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不是政治符号

　　台海网11月22日讯台湾一直存在着“语言隔阂”的问题，对阵双方为“国语 （即大陆所称的普通话）”与“台湾话（其实就是闽南语）”，1949年国民党在台湾推行“国语教育”，为达速效，手法显得激烈，例如学生在学校绝不许讲“方言”，违者罚站、罚款（当然是小钱），甚至处罚在胸前挂纸牌，上面写着“我讲方言”。电视戏剧节目，硬性规定以“国语”为主。

　　李登辉主政后的台湾，改变语言政策，拉抬闽南语的地位，我对这个政策是拥护的，因为从文化角度看，闽南语即河洛话，是中原文化的一支，有其悠久的历史，且十分优美。“外省人”学闽南语，台湾人学 “国语”，在互通中丰富了语言文化，也有着相互认同之意，因此我不仅认为要重视闽南语，凡存在于这块土地的所有语言，如客家话、少数民族语，都该成为一门文化功课，在这块土地上生根、萌芽、开花。

　　然而，我的文化态度乐观不了多久，便发觉政治人物竟是将语言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个工具民进党从“党外时期”到执政，用得淋漓尽致，那便是，将说“国语”的“外省人”视为“外国人”，透过政策大力提倡“母语”的同时，嘲讽“外省人”“吃台湾米，喝台湾水，却不说台湾话”，称“外省人”是“中国猪”等等，用语言区别政治立场的背后意义，就是“去中国化”、搞“台独”。

　　我在南部一家报社工作时，时任“中研院”院长的李远哲有次来演讲，李远哲虽是台湾人，但他表示公开演讲应以“国语”为宜，却遭明显偏绿的报社社长所反对，一定要他用“台语”。

　　施明德也是台湾人，他担任民进党党主席时，演讲用“国语”，台下有人高喊叫他用“台语”。蔡英文也遇到过相同状况，她虽是台湾人，因为生长在说“国语”较普遍的台北市，又是学者，闽南语反而说得不“轮转”，台下嘘声四起，那场演讲，把她搅和得十分尴尬。

　　国民党推动 “国语教育”，当然也有着便于统治的政治考虑，同时，作为不同语种人民之间的沟通工具，也有其必要；另一方面，蒋介石和蒋经国在公开场合也说“国语”，并不是以他们所熟悉的宁波话作为“国语”，这就不能将当时推行的“国语”政策诬为“消灭台语”。民进党将“国语”污名为政治符号，使岛内使用不同语言的同胞成为“敌我关系”，这种语言政治化的状况若继续紧张下去，台湾的不安也会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