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上夭折的立宪新芽

　　-傅国涌

　　这是1906年9月1日,一道“预备立宪”的上谕从天而降,清廷决定“仿行宪政”。两天后,上海各大报刊登了 上谕全文,民间社会从北到南,到处一片欢呼,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工商界、报界、教育界纷纷开庆祝大会,保定师生高呼 “立宪万岁”口号,大唱新编的《庆贺立宪歌》。

　　反响最热烈的还是上海,9月9日,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商会、华商体操会、洋货会馆、商学补习馆、商学补 习会、商学公会等自治组织和各学校纷纷开会庆祝,上街游行。16日,包括《申报》、《时报》在内的上海各大报联合举办 庆祝会,上千人到会,马相伯、郑孝胥等发表演讲,马相伯的讲词发表在《时报》上,即使现在读来,还能感受他当年的激动 和兴奋:“我中国以四五千年破坏旧船,当此过渡时代,列强之岛石纵横,外交之风波险恶,天昏地暗,民智未开,莫辨东西 ,不见口岸。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舟,何等庆幸!”

　　

扬州商学界自编的《欢迎立宪歌》,传达出当时普遍的心声,“运会来,机缘熟,文明灌输真神速。??大臣游历方 归来,同登新舞台,四千年旧历史开幕。??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全国各地的情况也都差不多。当年10月2日 《申报》有一则报道说,当消息传进深宫,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颇深嘉悦”。11月25日是慈禧太后的生日,往年人民都很 冷淡,这一年却大不相同,各学堂学生上万人齐集京师大学堂,自发举办庆贺立宪典礼。《京华实报》的报道说:“从此要实 行立宪,这次圣寿就是实行立宪的纪念。这等的好日子,拍着巴掌,跳着脚儿,要喜喜欢欢的庆贺大典。”

　　大江南北,各种宪政团体应运而生,报刊上的舆论冒着热气,这道上谕在国人尤其是学界、商界、报界的精英阶层心 中点燃了希望,华夏的天空仿佛曙光初现,他们为此激动、亢奋,乃至彻夜难眠。今天我们已很难想象颟顸的慈禧太后,如何 经过反复的权衡、斟酌、算计,作出了这个大胆的决定,无论如何,蹒跚而行的晚清新政进入了“预备立宪”阶段。

　　有人说,清廷对“立宪”并无诚意,完全是骗人的鬼把戏。有人说,清廷只是借“立宪”来为自己延年益寿,对进入 古稀之年的慈禧太后而言,“立宪”不过是“预备”,只要“预备”期设置得长一点,她身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确实,包括慈 禧太后在内的统治者,之所以在一百年前幽暗的夜晚选择了“预备立宪”,要在帝国的脖子上套一块金灿灿的“宪政牌”,并 不是自愿的、主动的、积极的,更多的是被动、无奈的应对之策,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要肯定他们在百年前的这一选择,选择 “仿行宪政”,就是选择一种更进步的政治文明,至少表明他们并不排斥先进国家尝试过的制度模式、治国理念。与绝对王权 相比,君主立宪毕竟是个进步,毕竟它承认代议制,承认司法独立,承认地方自治,承认民众的基本权利。

　　专制的老树上能从此抽出别样的新芽吗?历史已经作出自己的回答,“预备立宪”最终淹没在革命的呼喊中,这个结 果令不少真诚支持君主立宪、倾心推动立宪进程的立宪派感到痛心,他们中有脚踏实地的实业家,有远见的教育家、出版家、 学者、报人,以江苏张謇、浙江汤寿潜等人为代表,他们满怀信心想在清帝国的老树上嫁接出宪政的新枝,他们不想把这棵蛀 虫蚕食、狂风摧折的老树连根拔起,他们主张温和、渐进的改革,而不是急风暴雨式的革命,他们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最低的 成本实现社会转型。在危机四伏的晚清,他们实际上是社会稳定最坚定的支持者。借“预备立宪”的东风,他们在全国各地成 立了许多立宪团体,已具有近代政党的雏形,新兴的报刊也到处是他们的声音,然而,腐败透顶的权势集团为既得利益的绳索 所捆缚,私心至上,把这些温和的立宪派也都推到了革命的一边,老树上最终没能抽出新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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