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廉署比香港廉署缺乏社会参与

　　澳门廉政公署的历史，比香港ICAC的历史晚了将近20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香港ICAC打击贪污成效影响下，澳门社会各界不断要求成立肃贪机关，但直到1992年3月，“反贪污暨反行政违法性高级专员公署”才正式展开工作。1999年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根据《基本法》第59条的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设立廉政公署，独立工作，廉政专员对行政长官负责。

　　邝锦钧认为，相关制度透明度不够，让澳门廉署比香港廉署缺乏社会参与。譬如，1998年立法会通过、2003年修改的《收益及财产利益的声明与公众监察》法律，又称《阳光法》，规定所有公务员须在入职90日内提交个人和配偶的财产报告给公署或终审法院。但这个《阳光法》，并没有把一切放在阳光下。像欧文龙这样的官员，申报的材料是以密封式信封呈交终审法院，任何人士包括终审法院也不能拆阅信封内容，而且官员只有就任和离任的时候需要申报，不需要随时更新。这样既不能让公众监督官员，也失去了申报的预警与防范的作用。

　　被掣肘的立法？立法会监督政府的工作存在众多主客观制约，制度建设严重不足

　　“这件事情发生，给我很大震动。”直选议员关翠杏说。她是立法会“票后”(得票最高女议员)，而她所属的社团澳门工会联合总会，是澳门传统社团。在回归之前，以工联、妇联、街坊总会等为主的传统社团，为殖民政府统治下华人社群的福利作出杰出贡献。然而，回归之后，传统的社团却被指责对公众利益关心不够，“偏帮政府”。

　　“回归之前，澳葡政府贪污盛行，‘咖啡文化’(桌下交易)成风。我们盼望早一点回归……回归后，我们觉得是澳人治澳，天亮了，没有黑暗了。因此我们的宗旨是：支持政府依法施政。”

　　“但我们没有现实地想想，特首和特区的司级官员中，6人中有三个并非

公务员出身，行政经验不够；而我们的法官、公务员，本地化的人才培养起步太迟，很多法官都是在回归之后才当上法官。而我们的法律系统和公务员制度，在澳葡时期的基础上变动不大，现在经济得到发展，制度却不完善，改革滞后带来好大落差。一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做？一定是制度上出了问题。”

　　她这一年中得出的结论是：“政府不仅仅要支持，更重要的，还应该监督。”

　　但是，立法会监督政府的工作，存在众多主客观制约。立法会议员提出的提案或修订法案，要由不少于9名议员签署；议员行使提案权时，如果涉及特区政府政策，必须得到行政长官的书面许可。而特区政府对四方面事项享有专属提案权：立法会选举法、公共收入和支出、政治体制和政府运作。

　　吴国昌认为，这些规定让议员的提案权受到掣肘。譬如他们在2006年初提出的要实行城市规划，一年多来始终没有答复。

　　有评论者指出，澳门立法会在制度建设功能上严重不足。比如在一年一度的政府施政报告辩答会上，议员们通常不是就澳门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的宏观层面提出意见和进行辩论，而是提出一些个案性的问题要求特首响应；令重大的议题被迫草草收场或被搁置讨论，结果重大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规在未尽完善的情况下即获通过，或迟迟不能通过，令政府的施政因制度的缺失和法律的滞后而漏洞百出，影响行政效率，并给腐败分子有机可乘。

　　对比香港立法会80%议员是大学以上学历，偏重法律界的独立专业人士阵容，澳门立法会29位议员有8位议员学历在大专以下，职业也偏重商界―――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澳门的贫富差距扩大，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的警戒线，草根阶级质疑他们自己在公共决策中缺乏代言人。

　　在澳门立法会的12名选民直接选举的议员中，没有一名职业背景是律师，而另外两组(特首委任议员7人和间接选举议员10名)各只有一名律师。这种状况在选举政治中并不多见，考虑到立法会是基本法规定的唯一合法的立法机构，其缺乏法律专业人士必然影响立法会的功能发挥。2006年到2007年的会期，澳门特区立法会通过的立法只有6条，而政府颁布的行政法规则有20条。

　　在第二届(2001-2005)立法会，27个议员的议程前发言共有143次，其中占10席的直选议员的发言占总数的82%；全体议员的书面质询及口头质询共141次，其中直选议员占总数的98%.甚至，有五位议员的议程前发言与质询次数为零。有一位议员对记者解释：官方委任的议员很少发言，是因为他们与政府另有沟通渠道。

　　经济结构也可能影响立法会的运作。目前直选得票最高的社团为16961票，而在澳门，一家博彩公司员工数目就可能上万。在过去的几届选举中，都有过对“贿选”的质疑。

　　媒体守望失范由于受到政府资助，媒体会尽量照顾到与政府部门的关系

　　“澳门单一的经济规模，未能培养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传统。”吴国昌说。澳门大学传播系助理教授林玉凤则反思媒体的角色：“欧文龙事件之前，媒体没有任何预警，这个事件是澳门传媒社会守望功能不足的总爆发。”

　　林玉凤指出，“澳门媒体不够独立，经济不多元也许是主因。”在香港，报纸有足够大而多元的广告市场来保证媒体的独立性。而在澳门，报纸的财务来源主要是两个：赌场和政府广告。

　　此外，从澳葡时代开始，政府有资助传媒的传统做法。澳门回归后，基本上延续前澳葡政府的新闻政策，由行政长官何厚铧颁发批示，以“协助媒体提高竞争力”的名义，对报社提供资助，每月1万到5万不等。无论是前任澳葡政府，还是现在的特区政府，虽然对报社提供资助，但并不干预报社的采编业务。然而对于基层的编辑记者，都知道“界限”在哪里。

　　澳门销售量最大的报纸，是香港的《东方日报》和《苹果日报》。澳门本地的重大事件，常常是经过香港媒体炒作，澳门媒体才跟进。“(欧案后的)这一年，我们媒体的工作有很大改变。如果我们没有独立的声音，澳门的故事就不会由我们自己言说。”今年3月，林参与在本地电视台开办一档政论节目“风火台”―――澳门第一次有了这个类型的节目。

　　守护“澳门的好”产业多元化将使澳门有机会走出现在的阵痛和管治迷途

　　林玉凤曾经期待外资进入，带来更加多元的经济成分，因为那意味着更加多元和自由的社会。

　　事实上，外资涌入带来了更多。2007年4月，澳门的人均GNP为28，000美元，首次超过香港。来自博彩业的税收，从2000年的55.2亿澳门元增加至2006年的197.9亿。

　　政府收入的增加，让澳门抢在香港之前实行了15年义务教育。在关翠杏心目中，这些“澳门的好”不胜枚举，值得为澳门守护。今年，立法会成立了两个临时委员会，分别负责分析土地及公共批给制度和公共财政制度，她是其中的委员。她建议成立由专业人士参与大型公共工程批给委员会，扩大廉署和审计署职权范围，侦查和监察所有使用公帑的企业和机构……尽可能压缩贪污生存空间。

　　吴国昌和区锦新正在对廉署提出质询，质疑两家澳门主要的基金会在批给款项的时候没有实行利益回避，与官员、大学有利益输送嫌疑。

　　欧文龙案件完成预审之后，9月底，澳门特区政府修改了批地溢价金的规定，在2004年基础上普遍上浮约70%至超过一倍。

　　澳门已经进入激流，没有回头路。澳门大学经济学系助理教授关锋认为，未来一两年是关键，如果威尼斯人度假村等综合会展、娱乐的国际化“正面博彩业”能在这里站稳脚跟，澳门就有希望完成多元化的产业转型，并带来新的商业文化，提升本地企业管理的层次。那一天，澳门有机会走出现在的阵痛和管治迷途。

　　用谭志强的话来说，澳门必须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化城市，而非仅仅是“国际游客会来”的城市。

　　无论如何，这是工程师欧文龙曾经全情投入的好时代。他曾经告诉吴国昌，他有两个愿望：兴建一条优质的大桥连接离岛�胱泻桶拿疟镜海蝗冒拿拍苡凶约旱幕繁＜�体运输系统。如今他的囚车在他负责兴建的西湾大桥上来来往往，而明年将公开招标兴建的轻轨系统，不会再有他的参加。

　　在欧文龙之后，澳门人开始思索这个城市的未来。

　　(感谢李展鹏、黄春连、谢晓阳对本文采访给予协助)

　　采写 本报特派记者 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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