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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亲密接触:以开放的姿态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1月16日09:39 中国新闻周刊
李永得和徐璐回到台湾后一个月,11月2日,台湾当局正式开放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 ★ 本刊记者/黄艾禾 黄少华 吕振亚(发自北京、台北、温哥华) 在送李永得和徐璐前往他们下榻的长城饭店的路上,陈佐洱向两位台湾记者诚恳表态:在祖国大陆准备采访什么?有什么要求?我会尽一切努力来协助。而对李永得和徐璐来说,出发前吴丰山曾对他们说,“只要进入大陆就是成功”,因此事前的采访计划并不周详,大致列了北京、南京、广州、上海、杭州等几个地方。到了东京,李永得灵机一动又想去福建沿海,认为要了解台湾人回大陆探亲观光的情况,一定要去那里看看。后来李、徐二人还是给陈佐洱列出了一个大致计划和准备在北京采访的名单。 “要开放,要实事求是” 陈佐洱从宾馆返回到家中时,天已破晓。他顾不上休息,马上邀请他的助手和同事们一起帮他找名单上人的联络方式。“那是在调动整个中新社的资源帮他们采访啊!”陈佐洱说。 这是一种奇特的采访联络。原本新闻记者应该自己寻找自己联络的这些线索,都由中新社的记者们帮着做了。陈佐洱的解释是:“由于他们来自台湾,又是第一次踏上大陆,为减少无谓的不便和误会,中新社是乐意帮忙的。” 当天晚上,当陈佐洱把一份初拟的日程表及那些采访对象的电话、地址告诉李永得和徐璐时,他看得出,二位记者流露出的欣佩和感激。 在这份名单中,列有张春男、王锡爵、陈鼓应、黄顺兴、李大维等从台湾过来的“叛逃者”的名字,甚至还包括当时的敏感人物方励之。所有的人,根据“台湾记者想采访谁,到什么地方采访,都要尽量满足”的原则,都只负责联络,不陪同采访。这一点,连方励之和他当时所属的中国科学院都很惊讶。当陈佐洱在电话里询问,可不可以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台湾记者时,方励之还反复地问:“啊?你不陪来啊?” 后来,李、徐二位又到了杭州、广州、深圳和厦门采访。陈佐洱说,两位记者恐怕不知道,他们要去的每一个城市,我和张处长都会比他们提前一两天到达,把中央对台办的精神贯彻下去。在广州的时候,他们住在花园饭店,当时门口都围了很多人,大家都想看看他们,我也挤到人群中间去看过他们。“每到一站,就要召开当地有省委宣传部、对外宣传部门、中新社、公安厅啦、安全厅等部门的联席会议,我和老张两个人讲,我讲接待,老张讲保卫注意的事项。一直讲到最后一站厦门。” “当时心情很紧张的。”陈佐洱说。紧张不仅仅是怕出意外,还有——怕作假。“当时改革开放还不太久,有些地方、部门还比较保守,说不定哪个单位生怕被台湾记者抓到什么污点、阴暗面,而好事办了坏事。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都跟他们讲:要开放,要实事求是。” 两岸中国人之间:交融与隔膜 作为两名职业记者,李永得和徐璐此行采访最深的感受之一是,他们俩本身变成了最抢眼的采访对象。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有大批中外记者追踪,他们称在大陆的14天,是在“天罗地网中采访”。 到达北京的第二天,他们对记者表达感受:“北京是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城市。”李永得说,最初看见那些高级的饭店时,感到很意外,想不到有那样高的水准,但当走出饭店,看到普通人民的生活时,总觉得有一段距离。“道两旁是一排排不加任何装饰的商店,这些商店出售最老式的商品和服装。”他们后来在报道里这样描述北京:“满街的脚踏车、古老破旧的店铺,穿着灰朴、表情平淡的老百姓。” 这样的描述,经过大陆《参考消息》的转载,让平时看惯了大陆记者文风的读者们,闻到一股新鲜之风。不过,隐隐地,也让人们读出一种“漠然又逼人”的心态。 时隔20年,王谨希回忆说:“他们确实也没说什么大陆的好话。甚至可以说,他们二人开始是瞧不起大陆的。在北京逛夜市时,看到不少物品都标有‘台湾制造’,李、徐二人显得很得意——由于当时两岸社会、经济发展存在着现实差距,两位台湾记者对所见所闻的反应是正常的。” 后来,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李永得说出当时心中的疑虑:在大陆,他们出外采访,常有很多内地记者相随,明谓是采访他们,但采访的内容并不见报,而且他们的所有活动,均由这些所谓记者的人全录了像。 陈佐洱清楚记得这样一个细节:在饭店门口,两位台湾记者伸手叫出租。但是过来的第一辆出租车,他们却没上,而是又多走几步上了第二辆。可能是他们怕第一辆出租是安排好的“特别出租”。 9月19日,李永得和徐璐离开北京前往杭州。在那里,他们游览了原先只是在书上见到的西湖,徐璐还见到了她的姨母和表弟,徐璐与姨母抱头大哭。次日,他们到达广州,他们逛商店,与市民交谈,在路边餐厅吃饭,参观并采访孙逸仙纪念医院、中山大学、黄埔军校旧址和孙中山故居。在医院,他们被一位医生认出,说,我今天在报纸上看到你们的照片了,欢迎你们!而在孙中山故居,他们见到故居陈列馆的负责人及一批当地记者已等在门口。李永得很奇怪地问: 你们为什么会知道我们到来? 一位负责人笑着说: 我们猜想你们一定会来的。 四天以后,李、徐二人又赴深圳和厦门。在深圳,他们看了海关大楼出入境检查关口、中英街等,在厦门,他们采访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并采访了东山的“寡妇村”——当年,这个村的大部分男子都跟着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 对厦大的台湾研究所,二位记者的评价是:研究所的教授对台湾的历史地理情况很熟悉,研究得很细,连两位记者不知道的地理资料,他们都很清楚;但对台湾近期的发展与实况,则了解不足。 还是在北京的时候,李永得就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来到大陆,他们“一点儿也没感到自己是外国人,强烈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这一点,到了厦门以后感觉就分外强烈。当他们在厦门看到一些与台湾乡村一模一样的四合院建筑,以及几乎相同的闽南语,真切地感受到了这条源远流长的脐带。晚上,李永得和徐璐到街上逛了很久,沿路看到许多小吃店,连用来放熟食的木架玻璃框白瓷砖“流理台”都一样, 卖的东西也一样,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真的有了一种仿佛置身于台湾某条古老的街上的幻觉。” 两位记者在日后写的书中这样叙述道:“亲眼看到真实的大陆之后,不禁令我们感到过去几十年中,台湾当局所做的反共宣传是多么僵化。就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水准而言,大陆确实仍是落后的,但是我们却不能不对它的试图改革视若无睹……” “我们创造了历史” 李永得与徐璐赴大陆采访的事件,深刻震动了台湾。据台湾媒体报道,当时,在台北的酒馆里,甚至出现了一种“返乡酒拳”,叫做“一国,两制,三通,四流,六万( 旅费),七天( 签证),八件( 三大五小礼物),九别( 重逢), 十全( 全家团圆)。” 而反响最强烈的,还是台湾的新闻界。据香港媒体当时援引一家英文媒体的消息称,台湾许多报社的记者,纷纷以“度假”或“工作”的名义,前往一些亚洲国家,一俟禁令解除就进入大陆采访。这批记者大部分都到了日本。 这给台湾当局极大压力。9月27日,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发表声明,指《自立晚报》及李徐两记者“以不实之文书欺骗本局申请出国”已违反法令, 决定两年内停止受理该报及其人员“出国”申请,并将此案有关人员移请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处侦办。 而吴丰山则表示,对当局将用刑法指控他们表示失望, 他说:“这太过分了,我们是无辜的,我将接受任何公正的处罚,但是我将聘请最好的律师为我辩护,我决心同任何不公正的处罚作斗争。” 而实际上台湾当局对此事的处理是外紧内松。“当我们从东京飞抵北京之后,国民党中常会上曾有中常委要求关掉《自立晚报》,但是反对关掉报社的改革派的力量和声音(包括当时《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先生也都反对关闭报社)仍压过了极少数的保守派的声音。”徐璐回忆说。 而在大陆这边,陈佐洱也隐隐感觉到了压力。自从那句“等你们38年了”出口,各种反应都来了。有人说,这是中新社专稿语言啊,又有人说,这句话没有立场——38年都在等台湾人?后来据说还是小平同志拍板,称这句话“讲得好!”陈佐洱悬在半空的心才落了下来。 事实上,两位台湾记者回到台湾后,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各界声援的函电像雪片般飞来。许多国民党“改革派”的高层,私下吃饭时,都对他们表示支持。徐璐说:“在起诉过程,我们和一些国民党改革派的官员吃饭,他们都对这个起诉毫不当真。当时任司法院长的林洋港先生在一次饭局中说,‘好吧!如果你们真的被关,我就天天送啤酒进去给你们喝。’”《自立晚报》聘请了有6位名律师的辩护团应战,最后打赢了官司,“处罚”不了了之。 而在大陆,接待台湾记者任务完成后,有关领导特地组织了一个包括中宣部、对台办等领导在内、有40几个部委参加的座谈会,专门听取中新社社长王士谷和陈佐洱的汇报。 事后,《自立晚报》的总编辑陈国祥曾说,是“我们创造了历史”。陈佐洱则评价说,应该说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 就在李永得和徐璐回到台湾后一个月,11月2日,台湾当局正式开放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开放当天,就有2000多人办理了赴大陆探亲的证件。 台海两岸民间正式交流的大门,从此打开了。★ 新浪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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