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新郑州”变成“老郑州”

　　□郭桂兰

　　上世纪70年代，我初次参加工作，并有了工作后的第一位师傅。师傅是山东人，虽然在外多年，仍保留着家乡的生活习惯，其中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睡炕。师傅属解放前参加工作的老工人，又是八级工（改革开放前，企业按工人个人技术水平划分技术级别和工资级别，八级工是工人级别中最高级），按规定，可以住单元套房，但是，他偏偏要住平房，并且按他的要求将房子进行了改造。

　　见识师傅的家，是在一年的秋天，师娘从山东老家来探亲，我们师兄弟四五人一起被邀请去他家吃饺子。在电缆厂东家属区，有四五排破旧的平房，师傅的家就在其中。20平方米的房子，进门就是厨房，过去厨房是客厅兼卧室，一个大炕占据了房间一半。炕上铺有炕席，炕头上放一米多高的炕屏（类似半截柜），上面整齐叠放着被褥；炕中间摆着尺许高的小方桌，上面已经摆上了煮好的饺子。慈眉善目的师娘招呼大家上炕，由于紧张，那天的饺子是什么馅我都没吃出来。

　　上世纪80年代，师傅退休了，他的小名叫“小山子”的小儿子从山东老家来郑接了班。几年后，“小山子”成了全厂闻名的车工能手；又过了几年，“小山子”娶妻生子，成了郑州女婿。

　　那时我住在电缆厂28号楼，邻居是一对与我同岁的年轻人，男方是郑州人，女方是上海人，他们的儿子比我的女儿小两岁。交谈中了解到，女方的父母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从上海支持内地建设到郑州的。我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上海人，发现他们的生活方式与郑州人有很大不同。首先，饮食上她家以米为主，每餐要有几个菜，而我家以面食为主，一餐一个菜炒一大盘；其次，语言方面，她跟老公说河南话，跟儿子说普通话，跟自己的亲属说上海话，而我家只说河南话；再则是穿着打扮上，她虽然和我同岁，但穿衣打扮很时尚，不像我整天一身工作服，看起来比她大四五岁。在互相影响下，我们两家在悄悄发生着细微的变化：她学会了包饺子、烙饼、做粉浆面条，我学会了做红烧肉、包粽子、腌腊肉、装香肠。女儿要去她家玩时，会学着她的上海腔调对我说：“姆妈，阿拉去隔壁阿姨家白相白相！”她的儿子也爱学我说河南话：“咋啦，啥事儿？你说这中不中……”

　　现在她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在郑州某机关工作，已结婚成家。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们又搬了一次家，这次与我们为邻的是一对东北小夫妻，两口子的父母都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从东北老工业基地援郑的老干部。邻家小伙子长得高大帅气，说起话来高门大嗓；他的妻子文文静静，秀秀气气，一口东北普通话，说起来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

　　邻家小伙子经常出差，他的儿子才两三岁，经常跑到我家玩，赶上饭时就和我们一块儿吃，困了就睡在我家。每逢此时，邻家小伙子的母亲就会觉得给我们添了麻烦，一定要回家捞上一些自家腌制的酸菜酬谢我们，并且告诉我们吃法。这样吃来吃去，我不但学会了吃酸菜，还学会了腌酸菜，连口音也受其影响，东北普通话说得像模像样，到外地出差人家都说我是东北人……

　　我是“老郑州”，我的师傅和邻居是“新郑州”。“新郑州”来自四面八方，带着家乡的习俗融入郑州，改变郑州，适应郑州，然后渐渐变成“老郑州”；“老郑州”学习着“新郑州”，影响着“新郑州”。千千万万的“老郑州”和“新郑州”在建设郑州的过程中，互相磨合和提携，共同建设起了大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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