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为什么“挨骂”

　　我们看到，从吴敬琏、周其仁、张维迎、樊纲，直到今天身体力行地为穷人办事却说要为富人说话的茅于轼……经济学家挨骂的名单上，在不断添加一串串新的内容。

　　他们的被骂有道理吗？

　　★采写/《小康》记者 陶卫华

　　经济学家因言论被骂已不新鲜。

　　始自三年前的“郎顾之争”，让中国几乎所有出名的主流经济学家，都在民意面前遭遇了 “滑铁卢”。其后经济学家面对的公共发言环境变得愈发严峻。

　　今年6月，在上海出席某论坛的吴敬琏说，“我知道我说这个话一定要挨骂，中国的电力

能源价格偏低，涨价是必然的。”在一片声讨电力和石油等垄断巨头以行政之力推高公共品价格的时候，吴敬琏此言很容易被再次戴上“垄断利益代言人”的帽子，上一回，是他在两会上发言被人曲解为春运涨价合理时。

　　而被形容为“背负长达25年骂名”的张维迎更是经济学家中遭遇非议最多的学者之一，2006年他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文中的一句“官员是改革中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群体”引来各种“口诛笔伐”之声，至今不歇。

　　最近的一次争论又集中在茅于轼身上。7月底，他的一篇名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文章遭遇学者薛涌《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的质疑和批判，由此，点燃了今年经济学界最热门的一场“贫富之争”。

　　我们看到，从吴敬琏、周其仁、张维迎、樊纲，直到今天身体力行地为穷人办事却说要为富人说话的茅于轼……经济学家挨骂的名单上，在不断添加一串串新的内容。

　　他们被骂似乎完全有理由。

　　市场化改革走到今日，贫富差距扩大、腐败、社会不公等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出来，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矛盾日益凸显。在此关键阶段，任何为弱势群体说话的主张，不管结果是否有效，总会因其道德的无比正确性而得到民众喝彩。

　　但这些经济学家似乎并不愿意这样做，不仅不打算这样做，他们甚至还尝试坚持以理性思考面貌的一再为富人的正当性辩论。也正因此，在“民意”与“市场化”的理想、现实矛盾间艰难探索的经济学家，就承担了最多的压力和责难。

　　“当下中国的贫富差距，无疑已超出了公众的承受底线，发展成了一个社会问题。这不是因为公众不能正确对待贫富差距，而要求什么平均主义。从根本上说，这是致富机制有了问题。贫不当贫，富不当富的现象引起社会心理的失衡，激起了公众的普遍愤怒和抗议。”

　　此种背景下，经济学家一以贯之的市场体制信念和日益升起的对市场、对改革的怀疑之间就产生了更多的碰撞。普通群众把看不到改革预期结果的失望情绪一股脑洒在经济学家身上。

　　然而，正如时评作者笑蜀上述所说，现在应该反思的是致富机制亦即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鼓励仇富。富裕本身不是罪，人人有权致富，有罪的只是不公正的致富机制或者说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那些凌驾于市场体系之上无处不在、难以约束的畸形权力是造成罪恶的根源。

　　聚焦“经济学家挨骂”这一独特现象，我们与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了认真的探讨。

　　笑蜀：本质上不是“穷富之争”

　　作为学者应该保持一个独立的立场，既不讨好权势、也不讨好民众，但是你可以不盲从讨好民意，你却要尊重民意。

　　《小康》：茅于轼的文章发表后，你和薛涌有过几次交锋，论战到现在是怎样的感觉？

　　笑蜀：我们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种革命大批判、政治运动过来的人，对那个时代的那种戴帽子、揪辫子、革命大批判的文风是刻骨铭心、深恶痛绝，因此至少我个人而言，见不得那种动不动就揪辫子、动不动就扣帽子、宣判对方的那种所谓的思想批评，批评可以，但是你要有理有据，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我认为时评家的写作应该是为了公众利益而写，首先必须保证对公众利益的那种绝对的忠实与忠诚；因此他的全部写作应该基于自己个人独立的判断，既不能讨好权势，也不能讨好公众、讨好读者，只能听从自己良心的声音。必须要有这么一个独立的立场。

　　你要批可以，你把目标找准，不能地毯式轰炸，对准所有只要是有名气的经济学家，都一通轰炸，以显示自己的道德勇敢。其实吴敬琏、茅于轼，恰恰是经济学家当中有良心、信念、人格的，还在坚持的那样一批经济学家。

　　《小康》：引发这样激烈的争论是不是还是有一个民意的背景？

　　笑蜀：有这个问题。贫富之争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强烈的社会关注呢？它确实是有民意基础的，这种民意基础就在于那种“贫不当贫、富不当富”所引起的大家对这个事情的高度敏感，对贫富差距的一种高度敏感，这是中国社会心理最敏感的那一点。

　　《小康》：在这种情况下，为“富人说话”要面对很大的风险？

　　笑蜀：茅于轼说为“富人说话”，他说的富人本来是指那些中小企业主、民间自由资本，也可以说是生产资本，他们恰恰是被权贵所压榨的，他们也是受害者。民间自由资本有双重性。当民间自由资本面对劳动者的时候，由于中国目前的整个社会环境和人权、法律水平，他实际上是强势的，常常是侵权者，在这种情况下就谈不上他们需不需要保护，没有必要去为他们说话，去保护他们。在这一点上，茅于轼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但是当民间自由资本面对权力、面对官场的时候，他们往往是弱者，是被压制被损害的。而他们受到的这种压制、损害不只是他们自己付出的代价，也是我们整个社会付出的代价，因为整个社会利益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就需要为他们说话，就需要为他们办事，就需要捍卫他们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茅于轼那个观点又没有错。

　　《小康》：茅于轼表达得不精确，所以容易引起歧义？

　　笑蜀：对。这个问题本来社会就极其亢奋，在我的看法里，这种情绪是不可以去助长的。我们的任务不是去助长这个情绪，而是去解释、把真相揭示出来。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很可能它不是“穷富之争”的一个问题。只要是搞市场经济，哪个国家没有穷人、富人呢？如果说是富人就该仇恨的话，那哪个国家有安宁？

　　《小康》：我们也看到从2004年郎咸平事件以后，经济学家发言被骂渐成一种现象，他们的很多发言被解读成为违背“民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笑蜀：很大程度上还是“贫不当贫、富不当富”所引起强烈的社会义愤、社会仇恨。但是这种强烈的情绪下，中国人都是欺软怕硬，他不可能对着真正的元凶权力去，那样风险太高了，但另一方面他必须要发泄出来，就只能选择一个次一级的目标去发泄，这种情况下基本上无权无势的经济学家当然成为一个目标了。

　　《小康》：为什么不选择其他人单单选择经济学家？

　　笑蜀：因为很多经济学家属于策士，这是很多中国学者现在也还有的一种风尚，喜欢做策士，喜欢提出各方面建议，成为一个军机处的行走之类的，也就是参与了一些高层议事，但并没有决策能力，不可能有决策能力，中国政治体制现在还没到这一步。他们最多就是吹吹耳边风而已，但是别人不能吹耳边风，你能吹耳边风啊。那你当然就有点责任。

　　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的学科都失落了，经济学就成了一种显学，经济学家也就最走红了，到处成为名流显贵，几堂课几万块钱。你既然最得宠，得到的利益最多，那么当然你受到的社会关注、对你的要求也就最多。这也是一种代价，既然得到了这些利益，那么民众要把你当成靶子也是没办法。

　　《小康》：是不是也跟经济学家的发言方式有关系？

　　笑蜀：所以我批评茅于轼、吴敬琏：他们不善于跟公众表达，过于固执。作为一个学者是应该保持一个独立的立场，既不讨好权势、也不讨好民众，但是你可以不盲从讨好民意，你却要尊重民意。他错了，你要说他是错的，这是你的义务，但是你应该在尊重他的前提下说，对敌人都需要尊重，何况对于民意？

　　《小康》：所以网上会出现作为反对经济学家靶子的主流经济学家语录。

　　笑蜀：比方他们说应该收高学费，然后设立高额奖学金来救济穷人的孩子，认为高学费可以杀富济贫，不然富人就搭便车了。却现在的权力机制之下，钱收得上去但用不下来，取之于民但不一定能用之于民，实际上他的建议变成为政府收钱开道，收得越多越好，但钱收上来之后他们一边去，他们又完全说不上话了。结果经济学家实际上被利用了。

　　他们往往比较天真，停留于他们认为的那种书本上的科学逻辑之中，这个逻辑在书本上是自恰的，但是现实生活中可能不恰当。他们看不到书本和现实当中这种很细微的差别。然后就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小康》：现在有一种倾向是但凡出现弊病都把根源扣到市场化上，这种看法是否公平？

　　笑蜀：不能把什么脏水粪水都往自由市场上泼，中国自由市场八字还没一撇呢。我们是有市场，但我们的市场更多是政府市场，政府自己造出来的市场以及政府自己玩的市场，这跟自由市场经济八杆子都打不着。老百姓怪什么自由市场？“三座大山”，哪一座大山是由自由竞争造成的？一座都不是。

　　徐友渔：“他们对经济改革的贡献不可低估”

　　如果把中国社会不公、贫富分化的弊病、国有资产流失的弊病归结到经济学家身上，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冤枉，是找错了目标。

　　我认为现在不是“要不要改革”，实际上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下配套。

　　《小康》：您怎么看待这次的“贫富之争”？

　　徐友渔：我认为这次争论的实质性并不是很强，而主要是言辞之争。之所以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论，我还是认为茅老文章的标题确实容易引起误解，至少是不全面的，好像是富人就应该为他说话，穷人就应该为他办事，实际上穷人也需要替他们说话，甚至更应该替他们说话。

　　《小康》：现在社会真的像茅于轼所说有一股“仇富”思潮吗？

　　徐友渔：我愿意肯定茅于轼提出了很重要的问题，他提出现在中国的转型中，社会上可能有一种盲目的仇富心理。他认为仇富心理是中国的传统，但这在中国传统里到底占多大比例，是不是像孔孟之道那么厉害呢？是不是现在没有比它更重要的问题呢？

　　我认为盲目的、全面的仇富的心理是不对的，但现在很多仇富也未见得就是盲目的仇富，很多人对于富人的不满意是有根据的。实际上由这个问题生发出来的就是中国目前的社会不公正，确实非常严重。而社会不公正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是很多人致富的手段未见得正当，也因此，现在群众中仇富的心理确实非常强烈。我觉得很多情况下民众这种情绪不管有没有理性，至少没有什么大错。

　　《小康》：现在主流经济学家发言被骂似乎成了一种潮流，怎么理解这种现象？

　　徐友渔：虽然经济学家现在挨骂很厉害，但是仔细分析会发现，在挨骂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里，茅于轼和吴敬琏不论主观上、客观上还都是站在人民大众这一边，他们很多观点实际上是替弱势群体大声疾呼的，他们用经济学家的观点为呼吁社会公正做了大量工作、说了很多非常精辟的话，当然其中也包括一些在市场化方面被大众不理解的观点，这是一种。

　　但也有一种人是非常赤裸裸地站在权贵这一边或者站在既得利益这边。虽然他们和茅于轼、吴敬琏一样，提倡市场经济倾向是共同的，但实际上在其它很多问题上他们个人的立场我认为差别非常之大。

　　《小康》：那么，经济学家发言到底是站在公共理性还是为既得利益说话，我们该如何判断？

　　徐友渔：主观动机是没有根据去讨论的，只能说他说的话客观上会有利于哪一个群体或者效果怎么样，然后来客观评价。例如张维迎的某些倾向是跟他的市场经济的经济学理论连接在一起的。他觉得大家只看到国有产权改革中发生的腐败，但是很多人都没看到，“一堆山芋烂在这里”问题更大，却谁也不吱声，对这一点他表达了很深刻的见解，大家未见得能够理解这一思想。

　　但是他这种观点也有点走火入魔，认为只要能够达到市场化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中国最美好的一天就到了。在过分强调市场化这一点上，我认为可以称他们为“市场拜物教”。

　　《小康》：如果经济学家在市场理念之下，能够对照大众情绪找找原因和问题，是不是不会走得这么极端？

　　徐友渔：这样要求他们比较困难。就我的评价，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感、人文精神、对社会的批评态度都有些缺乏，他们就是一根筋，认为有了市场就好。在这种情况下你要他们考虑民意，并且民意又是那么让人不愉快，要他们在民众中筛选出健康、建设性的说法，或者在主张一个经济学观点时，能考虑到自己可能有别的思考纬度没照顾到，是不太可能的。西方经济学家的那种社会责任感、对社会强烈的批评态度，中国经济学家很难做到。

　　《小康》：即便如此，主流经济学家的主张给中国带来的进步还是不可否认的吧？

　　徐友渔：所以我觉得经济学家虽然挨骂得那么厉害，有的挨骂也不一定是冤枉他们，但是他们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贡献也是不可低估的，这一点很多骂他们的人并没有看到。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一般人把问题搞混了，因为经济学家是学者，公开发言很多。实际上给中国带来巨大社会不公正的人是政府官员、各种有权力的人。现在在那里贪污腐化、侵吞国家资产的那些人是不出来说话的，只有这些书生还在那里出来说话。

　　如果把中国社会不公、贫富分化的弊病、国有资产流失的弊病归结到经济学家身上，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冤枉，是找错了目标。我可以断然地说，主流经济学家的成绩不可否认，中国市场化的成绩没有他们走不到这一步，中国的弊端从根源上不是他们造成的。

　　《小康》：但是面对当前改革中出现的贫富差距扩大，坚持这样的改革会不会造成更多问题？

　　徐友渔：我认为现在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改革”，实际上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政治体制改革配套的情况下，问题已经深化到“我们要什么样的改革”。

　　现在有些政府部门推出的政策纯粹是替本部门、本行业尤其是替那些国有垄断行业服务的，当然也是以改革的名义推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反对这种特殊利益集团的东西，而你却简单地要给别人扣一个帽子说人家反对改革这是不可取的；或者经济学家认为现在整个中国思想界的分野是他们在坚持改革，其他人不坚持改革，这种说法肯定是不正确的。

　　现在我们国家从上到下都在坚持改革，但是这个改革到底是为多数人还是为少数人？“要什么样的改革”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小康》：一些经济学家把问题归结到“市场化”上，主张把更多权力给政府，您如何评价这样的观点？

　　徐友渔：有些经济学家在描述中国贫富分化、批评中国社会的不公正上是很真诚也很可贵的，但是他们采取的药方有问题，他们始终没有认识到中国大半个世纪以来主要问题是出在权力不受制约上，而且各种权力扭曲了很多东西。他们对权力的警惕是非常不够的，同时对资本、市场产生的危害夸大了。

　　中国现在很多事情当然是市场化引起的，但是弊病的根源实际上正是由于政府官员滥用权力，而且把权力渗透到市场化的过程中，使得改革的方向出现扭曲、市场不规范，所以并没有形成公正平等的竞争。这种情况下他们把西方左派批评自己社会的东西照搬到中国来批评中国的社会现实，是错位的。

　　《小康》：现在的这些纷争有可能达成某种共识吗？是该走向对话还是对立？

　　徐友渔：任何一方都应该从中吸取东西，一意孤行，认为自己真理在手，是骂不倒的，“让别人去骂吧，我自己走我自己的路”，完全用这些鼓励自己，并不是聪明的做法。聪明的做法是从批评里汲取对自己有益的东西。现在毕竟还有多元的声音，这也是我们可以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抱乐观期望的原因。各种声音都有，这个社会才比较健全。至少思想文化的多元格局已经在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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