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强调新农村文化建设

　　申端锋说当前中国农村出现了伦理性危机（文见《中国评论》（香港），2007年3月号），我以为其根本是农民的本体性价值发生了危机。所谓本体性价值，是指个人得以安身立命的基本理念和意义系统，是个人行为中最深层的基本意义和关怀。正是因为本体性价值发生了危机，农村才出现了各种光怪陆离的伦理性问题。

　　在传统中国，因为受到儒家思想影响，中国社会缺乏抽象信仰，而十分生活化和现实化，孔子说“不知生鄢知死”，“敬鬼神而远之”，乃典型的中国实用主义。但是，实用主义不能解决有限人生的意义问题，也因此，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人通过无限的子子孙孙的延续，来使有限的生命获得意义。徐旺生先生认为，中国人的子孙延续，与西方社会和日本都有巨大的差异，即每个成年男子都有延续子孙的责任、义务和愿望，而断不可将这个任务交与他人，包括自己的兄弟。当成年男子结婚后没有子嗣，一般要通过过继来解决此一难题。因为每个成年男子都有传宗接代的任务，就使中国的纵向社会难以发育，人与人的合作变得困难，中国人自私的一面暴露无遗。西方社会和日本均是长子继承制，只有长子才有传宗接代的任务，其他人并无强烈的传宗接代压力。西方社会因此容易建立起纵向社会结构。

　　当传宗接代变成每个中国人的义务时，家庭的意义就远不止是一个生产和生活单位，而且是一个宗教单位，是一个让人安身立命之所，是一个让个人有限生命找到无限意义之所，是一个人可以忍辱负重投入全部感情和身心之所。家庭的这种影响，仍然深深烙在每个中国人的身上。比如，中国人的成功，往往不是自己的成功，而是子女的成功，“望子成龙”，子女功成名就，自己的人生就圆满了。而无论自己多么成功，子女不成器，则会深深受挫，人生也无成功可言。家庭因此寄托了普通中国人的全部期待和希望，成为中国人的生活目的本身，成为中国的宗教。家庭就是中国人的全部，面对着家庭，虽然有着各种矛盾、冲突，却仍然对家庭怀有信心。而一旦有人不能成家，传宗接代无望，则这样的人就可能会被抛离出来，成为社会中十分危险的不顾及基本伦理的力量。

　　中国人重家庭，家庭构成人生意义全部的现象，与中国人缺少超越性宗教，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因为有了家庭这个宗教，有限人生的意义就被赋予到了无限的子孙延续事业中，个人就会有长远考虑，有大志向，有抑制短期利益而服务于长远事业的决心。个人就会变得行为有底线，行事有耐心，做事有原则，就不会仅仅为个人暂时利益而不择手段。

　　不过，自近代以来，随着现代性因素的冲击，家庭本身的宗教意义逐步变得成为问题。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快速的变迁，市场经济的强力渗透，现代传媒的进入和农民的大规模流动，都将现代性的因素强有力地嵌入到了农村社会和农民家庭中。尤其要害的是，这次现代性因素的进入，不像以前仅仅摧毁了农村社会的表层结构，而是在强有力地改变农民的价值和意义系统，这次改变之细密和彻底，是之前任何粗暴的表面改变所不可比拟的。简单地说，经过20世纪一百年的现代性因素的冲击，到了21世纪，中国农村终于开始发生更为彻底而根本的改变，这就是对人的价值系统的改变，对人生意义的重构，对使人安身立命基础的摧毁。这才真正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之前在器物层面被打碎的东西，因为意义系统仍在，而可以重建，现在意义系统发生了改变，器物层面就无重建的理由与可能。

　　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虽然最近10多年全国农村都处于快速的变迁中，但因为不同地区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差异，不同地区在应对现代性因素的冲击时，反应的方式和速率各有差异，中国农村成为了展示现代性与传统碰撞，传统在与现代化的碰撞中节节后退的巨大现场（试验场）。

　　我们可以随意抽取存在于当前中国农村的一些现象，来展示中国农村千年未有之变局。比如，丧事上跳脱衣舞现象相当普遍。有人说中国农村传统中就有喜丧一说，也有人说庄子在妻子死后且歌且舞。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现象上的类似，而在于背后的关怀。传统中国的喜丧说，是有其内在关怀和内部逻辑的，是有底线和原则、有文化意涵的，是被寄托了理想的。而目前丧事上跳脱衣舞，则仅是传统意义消失后，人们不知所措而以社会性竞争来替代的一种形式，不具有意义生产能力，且事实上解构了传统的丧事仪式所内含的意义。

　　在现代性因素的冲击下，家庭本身作为宗教的一面逐渐被改造，“养儿防老”从“传宗接代”中脱离出来，因此生儿生女都一样，甚至“生儿子不如养猪种树、不如购买社会养老保险可靠”这样的意识也逐渐深入人心。一旦生儿育女与传宗接代的联系不那么紧密，传统的作为宗教单位、作为人们寄予全部期待与希望的家庭，就理性化了。一旦家庭宗教意义削弱，一旦家庭不再成为人们寄托全部期待和希望的安身立命之所，人们从家庭中释放出来的感情能量、交往需求和终极关怀，又将在何处生根？如果没有一种力量来承接因为家庭意义削弱所释放出来的这种感情能量，则农村出现的各种没有底线和原则的伦理危机就会变得愈发不可收拾。

　　梁漱溟在1930年代说中国的问题是文化失调。我很同意梁先生的意见。文化失调后怎么办？恢复是困难的，但我们至少要考虑如何承接文化失调造成的后果，从而减少因此而来的对中国人的精神的损害，减少因此而来的伦理性危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文化建设是当前新农村建设中的战略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