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谈大学公信力为何下降

　　陈平原

　　前两年刚去世的法国思想家德里达说过：“大学存在于它企图思考的世界之中”，应当承担起责任，组织一种创造性的抵抗——“抵抗一切(对大学)的重占企图，抵抗一切其他形式的主权形态”。这说来容易，实际上却很难做到。作为大学教授，你乃“体制中人”，能深刻地自我反省吗？尤其在当代中国，谈论大学改革，涉及理想与现实、中国与西方、制度与精神、个人与国家等，远不只是制订若干“操作手册”那么简单。

　　世人引用苏轼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时，多从进取的角度，强调自家确有所得。我则倾向于保守——即便有所见，也必定会遮蔽事情的另一面。这里牵涉的，不仅仅是思想立场，还有趣味、修养等。有些盲点容易意识到，有些则很难超越——比如缘于“学科”的偏见。

　　现在大家都谈大学，真的是“众声喧哗”；我的思路很明确，首先追问是谁在说、说什么、说给谁听。校长、教授、学生、家长、文化记者、教育学家、政府官员等，各有各的教育理念，各有各心目中“理想的大学”。这种职业、学科、方法、文体等的差异，直接影响我们谈论大学的视野与姿态。我很坦然，事先声明：这是一个大学教授(不是政府官员)、人文学者(不是经济学家)，从“文化的观点”(不是“经济的观点”或“政治的观点”)来谈论作为一种组织形式的“大学”。

　　这里所说的“文化的观点”，是借鉴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主编的《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的思路。不是孤胆英雄包打天下，而是集合八个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历史的观点、政治的观点、经济的观点、组织的观点、地位的分析、文化的观点、大学的科学活动、政策的观点等来谈论现代大学。作者认为：“这八种想象和研究高等教育系统的方法，使我们更好地了解高等教育系统是怎样运转的，为什么这样运转，它们怎样和为什么与社会的某些其他部门联系起来。”

　　美国密歇根大学原校长詹姆斯·杜德斯达在其所撰《21世纪的大学》中称：“大学作为我们的文明中的一个社会机构保持了其辉煌而持久的地位。在一千多年中，大学不仅仅是知识的坚守人与传承者，曾经改变了它所在的社会，甚至成为变革中的巨大力量。”过去如此，将来也不例外——为了达成此伟大的目标，“我们需要在大学的内部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和更大的努力”。可是，“更深层次的反思”，我们做得到吗？大学有自身的利益，其继承传统与生产知识，并非绝无私心。或陷入繁琐的日常事务，或跳不出体制围城，我们能认真审视已成“庞然大物”的大学吗？有民间辛辣的讥讽(“这年头，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有官员机智的辩解(中国教育的成绩和缺点，是“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也有不着边际的表扬或谩骂。总的趋势是：大学的公信力在下降，所谓的“师道尊严”，也正迅速沦丧。

　　作为人文学者，我希望以建设者的姿态、批判性的眼光，来“直面惨淡的人生”，谈论中国大学迫在眉睫的五个问题。

　　一、调整“大跃进”心态

　　去年年底，我曾撰文，答《国际先驱报》记者问，引马玉涛的成名曲《马儿啊，你慢些走》作为标题。可惜文章发表时，被裁成好几段，穿插进各种问答中。为何需要“慢些走”，并非像那歌里唱的，“要把这迷人的壮丽的景色看个够”，而是担心跑得太快，步伐不稳，那样会摔跤的。暂时停下来，或者放慢脚步，是为了更好地思考、反省、调整步伐。

　　办大学和办企业不一样，不可能立竿见影。人们常说“百年树人”，办学要有长远的眼光。都想今年投钱，明年见效，很快就“世界一流”，用办企业的思路来办大学，导致中国的大学教育中，普遍存在着急功近利的倾向。像填鸭子那样，填食、催肥、打激素，让大学迅速膨胀，这样做效果肯定不好。

　　最近十几年，中国的大学教育热火朝天，从上到下都在搞“大跃进”。好处是，大家都有干劲，想把大学办好；不好的呢，是大家都“迫不及待”。钱已经给了，怎么还没得诺贝尔奖？北大、清华怎么还不是世界一流呢？整天逼，逼急了，就会搞花架子；逼急了，学校就得造假。其实，中国的大学，只要认准目标，找准方向，不要走太多的弯路，步步为营，就一定能办好。

　　有些事情，不是不想做，而是做不到。现在的问题是，公众对大学倾注了过多的感情。这种相当情绪化的“关爱”，使得大学疲于应付，很难平静地思考涉及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以我的观察，所有的大学校长都怕传媒，其决策多少都受社会舆论的影响。过多的舆论关注，其实不是好事情。因为，公众不太了解大学运作的特点，大学该怎么办，困难在什么地方，路该如何走，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的。而且，公众特别希望你一口就吃成个大胖子。可你知道，要办成一流大学，并不容易。我承认，最近十几年，中国的大学教育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这个进步不像公众想象得那么大。而且，你也别指望这种状态能在短时间内改观，比如，突然间杀出一匹黑马，让中国学人大长志气。期待太高，做不到，特失望，说话的口气就越来越峻急。

　　教育行政机关以及以媒体为代表的社会舆论，给大学带来了双重的压力。眼看着逼急了，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在“大干快上”。我有点担心，这样做，不踏实，不从容，效果不好。办大学，需要胆识，更需要汗水，老老实实地办，别老想着创造奇迹。具体到教学和科研，现在是，浮躁之气弥漫整个中国的大学校园。各种考核、评奖、争项目、夺排名，目不暇接，以致师生们没有了认真读书思考的时间。这感觉很不好。因为，心境浮躁，对于从事专深的学术研究非常不利。大学校园里，没有人散步，全都一路小跑，好像赶地铁，这样的氛围，对大学的长期发展不利。以前进了大学校园，会觉得很清静，现在进了校园，觉得和外面没有多少区别。如果教授和学生都无法沉潜把玩，只满足于零敲碎打，不可能出大成果。目前这个状态，基本上是制度逼出来的。大家都想把大学办好，可欲速则不达——不是说压力越大，管理越严，就越能出成果。

　　因此，我一直呼吁：给教授和学生们留点读书的时间，给大学留点成长的空间，这比拼命地拔苗助长、胡乱“掌声鼓励”要好。学现代史的都知道，五四运动中，蔡元培曾引《风俗通》中的一句话“杀君马者道旁儿”，作为辞职时的理由。以目前中国大学的水平，很难承受政府及公众迅速变成“世界一流”的期待与厚爱。还不如把脚步放缓，把路走正，那样的话，中国大学或许还能走出自己独特的风采。

　　二、反省过分“世俗化”倾向

　　北京大学1993年的拆南墙，以及2001年的重建南墙，都曾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为什么？前者象征着北大走出象牙塔，从注重政治与学术，转向强调市场与社会。至于后者，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整治大学周边环境”，而是意识到此举确实冲击到北大的教学及科研水平，使得原本以学理深厚、思想自由见长的北大，也逐渐变得急功近利起来。十几年间，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大学，左冲右突，上下求索，努力在精神价值与世俗利益的巨大张力中，寻求尽可能稳妥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要说中国大学之过分“世俗化”，有几个观察角度：第一，强大的资本力量，凭借大笔捐款而影响大学的具体决策乃至办学宗旨，这样的例子，在中国还很少见。第二，大学为了“生产自救”，主动走向市场，筹办大小公司以及各种名目的培训班(如“董事长国学研修班”等)，这方面，各大学各显神通，多少都有斩获。第三，教育行政力量强力介入，使得各大学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自主”。这是中国大学的特色，摆在面子上，谁都无法回避。第四，隐约存在着的学术与权力之间的相互交换，比如大学送现任官员博士头衔或教授职称(通过合法手段)，敦请有魄力且有资源的退休官员出任院长或校长。后者现在很时髦，不说投桃报李，就算全都出于公心，此举在为大学带来丰厚人脉，使得其日后“好办事”的同时，也带进了某些官场气象，让大学里“行政主导”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正所谓“有样学样”，今天中国的大学，变得越来越像官场了。

　　前面提到的美国密歇根大学，因是公立大学，必须接受政府的检查与指导，校长及教授们抱怨“行政权力过度约束”，因此，杜德斯达在《21世纪的大学》第一章绪论中，专门讨论“政治力量对大学管理和使命的过分干预”。可他说的那些事，比起中国的大学来，实在是小巫见大巫。行政力量的过度干预，以及大学中人的曲意逢迎，导致今日中国一些大学混同于官场。风气陡变的结果是，大学校园再也不是清净之地，更谈不上“圣洁”二字。过于世俗化的，除了办学理念，还有教授、学生的精神面貌。大学中人，本应追求独立人格以及自由表达的权利，但在商业以及行政的双重压力下，这种“声音”已逐渐消失了。

　　这就说到人们常常议论的大学是否需要“围墙”。在我看来，围墙分有形的与无形的两种。有形的围墙，欧美各著名大学或根本没有，或不很明显；可不管置身于中小城市(如哈佛大学、海德堡大学)，还是大都会(如哥伦比亚大学或巴黎四大)，人家的校园都很幽静。而今日中国大学校园之“热闹”，让人叹为观止。我们的校园，有高大完整的围墙，但根本挡不住商业大潮以及世俗口号铺天盖地，以至你想“躲进小楼成一统”，都很难做到。大学与社会的“零距离接触”，以及高校的过分世俗化，使得围墙里头的教授与学生，都很难再有一颗平静的心，踏踏实实地做学问。

　　今年3月，我在《瞭望周刊》发表《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批评当今中国的大学“太实际了”，没有超越职业训练的想象力。校长如此，教授如此，学生也不例外。“大楼”不能取代“大师”，这是目前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我想补充的是，“学问”不等于“精神”，办大学，必须有超越技术层面的考虑。学校办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明显的精神印记。记得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这样开篇的：“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请允许我套用：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

　　三、警惕“标准化”迷思

　　大凡办教育的，都会承认，大学办得好不好，关键在于有没有个性。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标准的大学”。在流行“与国际接轨”口号的今日中国，办大学需要向西方学习，这已经是共识，可还必须记得：第一，大学要接地气；第二，大学要千姿百态。在我看来，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找准属于自己的位置与路向，比什么都重要。

　　其实校长们都很聪明，也很有事业心，但为何大学办得越来越没特色？在我看来，很大程度是被各种标准化的评估体系给逼出来的。从评个人到评群体，从评学问到评道德，无所不有。说句不中听的话，如何应付评估，已经成为一种“专业技能”。对此，学界有很多尖刻的嘲讽，我就不说了。

　　2007年7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的《学术不是评出来的》，那其实是一则旧文，两年前刊在一个杂志上，不知怎么被“发掘”出来了。我在文章中称：“我承认‘重奖之下，必有勇夫’，但不太相信评审之举能长学问。对于人文学者来说，独立思考的权利、淡定读书的心境以及从容研究的时间，是最为重要的。印象里，评奖最多的，是那些容易作假的行业。不信，你走进超市，随手拿起日用必需的油盐酱醋烟酒茶，包装袋上保准密密麻麻写着本产品荣获某某金奖银奖。越是不自信，越是质量没保证，越需要各种奖项来‘保驾护航’。”重刊旧文时，编辑删去了最后一段，那是一则逸事，著名哲学史家汤用彤得知其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获大奖，竟很不领情，说：多少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的书要谁来评审！当代中国，还有这样极为自信、自尊、自重的学者吗？今天，我想追问的是，即便还有汤先生这样自信、自尊、自重的学者，他所在的大学会高兴吗？会不会动员他顾全大局，帮学校在评委面前说几句好话——起码不说坏话和怪话。

　　不是说中国的大学是独立王国，无须监督，也不能评估，而是目前没完没了的“评估”，以及越来越细的“指标”，使得各大学都紧盯着教育部的相关规定办学，不敢越雷池半步。其结果必定是，大学之间面貌迅速趋同。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种“标准化建设”，其背后的理念是“大一统教育模式”。以如此整齐划一的评估标准，去裁断五花八门的有着各种不同历史传统的大学，焉能不截长补短？我曾经提出，教育部管大学，不该“眉毛胡子一把抓”，而应“抓小放大”——跟政府管国有企业的思路“抓大放小”恰好相反。对水平较高的一流大学，不再做例行评估，而是给予足够的自我发展空间；而对于一些教学及科研水平不高的大学，则有必要通过制定统一标准，不时加以考核，促使其提升。

　　在我看来，目前让各大学应接不暇的评比，好处是大大改善了办学条件(因评估标准中有对于校舍、图书、设备等的具体要求)，提升了若干原本不太合格的大学的办学水平；缺点则是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大学的雷同化倾向。不是每回都要求总结“办学特色”吗，怎么还会雷同呢？道理很简单，既然有了“标准答案”，谁都不敢怠慢，不造假已经很不错了，没有一所大学敢“另辟蹊径”的。于是，戏越演越认真，大家都逐渐进入了角色，久而久之，丧失了自我反省能力，全都对照各种评估标准来办大学——你要什么，我给什么；什么好看，就上什么。

　　所谓“大学传统”，都是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往往利弊参半。如今为了总结提升，必须“去芜存精”，且“上纲上线”。抹去了真正有价值的需要认真体贴的特性，拿得上台面的，往往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宏论”。我有点担心，各大学关于“办学特色”的总结，很可能越说越离谱。原因是：第一，谁都希望政治正确且立意高远，这么一来，很容易“大而化之”。第二，集体讨论，力保万无一失，结果是磨平了所有的棱角。第三，各大学相互借鉴，挖空心思做文章，反而丧失了自家的特点。

　　就拿各校的校训来说吧，就是这么变得越来越雷同的。五四时期蔡元培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言简意赅，确实能体现北大的特点。上世纪80年代,我们改为“勤奋、严谨、求实、创新”，什么都有了，就是没特点。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又改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下子更好了，政治上特正确，可就是放在什么地方都合适。记得我当时略表异议，校长于是谆谆告诫：还是要“爱国”呀……

　　阅读网上广泛流传的“中国著名大学校训大全”，你不能不感慨：中国人的词汇以及想象力，实在太贫乏了。说来说去，就那么几句话。记得已故北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小说家吴组缃先生曾说过，宁愿被人说成是“司机”而不是“人”，因为，前者虽不准确，但还努力在抓特点，后者则几乎是不动脑筋。如此妙解，值得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