

　　“此树婆娑生意尽矣”——陈布雷之死

　　人们怎能不惊疑呢？死者乃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他追随蒋介石二十年，是最受宠信的“天子近臣”，他本人亦承认，“外间都说我在委座面前说话有效果”。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几天前还在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并受蒋之托，负责草拟“战时体制纲领”。事先毫无征兆，怎么突然就撒手人寰？其中有何蹊跷？

　　果然，几天之后中央社就对外宣布，陈布雷是自杀身亡，“以死报国”。他留下的遗书也根据蒋介石的指令，由治丧会照相制版发表。遗书开篇就写道：“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

泰山，有轻于鸿毛。”“我的死，在我自身是不胜痛苦焦忧而死……看样子我的身体是无法好起来的，我此心永远在痛苦忧念之中。”

　　陈的死，让蒋介石极其悲痛。噩耗传来时，他立即中断会议，亲自赶到现场查看。大殓之日，他“偕夫人于上午十一时步入灵堂，亲临吊唁”，“在陈故委员遗像前，为渠二十多年来知己，默念约一分钟，始缓缓退出”，“挽‘当代完人’横匾一幅， 悬挂灵堂上端”。在祭文中，蒋更作盖棺论定之语，盛赞“畏垒椽笔，逾百万师”，“综其生平，履道之坚，谋国之忠，持身之敬，临财之廉，足为人伦坊表”。

　　关于陈自杀的原因，一直都是争论的话题，时至今日仍然众说纷纭。有的认为陈患有突发性的抑郁症，无法解脱；有的说，陈是痛感国事之不可为，要对蒋进行“尸谏”；有的更传言，陈死前曾向蒋犯颜直谏，痛陈国民党权贵尤其是孔、宋两家的腐败，结果被蒋训斥，不堪其辱而死；蒋介石本人则在10年之后表示，陈布雷是因为听信他将下野的谣言，“愤慨之至而以死报国”。

　　这个谜团，或可与王国维之死相提并论。各种说法可能都有所本，但恐怕都不是正解。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说：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Eidos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其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及云。

　　陈布雷自青年时起，就真诚信仰三民主义，他担任编辑主任的《商报》，坚决拥护国民党，孙中山甚至赞扬“可称为是忠实的党报”，其宣传比国民党自己办的报纸还更忠实。他一生受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恩遇之隆，无人能出其右，但他对蒋未必没有微词。他的“愚忠”，正是“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

　　当他自杀前的十几天里，辽沈战役结束，国民党47万精锐部队被全歼，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入关，包围平津，11月6日，“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开始，国民党军的主力即将损失殆尽。更严重的是，国民党政权人心尽失，南京、上海接连发生抢米风潮，金圆券迅速贬值，人民生活陷于绝境，上海经济督导员蒋经国向行政院长翁文灏辞职，被陈布雷寄予了最后一线希望的翁内阁也随之倒台。可以说，国民党政权已经是大厦将倾，陈所信仰的“主义”，再也得不到人民的拥戴。

　　故陈布雷的死，原不必以“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来解释，这个书生，注定了要和国民党政权以及这个政权所代表的“道统”的气运相始终。

　　长子代父、书生治家—陈布雷的家世

　　和几乎所有的蒋介石亲信一样，陈布雷是浙江人。原名训恩的他，少年时因面颊圆润，状如面包，而取笔名布雷(音谐bread)，结果以笔名闻世。

　　这个大才子，身世孤寒。他的祖父、父亲都是茶商，生意往来于浙、赣之间。他生下来第二年的正月，母亲应氏就去世了。父亲陈依仁也只活到49岁。父亲生前，他在杭州浙江高等学堂读书，接受新思想，屡思出国留学，但是父亲都不同意，父亲去世之后，留下孤儿寡母十余口，食之浩繁，生之者寡，全靠他一支笔苦苦支撑。宗族的事务，也要他来维持。书生治家，实在难为他了，他有时候心里觉得委屈，就写信对朋友说：“今而后乃知书生之无用，余向日在校之所习，到乡村理家族事，一无所用之，而乡人所视为克家之条件，在余乃无一而备，非如小学生从头学起不可。”然而，他做事肯用心，又能大公无私，所以得到族人信服，他弟弟妹妹也得到极好的教育。

　　他一手带大的弟弟陈训慈，曾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长。1937年8月，日寇在金山卫登陆，杭州危在旦夕。文澜阁《四库全书》和浙江省立图书馆的大量珍贵图书亟待抢运。训慈先生毁家纾难，终于将文澜阁《四库全书》安全地运出杭州，抵达富阳，之后又千辛万苦地将《四库全书》运抵贵阳。训慈先生还负责把著名的宁波天一阁藏书抢救出来，运到浙南龙泉一个小山村。抗战胜利后，他又将这些珍贵图书文物运回杭州。今天我们在浙江图书馆古籍部能看到保存完好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就不能不为陈训慈先生的伟大精神所感动。

　　陈布雷对弟弟妹妹的教育也总有长远的考虑。弟弟陈训悆中学毕业后，被送去上海同文书院学习日文，陈布雷对弟弟说：“甲午战后，为中国大患者，北有俄罗斯，东则日本。民国以后，日本之谋我益亟，忧国之亡，以为欲谋御倭，必先通倭情，由语文而及其文物制度。”训悆果然不负乃兄所望，精通日文，抗战中为国家多有贡献，后来曾任中央社总编辑、《中央日报》社社长，“其治事一清如水，而自奉一贫如洗”，有乃兄之风。陈布雷对弟弟讲的这番话，今天读来仍觉栩栩如生，仍然发人深思。

　　陈氏家族中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人物，即陈布雷的堂兄陈屺怀。这位老同盟会员曾主持了宁波辛亥光复事务，他一生办学、办报无数，而且特别提携自己的小从弟陈布雷。1910年屺怀与汤寿潜、戴季陶创办《天铎报》，陈布雷参加，当时就因文章得了大名；1920年屺怀又创办《商报》，陈布雷代主笔，在五卅运动中发表评论，“所有议论，均能在群众中发生影响”，得到各方瞩目。当时中共方面不仅在《响导周刊》上转载这些文章，还曾打算争取他，按陈布雷的说法是，“对余等极尽拉拢之能事”；陈屺怀则向蒋介石推荐，经过几次接触，布雷犹豫再三之后，终于成为蒋的幕僚长。

　　了解了这段渊源，也就不难理解1941年周恩来在重庆托人给陈布雷传的一段话：“对他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是钦佩的，但希望他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服务。”

　　伴君如伴虎的“侍从室政治”

　　陈布雷一生以文章名世。比如他起草的著名的蒋介石庐山讲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为中国四万万同胞广泛传诵，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最大决心。

　　但是，如果真以为布雷只是个御用文人，“搞文字的”，那就太不了解中国的权力运作模式了—须知道，权力的大小，并不决定于名位的高低，而在于与权力中心距离的远近。所以我们观察中国政局，切莫小看了这些“笔杆子”。

　　尽管布雷自称无派无系，政治上光棍一条，但其实在国民党的政治版图上，却以他为灵魂形成了所谓的“官邸派”也有人称之为“清流派”)。陈领导下的侍从室，近水楼台，或可与清代的军机处相比拟，更兼有宦官机构的某些特点，其实际权力，绝不是任何一个浮在面上的中枢机构所能比拟的。

　　蒋介石为人精明但心理阴郁，他的难侍候是出了名的。但是，蒋对陈布雷的信任却始终不改。当蒋遇有重大事件时，大都要单独约陈密谈，由陈条陈各方面的意见，供决策参考；蒋每次公开讲话，皆由陈事先起草或拟提纲；即便是蒋即席讲演的记录稿，也必须经陈润色才能定稿。

　　位高权重的陈布雷，痛苦烦恼亦无法避免。伴君如伴虎，古往今来的天子近臣，必倾全部心力揣摩上意。所谓天意难测，居于权力顶端的人，往往性格扭曲，多疑而反复无常。陈布雷随侍蒋介石二十年，其中的曲折亦可以想见。

　　为了集中精力侍蒋，也为了切断人情往来上的干扰，陈布雷在南京工作时，把家安在上海；在重庆工作时，则把家安在北碚。始终与夫人王允默及子女分居两地。如此不近人情，内中又有多少苦衷。

　　由于长期心事重重，精神压力太大，加之长年服用安眠药，陈布雷脸色很难看，一次去云南，吸毒人“慧眼识俊杰”，竟与陈接头打听“吃黑米”的事，这使陈十分沮丧。

　　无论如何，陈的书生本色始终不改，他对官场上那一套，时时感到难受。在1938年4月9日的日记里他就直言不讳地写道：“余于彼等亦常觉格格不相入，盖大多数人言不及义，思不及义，唯知以挈较权利为急务，稍便则酒食征逐，只要瞒得过首领而已。”

　　陈布雷的廉洁与谨慎也是惊人的。据工作人员回忆：陈从不收礼，当然上门送礼的也不多。南京时期，舟山一位官员曾送来一大包目鱼干，硬要放在收发室。收发室不收，那人摸出一张卡片，放下就走了。收发何仲明只好在登记本上写上那人的姓名，然后将目鱼干送到厨房，由厨房、门卫等一干人吃掉了，陈一点不知道。一次中秋节，上海一位“国大代表”送来几盒月饼，收发有了上一次的经验，如法炮制，替陈布雷“代劳”了。 等陈布雷自杀之后，家人清点遗物，发现他留下的金圆券“只够付里弄清洁员的小费”。

　　当时的报纸曾写了一篇八卦文章，叫《陈布雷怀中三宝》，全文如下：

　　陈布雷称记室大手笔，近年佐主席司理笔札，许多重要文告和演词，大都出之他手。陈才思华瞻，下笔敏疾，可是身体甚弱。而且养成习惯，非深夜不能工作，白天则非过午不起。这与主席所倡导的新生活大相悖谬，但主席倚俾甚深，不欲谴责。他无论家居外出，怀中备有法宝三件。一、安眠药片；二、万金油；三、八卦丹。由于用脑过度，他患有失眠之疾，血肉之躯不休息怎行？于是每晚乞灵安眠药片，其次他已养成一种嗜好，即每当摇笔构思的时候，只需在太阳穴搽些万金油，更辅以八卦丹一小块，入口咀嚼，文思即泉涌而出。

　　这则剪报，被陈贴在日记里，不知他当日读到是何感受？哭笑不得？或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家庭叛逆 女中英豪”——陈琏的道路

　　陈布雷身在政治漩涡之中，但他却不允许自己的子女参与政治。长子陈迟想报考中央政治学校，他断然拒绝，说“农业也可救国，中华以农立国，化杂草为肥料与拒倭寇救国一样”，要求儿子报考浙大农学院。

　　可命运偏生是最爱作弄人的。他越是怕政治，政治就越要来找他的孩子。他最疼爱的女儿陈琏，深深卷入到当时的国共政治斗争之中，而且父女两人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万万没想到的是，最终他们竟殊途同归，都在绝望中自尽。

　　陈琏的生母，是陈布雷的元配夫人杨氏。杨氏即将分娩前，一天突然哭着对陈布雷说，“昨晚我得了一个噩梦，梦中见三姐入棺，我与众人哭送，却见旁边有一新棺，上写杨氏”。

　　一梦成谶。杨氏诞下陈琏之后，很快就去世了。陈布雷狂性大发，将刚出生二十多天的女儿扔出窗外，结果这婴儿却大难不死，被天井里的篾棚架住了。陈布雷十分忏悔，给女儿取名“怜儿”，上学后改名为琏。

　　陈琏是个非常美丽的女子，当事者在回忆时几乎都会提到她的容貌：大大的眼睛，两个深深的酒窝，秀丽、端庄，是真正的大家闺秀；然而她又是一个特别倔强和追求上进的人，父亲曾要她念幼师，但是她读了一年之后，和父亲大闹，坚决转学，考入了杭高，之后又考上了当时的“进步堡垒”西南联大。

　　陈琏一直仰慕俄国的“十二月党人”，这些贵族浪漫而富于激情，背叛了自己的出身，为了推翻沙皇统治而不惜杀身成仁。她在合川国立二中读高中时，中共地下党组织便为她的心迹所感动，发展她入党。她高中毕业后即打算去延安，结果被周恩来、邓颖超劝阻，要她以大局为重，留在大后方。

　　在西南联大，陈琏找到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而她的上级就是后来成为她丈夫的袁永熙。袁也是世家子，祖父是满清的显宦，和徐世昌是儿女亲家。陈布雷曾请北平市副市长、“三青团”北平市主任张伯瑾帮他查一查这个未来的女婿是什么人，张调查了一段时间后告诉他，外交部次长叶公超教授是袁的姐夫，孙国华教授是他另一个姐夫，吴晗教授是袁的好朋友，朱自清教授则和孙国华相熟，对他十分赏识……

　　这两个身世煊赫的青年，很快成为了进步学生运动中的重要人物。1946年底，“沈崇事件”引发了强烈的抗议，而“袁永熙就是这场大规模群众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组织者，陈琏也是这场运动的积极分子”。

　　1947年夏天，陈琏与袁永熙举行了婚礼。但蜜月刚过，两人就意外被捕。陈琏已是有孕在身之人，却十分坚强，在狱中他们守口如瓶，经受住了考验。过了几个月，陈布雷和叶公超才终于将两人保出来。

　　陈琏当时在著名的贝满女中教书。在她的学生中，有一个是李敖的二姐。很多年后，这位李敖大师看到了他二姐的回忆录，并从里面抄出来一大段：

　　清早到学校就听说教语文的田先生和教历史的陈琏先生被捕了，学生组织罢课，我立即参加，因为我喜欢陈琏先生，抓那么好的老师太不公平……

　　解放后一次全校联欢会在风雨操场举行，这种不在大礼堂举行的全校聚会，表面看似乎不那么正式。但陈琏先生突然穿着解放军的灰色棉军装出现在台上，引起全场沸腾般地欢迎！陈先生的样子依旧羞答答，与军装那么不协调。显然那套军装对娇小的她是太大了点，她举手敬军礼又那么不习惯不自然，但是台下长久持续的欢呼声和掌声，说明她多受同学的欢迎和敬爱！陈先生用平静的微笑等待台下能听她讲述自己被捕后的经历。

　　解放后，陈琏长期在团中央工作，曾被选为中共八大代表。而袁永熙则十分坎坷，先是被开除出党，又被批准重新入党，在团中央干过，1954年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两年后下台，任校长助理，1957年被划为右派。陈琏为了三个孩子，被迫与他

离婚，1962年调到上海任华东局宣传部教育处长。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陈琏内心世界的痛苦或许是旁人无法想像的。她的女儿回忆说：“妈妈让我到松江县二中读书，是为了让我和农民出身的学生在一起生活，学习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两个弟弟想爸爸的时候，对小孩子怎么能说得清楚爸爸怎么会变成右派呢？所以妈妈只好说爸爸是坏人，免得别人说我们划不清界限。”

　　无论陈琏如何改造自己，但她终归逃不脱命运的安排。“文革”风暴中，她被批斗，要求交待历史问题。她是那么地忠于自己的信仰，为了信仰，她不惜背叛自己的家庭，可是她却并没有得到信任，如今她还有任何一点活下去的理由吗？

　　和她的父亲一样，她也留下了遗嘱，要她的孩子们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要相信毛主席，都要跟共产党走。

　　她在团中央时期的老领导胡耀邦，后来给她的纪念文集题了词，“家庭叛逆 女中豪杰”。

　　“外省权贵、铁杆台独”——数典忘祖的陈师孟

　　陈布雷家族的故事，并没有终结在大陆上。陈布雷也好，陈琏也好，万万想不到，他们的后人中居然出了一个“铁杆台独”。

　　陈师孟，陈布雷的嫡长孙。1948年8月生，毕业于台湾大学经济系，后又获得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66年加入国民党，1991年，因参与“推动废除刑法一百条”运动遭到军警镇压，他愤然退党，转而加入民进党。此时，他受到陈水扁的关注，此后在其力邀下出任台北市政府政务副市长。2000年“大选”后，陈师孟进入“中央银行”任“副总裁”，之后又被陈水扁钦点为“总统府秘书长”，后来还担任过民进党党校校长之职。

　　陈师孟1949年才到台湾，是个不折不扣的“外省人”，可是他于1992年发起成立了“台湾外省人子弟台湾独立支援会”。为了使自己的“台独”血统“更加纯正”，他声称自己一岁多就来到台湾，“到中国没有印象，因此政治上百分之百是个台湾人。所谓‘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的说法是不通的，是没有道理的事情”。舆论―片哗然。

　　另外一个事情让他被骂得更惨。在未就任“中央银行副总裁”之前，他曾三次提出应该开征“国安捐”，要对那些到大陆投资的台商课以重税，“以保障国家安全及增加政府收入”，这个意见遭到商界的强烈反对。于是他表示这“纯为学者意见，就任副总裁后绝不再提”。然而，这位“陈副总裁”就任不到十日，就违背其先前的承诺，以官方身份提起应开征“国安捐”！舆论都认为，这实际上是陈水扁政府的政策风向球，同时也“恐吓”台商，胁迫他们支持民进党。很多人认为，陈师孟这个人和陈水扁一样，毫无信义。

　　他这种喜欢信口开河的性格也造成了不少麻烦。在接受广播节目访问时，他说“新台币还有贬值空间”，结果导致新台币一天内跌了一块，“国库”损失了二十亿美元，大家都说，这个人是“一言丧邦”。

　　陈师孟还有一个八卦，就是特别爱猪，他每天打的领带都是小猪图案，私人搜集了一千多种猪的收藏品，还办过展览。他自己说，爱猪是因为读了英国政治家丘吉尔的传记，里面说“猪总是两眼平视，平等待人，而不傲视或自卑”，他认同这样的不卑不亢的“风骨”，而且还经常公开劝政治人物“向猪学习”。

　　当然，陈教授也有不那么“猪”的时候。在“倒扁”风潮中，他继台湾前“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发表公开信呼吁陈水扁下台之后，表态不支持扁坚持下去，并且投书媒体，建议陈水扁依蒋介石模式“引退离职”，接受司法调查。陈师孟认为，陈水扁若仍是“总统”身份面对检察官，受审的是“总统夫人”吴淑珍以及亲密幕僚，那么陈水扁将徒然被视为“躲在保护伞下茍存”，只有以平民身份证明清白才可杜悠悠之口。

　　陈师孟被视为最挺扁的亲绿学者，陈水扁到处宣称他是“最佳工作伙伴”，他们的关系再亲密不过。陈师孟此时发表长文劝扁引退，确是替绿营大局着想。陈水扁这个贪腐的“总统”，已背离了民进党立党时的理想。但是，陈师孟的苦心，并没有得到多少好评。他的老对头李敖讽刺说，根据“宪法”，“总统”请辞下台就不能回来，也没有所谓“代总统”，当初蒋介石又“复行视事”，根本就是“违宪”。陈师孟的做法，是又想要拍阿扁马屁，又要装出一副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样子，真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而民进党内的“死忠分子”则早有先见之明地指出，陈师孟这个外省人，究竟还是外省人，怎么可能真心实意地爱台湾，爱“台湾人的总统”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陈师孟和陈琏一样，都背叛了自己的出身，我们甚至也不愿意去怀疑他的初衷。这位经济学博士、台湾大学教授，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反出国民党，也可能真是为着自己的理想与信仰。

　　曾几何时，他因为是陈水扁的亲信而权势熏天，他死心塌地地帮陈打天下。但近来的局势发展，却让他显得那么尴尬和无奈。他决不会见容于泛蓝群体，而“台独”分子又能真的信任他吗？他好像是寓言故事里的蝙蝠，他那些激烈的“台独”言论，或者也是为了掩饰内心的虚弱？名利得失，是非荣辱，终归不过是过眼云烟，将来怎么去见自己的祖宗，怎么对得起脚下的土地！

　　他的祖父陈布雷曾叹息说，“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这句话，陈师孟一定是知道的，只是不晓得，他如今是不是已经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

　　百无一用是书生，书生从政，终被反噬。这就是陈家三代人的悲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