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境外遇袭抗险新思维

　　瓜达尔港、昆都士、欧加登、尼日尔河三角洲……近几年不断发生的中国人在海外遭受恐怖袭击的事件，让我们一下子记起了这许多陌生的地方。以往，中国人和五星红旗常被视作是安全的保证。

　　虽说在这些恐怖袭击中伤亡的中国人的总和，甚至不比在国内的某次矿难中伤亡的人数更多，但国人的关注程度和所遭受的震撼显然远远超过矿难。这除了国人沿袭已久的“外事活动无小事”的传统心理之外，更折射出萦绕在人们心中很久的一个疑问：中国一贯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致力于建设“和谐世界”；我们没有输出霸权主义，我们只是去开发资源，帮助他们，援助他们，为什么也会如此地被人仇视？

　　更为吊诡的是，就在中国人域外风险指数高企之际，《时代》周刊今年3月公布的全球民调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受敬重的前5个国家之一。这5个国家得到的民意支持率分别是：加拿大及日本均为54%、法国50%、英国45%、中国42%。而对中国评价最高的国家，恰恰就主要分布在非洲和中东地区。这些地方的人对中国的正面评价率往往达到70%以上。难道，包括恐怖袭击在内的人身伤害事件也给中国争取了曝光率和同情分？

　　《华盛顿邮报》10月8日的一篇文章说，把中国看作发家致富的希望之地的想法正渗透到普通非洲人的意识中，而这种地位以前只有美国和欧洲国家才拥有。文章还提到，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每个周五，中国使馆的签证处门前都会排起长队；而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打算去中国进修商务或语言课程的大学生随处可见。这些事实与在这些地方发生的针对中国人的恐怖袭击形成了强烈反差，也让很多人迷惑不解：为何他们要以怨报德？

　　身处“战区”使然

　　相比人少的韩国，中国“走出去”的战略实施得晚，规模却数倍于前者。据不完全统计，2006年有3452万中国人走出国门，到2005年底境外中资企业达1万多家。这是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未曾出现过的盛况，加上没有多少海外生存经验，客观上导致中国人在海外遭受袭击侵害的频率上升。所以，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安全问题，实际上是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一个必然的副产品。这其中，最经常发生的抢劫、诈骗、

车祸等治安案件，客观存在于任何国家的社会生活中，是一种常态，只不过因身处国外不熟悉救济手段才受到关注。

　　最引人关注的是和恐怖袭击相关的事件。1994年8月15日，中国在阿尔及利亚的一名工程人员和一名翻译被恐怖分子枪杀，这是已知较早发生的针对中国平民的恐怖事件。从近几年的情况看，这类事件往往针对的是中资机构在当地的工作人员，手段残忍，导致的伤亡人数多，并伴随有政治目的，发生地点以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反恐前线国家和非洲为主。而这些地方是全世界公认的恐怖活动多发区，甚至直接就被一些国家认定为“战区”：发生过袭击中国人事件的瓜达尔港和杜达铅锌矿位于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高玛赞水坝则在西北边境省，这两个省都和阿富汗接壤，是巴基斯坦堵截阿富汗境内恐怖残余力量逃窜的主战场之一；而作为塔利班的传统地盘，昆都士是阿富汗战斗最激烈的两个地方之一，塔利班仅在该省首府昆都士市的守军就有2万人，本·拉丹最后一次在城市里露面也是在昆都士。另外，“9·11”之前，巴基斯坦的恐怖袭击主要是针对印度教徒，伊战打响之后，西方人大多撤离了巴基斯坦，只有中国人还坚守在那里，就成了恐怖分子打击西方生活方式的替罪羊。

　　而非洲的埃塞俄比亚、苏丹、尼日利亚等国常年受到部族冲突、内战、领土纠纷的困扰，也给进入这一地区寻油的中国企业带来了风险：欧加登地区类似克什米尔，早年列强瓜分索马里，欧加登划归意大利，二战后辗转归入埃塞俄比亚版图，但1960年独立的索马里同样把欧加登归为自己的国土，两国因此爆发过两次全面战争；苏丹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与苏丹政府间自2004年4月以来的停火，由于亲政府民兵组织的破坏和种族灭绝政策而于当年底结束，之后反政府武装“国家拯救阵线”一度扬言要进攻苏丹首都喀土穆；在尼日利亚，则长年活跃着“实现比夫拉主权国运动”和“尼日尔三角洲解放运动”等反政府武装组织。

　　在以上地区，西方企业或出于安全考虑，或为了配合政府实施经济制裁，或迫于国际人权组织的压力，多数已经退出，这就给中国企业的进入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中国企业似乎热衷于把“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进一步转变为“性命廉价”的优势，只要对象国市场的利润足够高。更关键的是，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能源需求国，而统计资料表明，全球最重要的50多种矿产中，非洲有17种的蕴藏量居世界第一位。以石油为例，目前非洲已经是中国最大的海外石油来源地，预计未来尼日利亚、苏丹、安哥拉、加蓬、乍得等国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出于现实利益的需要，即使有风险中国也必须留在那里。

　　而这些国家的反政府组织则往往因此迁怒于中国人，并通过打击中国人来警告当地政府，在巴基斯坦就是这样。顺便说一下，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本是个荒凉多石的偏远小渔村，是中国投资十几亿元将它变成了巴国第二大深水港，以后还可改为军港。在类似的利益面前，很少有国家会因恐怖袭击而放弃。

　　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2007年7月12日至9月30日，4年前开始购入中石油H股的“股神”沃伦·巴菲特连续多次减仓，使其在中石油股份的持股比例降低至3.10%，比其最高时的持股数量已经减少近70%，而其减仓节奏之快和规模之大，不禁令市场猜测巴菲特减持的目的所在。

　　其中最富政治意味的解读是，由于西方一些活动团体和人士将自2003年起在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出现的大规模人口死亡事件归咎于苏丹政府的纵容，因而推动包括哈佛管理公司、富达投资以及德国西门子公司、苏黎士的ABB集团在内的投资机构和企业从苏丹撤资，美国迄今也已有17个州通过了苏丹撤资法案。而从1996年起在苏丹投资，一直留在当地，目前是苏丹最大外国投资者的中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石油股份的母公司)就成了这些团体和人士的眼中钉。针对巴菲特投资中石油的抗议运动在2007年初形成声势，并迫使巴菲特在2月时专门做出书面回应。巴菲特选择在抗议渐息之际静悄悄减持手中股份，实在是忍痛割爱。

　　除了石油行业特殊的油源不可再生因素导致中国三大石油巨头满世界找油外，促使中国企业留在高危地区的一个更现实的原因是国内市场的饱和。拿中国企业经常做的建筑工程承包为例，目前，我国建筑业从业人数已超过4000万人，其中约有1500万人处于无工状态，这一部分富余劳动力迫切需要转移出去。而只有在非洲和中东这两个高危区的工程承包市场上，中国企业才能既与西方承包商比成本优势，又与当地承包商比技术优势。所以说，中国人远赴海外冒险往往是身不由己；很多中国人施工的水坝、公路的工地会发生恐怖袭击，原因也正在于此。而且从趋势上看，此类“自找”的安全问题在今后几年会越来越严重。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美国人每次遭袭后，很快有人站出来承认是自己所为，显示出恐怖分子对美国外交政策、军事行动的不满和仇恨；而中国人在海外遇袭后，却常常无人“揽功”，说明这类袭击多半是因

中国经济活动与当地利益冲突造成的。一个常遭诟病的现象是，中国企业到海外一般是把国内的员工也带过去，而很少雇用当地人；当地人不能从中获益，自然会产生敌意，指责中国掠夺矿产资源。例如俾路支省是巴基斯坦面积最大、人口最少的一个省，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天然气产量占全国一半，当地的部落武装就认为，中央政府向当地引入外资和外国工人，侵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而在非洲，许多居民都觉得没有从石油发展中受益，于是指责政府并迁怒到那些获得政府批准进行开采的外国公司头上。例如尼日尔河三角洲是尼日利亚最优良的石油开采区，同时也是人口稠密，饮用水易被污染的生活区，这里自2006年初以来，已有200多名外国人被当地武装组织绑架，至今仍有数人未获释。

　　而在非洲的另外一些地方，某些中国企业把国内采用的不人道的用工制度带到了这里，拖欠工资、加班、随意解雇，这种粗鄙的经济伦理引发了很多风波。仅以中国某工程公司在加蓬的一个建设项目为例，当该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后，公司随即解雇了大批当地雇用的“临时工”，被解雇工人随后举行了罢工并与资方发生冲突。双方为此对簿公堂，判决结果是中方败诉，原因是违反了加蓬的劳动法。根据该法令，一个临时工如果持续工作一周以上便自动转为长期工，因此他有权获得足够维持两个妻子和3个孩子生活的工资及交通和失业补贴。而我国公司管理人员按照国内形成的规则来处理加蓬的情况，导致企业的高额损失。

　　近年来，随着投资的增加，已有约8万名中国工人在非洲工作，形成了一个与当地社会相隔绝的新侨民群体。这样的结构很容易与当地人出现隔阂或冲突，中国海外企业的本地化迫在眉睫。另外，现今中国人到海外经商办工厂，所能依靠的只有大使馆和国内外相关法律手段，而百多年前中国人海外经商，还有浓郁的商会和同乡会传统，这些人往往能够抱团成为组织，故有力量对抗本地的一些非法事件和非法人员。鉴于现代的华人团体彼此很少联系，经常各自为阵，甚至还有互相拆台的问题，重新组织起新的华人社团组织显得非常必要。

　　捍卫公民的知情权

　　由于种种原因，有时明知一国正处于风险集中期，我外交部门仍维持“外松内紧”的宣传格局，这种政策思路或许在国内很管用，但到国外，由于中国公民来去走动频繁，难以收集信息，通过公司或单位发布预警的渠道也有限，很容易造成信息发布的“窄众化”，甚至出现一些攸关生死的警讯停留在无关痛痒的信息中转者手中而无法送达一线受众的现象。

　　仍以巴基斯坦为例，2007年6月23日凌晨，在巴首都伊斯兰堡发生了30多名宗教极端分子掳走中国针灸按摩院老板夫妇及多名雇员的恶性事件。新华社直到7月6日才详细披露中巴联手解救被绑架人质的内幕。而尽管从2004年以来，已有10名中国公民在巴国恐怖袭击中丧生，中国驻巴大使罗照辉7月16日仍在巴电视台的现场直播中盛赞“中巴全方位的友谊”，并表示“最近接连发生针对中国人的恶性事件。但考虑到中巴特殊友好，中国官方代表团仍然如期访巴。我们也迄今未发出旅游警告”。

　　就在罗大使接受采访3天后，某中资公司在巴基斯坦的铅锌矿项目的9名工程师在前往驻地卡拉奇途中遭遇汽车炸弹袭击，护送的警察和平民共计24人死亡，另有30多人受伤。因为巴方保安措施严密，中国工程师幸免于难。闻听此事的几乎所有驻巴的中资公司都立即开始了自救行动，比如增加保安，减少外出，撤离包括家属在内的非必要人员，以及取掉中国车牌号、中文门牌、红灯笼等等；但还有一些初来乍到的中国游客过了几天才知道模糊的信息，知道了袭击的事也不知道该如何防范，就这样在懵懵懂懂中与危险擦肩而过了。

　　据悉，中国驻巴使领馆在7月19日我工程师车队遇袭后就忙个不停，一边按照花名册上500多家在巴中资机构的号码挨个发预警传真，一边要求巴政府加强对于那些留守工地的中国人的保护，并与巴方达成从8月份起每月定期磋商安全问题的机制。这些措施都是有效的，但对外交部门来说，更具挑战性的工作是去判断未来威胁的级别和性质，并将完整的信息尽可能直接告诉在巴的每一个中国公民，让他们及时做出去留决断，是冒险开工还是留屋观望；如果既有的联系渠道不畅，也应当想办法多在当地网络、报纸、电视台等媒体发布消息或通过国内媒体“内销转出口”的方式，尽快将危情传达给在巴的中国散客。

　　捍卫公民的知情权不光是对中国外交部门提出的新要求，也是针对外国政府隐瞒不利于投资或旅游的信息而言的。例如埃塞俄比亚政府对在欧加登地区从事油气勘探开发的真正风险一清二楚，但为了摆脱贫困帽子，他们有意无意地在招标中淡化这一因素。就在今年4·24血案发生前不到半个月，该国政府还向10家外国公司发放了欧加登B7、B8两区块的石油勘探标书(其中应标的只有4家，无一西方豪门)，对恐怖袭击隐患却只字未提。而已在该国经营11年的中原油田勘探局，固然也知道埃政府不久前还为确保欧加登的安全而对东邻索马里的极端宗教政权发动了越境军事行为，但却由于与在苏丹问题上同样的侥幸心理而放弃了督察，这样最终酿成了该局在欧加登作业营地被极端主义武装团伙血洗的大案，共有9名中国人死亡，7名中国人被劫持，这也是中国海外工程项目迄今所遭受的最惨重的人员损失。

　　总之，认为不干涉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进程就能置身于其动乱之外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中国的国有公司和外事部门当然有能力在这些国家的精英人群之中赢得朋友，但应对来自强大武装组织的威胁则是另一回事。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的矛盾，中国国家利益与当地中国企业的矛盾，中国当地利益与其他大国既得利益的矛盾，中国能源开采与当地可持续发展的矛盾，短期效益与长期风险的矛盾……这些矛盾对于中国的抗险思维提出了新的要求。(本刊记者 赵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