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校董会研究成新课题

　　武汉理工大学 一个学校有仨董事会

　　“三校合并伊始，学校领导首先拜访了三校原来的3个主管部门。”

　　武汉理工大学校董会的建设也同样留下了行业高校改制过程的烙印。虽然同样是为了拓展原有行业内的资源来为学校“造血”， 武汉理工大学却有着三个不同行业的校董分会。

　　2000年5月，原武汉工业大学、武汉交通科技大学、武汉汽车工业大学三校合并，组建成新的武汉理工大学，被划归教育部管理。而原来三所大学曾分别隶属国家建材局、交通部和机械部(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具有鲜明的行业背景。为了不至于丧失过去历史上血脉关系形成的各自学校的校董会资源，武汉理工大学决定：原三校的董事会改制为武汉理工大学建材建工行业董事会(包括65家建材行业大型骨干企业)、武汉理工大学交通行业董事会(包括50家交通行业大型骨干企业)和武汉理工大学汽车行业董事会(包括66家汽车行业大型骨干企业)三家行业分会。该校的党委书记王威孚告诉记者，“三校合并伊始，学校领导首先拜访了三校原来的3个主管部门，在教育部的支持下，保持了原三个主管部门(包括湖北省和武汉市)对学校的共建。”

　　“在整个校董会的建设过程中，重要的是抛弃了过去行业办学弊端的同时，不丢掉来之不易的三大行业背景。”王威孚称，武汉理工大学校董会建设的特有模式，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前来视察后也表示很欣赏。据记者了解，也正因为武汉理工大学这几年在校董会建设方面较有起色，这一届中国高教学会校董会研究分会的秘书处就设在了该校。

　　东北大学 历史渊源是优势

　　“校长不再到处跑钱，校董会筹资也名正言顺了。”

　　历史上，张学良曾经亲自担任过旧中国东北大学的校长，东北大学最早的校董会也是由张学良倡导，于1931年成立。新中国成立后经过院系大调整，东北大学转变成为我国冶金学科的重镇——东北工学院，直至1993年恢复校名之后才逐渐恢复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

　　宝钢

　　正是由于有着历史渊源和行业资源两种背景出身，1996年6月，东北大学恢复成立校董会以后，张学良、吕正操、吴大猷、杨振宁等社会知名人士成为了东北大学首任的校董会领导成员；而与此同时，宝钢、首钢等国内冶金行业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也都成为了校董会的组成部分。两种社会资源有效地结合在了一起。

　　东北大学校董总会主任魏向前坦言，东北大学在校董会方面“确实尝到了不少甜头。”相比有历史渊源、社会影响力的校董会成员的背景，行业内的校董会成员，给学校到来的资助是更直接、立竿见影的。在冶金行业内，首钢的董事长、总经济师都是东大出身，宝钢中层领导的70%都来自东大。“正是因为有了这层血脉关系，校长不再像以前一样到处跑钱，现在校董会筹资也名正言顺了。”

　　高校科研力量可利用

　　“这种关系也是相互的，而不是学校一味要董事们输血。有了校董会这个平台，对企业的科技创新尤其重要。”魏向前举了个例子，“目前的莱芜钢铁公司有年利润100个亿，产千万吨钢铁。山东省要求它用于科技创新的利润必须要在3%。粗略估计就有30个亿。而这些仅仅企业自身是无法完成的。”他表示，高校在科研上基础理论、原始创新方面的优势完全可以为企业所用。

　　同时，魏向前也指出，校董会成立以后，随着时间推移，紧密的沟通、联系也是一门学问。东北大学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年会，由校长向董事们做工作报告；平时还定期向董事发一些简报，汇报学校的情况。据他透露，此前，作为学校的董事会成员——南京钢铁厂去本溪钢铁厂参观学校，东大校方还力所能及地负责了南京钢铁厂的转车、接待。“有时候，这些小事就让董事们感觉与学校很亲近。”

　　如果算上校友会等机构，国内有校董会的高校可达上百家。

　　校董会研究分会 80多家高校“结盟”

　　作为中国高校校董会发展的专门研究机构，中国高教学会校董会研究分会成立于2000年8月，属于教育部下属的中国高教学会的二级研究机构。研究会的理事长是中国高教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高教学会原副秘书长王革兼任。

　　校董会研究成新课题

　　中国高教学会校董会研究分会的副秘书长、东北大学校董总会主任魏向前告诉记者，当时，发起者共有武汉理工大学、东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等8家比较早建立了校董会的高校。正是抱着对校董会这个新鲜事物研究的心态，使大家很自然地就聚到了一起。“在以后的各次年会、理事长会议上，校董单位的各个分管领导、校董会研究人员对校董会这一课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与经验交流。”

　　据了解，正是在学会的推动下，全国高校以及其他研究机构，已经涌现出一大批学者在做校董会方面的研究，校董会研究这一新课题，已经逐渐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内的“显学”。

　　目前，校董会研究分会正在酝酿着自己的第三届换届工作。据中国高教学会校董会研究分会理事长王革透露，截至第二届换届选举时，全国已有80多家高校的校董会成为了研究会的会员单位。如果算上国内高校中校友会、基金会、理事会等行校董会之实的这些机构，国内有校董会的高校可达上百家之多。

　　王革表示，由于国家逐步加大了对高校的投资，近几年，各个高校校董会的建设相比以前有所缓慢。但是，对于校董会的研究却是在逐步深入，并受到广泛的重视。他透露，就在今年10月，由外国专家局国际人才交流学会组织的国内考察团到美国进行了为期近20天的高校校董会考察。去年在上海，由中美双方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举办的第二届中外校长论坛，一个很大的议题就是校董会的建设。

　　“上到教育部，下到各个学校的校董会负责领导，都已经认识到了校董会在学校发展中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是认识到了与国外校董会发展上的差距。”王革举了个例子，“美国的一个大学里，甚至有200人就是专职来负责校董会工作的，反观我们国内，很多校董会都是虚设部门，挂靠在科研处、校办等机构。”

　　立法滞后限制校董会发展

　　他也指出，目前，各个高校的领导一般很年轻，也是各个领域中的专家学者、业务骨干。不仅对校董会的意义认识不够，本身的业务工作都忙不过来，更何谈校董会建设了，在某种程度上，校董会的发展和起作用，需要学校的领导是一个社会活动家。

　　王革称，我国高等教育立法的滞后，也限制了校董会的巨大能量所能推动的中国高校改革、发展。“在国外，如果向学校进行公益捐款是可以免税的，而我国目前的状况是只有向民政部、教育部指定的领域范围内捐赠才可以获得免税，这一点，已经影响了高等教育公益事业的发展。”

　　“还有一点不足就是，我国高校的校董会并没有很好地走出国门，向海外‘化缘’。”王革很乐观地分析，“我们每年有近7000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