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罗庚豁达大度专注学术

　　谆谆教诲升华我境界！

　　在极左思潮纵容之下，总有多事之人，把本来普通的真理硬要发挥到极端，以至令它变成荒谬。“理论联系实际”，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极左者首先给它定性为“革命口号”，赋予政治含义，然后便把纯粹理论学科，如“数论”，打入“另册”。从事纯粹理论研究的人，则被扣上“理论脱离实际”的帽子，就有“对抗革命”之嫌，令他们不寒而栗。先生是研究“数论”的，他的杰出贡献，世界公认。“文革”中，就有人借批判“数论”，敲山镇虎，大字报铺天盖地，攻击先生。

　　华先生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曾经成功地运用“数论”方法破译日军密码。“文革”中，他身处逆境，虽无力拨乱反正，但仍然谆谆教导我“数论”如何重要，使我不随波逐流，不迷失方向。先生对否定“数论”十分不以为然，私下对我说：“‘数论’虽然是很抽象的理论，可它非常有用。能不能把它派上用场，那要看自家的道行。自家没有本事，反怪罪‘数论’，滑稽！”

　　接着，先生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在

抗日战争时期，华先生一次出国考察前曾在庐山集训。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兵工署署长俞大维特地上山，看望先生，并请先生帮忙破译日军密码。俞大维说：已经研究了好几个月了，仍然一筹莫展。华先生答应“试试看”。俞大维很高兴地说：“马上让人把他们近来的工作送来，以供先生参考。”

　　先生说：“不必了，但需要给我几份你们近日截获的密码原文。”

　　智力非凡的先生，仅一夜之间就把日军的密码破解了。他对我说：“我就是用上了‘数论’中的‘缪比乌斯函数’！”

　　日军那时使用的密码技术，是把原来的文件，俗称“明文”，用数学方法变换一下，谓之“加密”。加密后的文件，俗称“密文”。“密文”传输出去，即使被截获，别人也如同雾里看花，难解其意。

　　看过截获的日军密文，先生以他那过人的智慧、对“数论”的精通、对数字的敏感和对密码原理的洞察力，极快地发现了日军密码的秘密：从明文变换到密文的加密过程，日军使用的原来是“缪比乌斯函数”！那么，采用“缪比乌斯函数”的反函数，密文立即被还原成明文，日军密码被先生成功破译。

　　先生神采飞扬地讲完他的故事，再次叮嘱我：“‘数论’有大用！”我却慌忙“忠告”先生：“您可千万别再给人讲这件事了，那又会被人‘抓辫子’的！”

　　我讲这些话给先生，就像一个饱经事故的老头子。先生似乎觉得有些意外，望着我苦笑了一下，轻轻地说：“谢谢你提醒我，多个心眼好。”其实，我是在挨整之后心有余悸，才长了心眼儿，更担心先生再被陷害，才故作胸有城府状。如今想起，实在好笑。“文革”中，北大的人闹派性、打派仗，以“反聂”与“保聂”分成泾渭分明、水火不相容的两派，我被班里的反聂同学推举为“首领”。后来看，这两派其实并无真正意义上的是非可言，都是被人操纵，挑动，演出火爆闹剧而不自知！当反聂一派式微，受到批判斗争而分崩瓦解的时候，昨天还是我的“部下”的人，今天不仅公开声明要和我“划清界限”、弃我而去，还要贴出大字报“反戈一击”，“揭发”我“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那年头人们能够想得出来的最大的罪名了。“罪名”却没有成立，因为所提供的证据连对立派也不屑一顾：那仅仅是因为我当时的女朋友，后来的妻子曾不经意地说，觉得她的妈妈长得有几分像毛主席。明知这是一句毫无恶意的话，同班同派同学却硬是把它“揭发”出来，牵强附会，上纲上线，编织出来一个大罪名。

　　先生听了我的故事，惊讶地说：“天哪！想不到竟然有这样的事，你这也算‘经风雨、见世面’了。”

　　先生是经过暴风雨,见过大世面的人，见我口口声声称“被小人陷害”，便笑着开导我说：“不是也有人说我‘反对毛主席’吗？他们或许以为这样做，自己的日子就变得好过了。我看，你也不必过于耿耿于怀。很多东西其实是不值得摆在心里的，莫要虚度光阴，你今后为国家出力靠的是本领，你读的数学有大用啊！”

　　先生一向君子风范，坦荡磊落，从不设防。我看过那些攻击他的大字报，内容大都是对他说过的话断章取义，捕风捉影。“文革”过后，所有加在先生身上的不实之词，自然全部推倒。先生大度雍容，宽宥了所有诬陷伤害过他的人。对那些登门忏悔道歉的门生，他非但不计前嫌，反而大加劝慰。

　　法国作家雨果有一句话：“地球上最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广的是天空，但人的胸怀可以比天空更宽广。”学先生的学问，难！学先生的雅量，也难！

　　先生虽身处逆境，但仍然洒脱飘逸，豁达大度，我深受感染。他的开导，使我仿佛醍醐灌顶，不再为受到的小小委屈耿耿于怀。先生给我讲的破译敌军密码的故事，立即激发了我对“密码学”的兴趣。当时，没有任何可读的中文书籍，只能找来一本英文的《密码学原理》，如获至宝，开始啃书。那书内容陈旧，领我入门倒也足够。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到处都离不开信息的获取、存储与传递，因此信息安全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密码学”发展得日臻完善成熟，为保障信息安全的各种实用技术提供理论与方法。197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两位电机工程学的学者迪费和海尔曼联名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密码学的新方向》，把“密码学”的研究与应用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他们建立的新方法所依赖的理论还是“数论”。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的现代“密码学”中充满了数学，“数论”依然是其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先生的先知先觉能不令人惊叹？

　　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美国参与了大学里的“网络与信息安全”科研课题，我们运用近代的“密码学”的理论，研究开发实用技术，颇有成绩，研究成果获得了三项美国专利。饮水思源，华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不仅在数学上，更在于他指点我懂得了一个人生的道理：生命的境界会随着心胸的宽广而开阔。

　　蔡孟坚讲的故事

　　华教授了不起！

　　1990年，我的朋友陈树柏教授，计划在美国硅谷创办一所以培养高科技人才为目标的新型大学。为此，他走访美国的政治、经济、学术、企业各界人士，寻求支持，谑称“化缘”。一天，他拉我一同去拜访蔡孟坚将军。此人在海峡两岸、国共两党内都非常“有名”，因为他经手主办过“可能改写中国现代历史”的事件。

　　蔡孟坚何许人？国民党原有两个情报系统，一个是“军事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由戴笠负责；另外一个系统叫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由陈立夫负责。蔡孟坚是“中统”干将，少将衔，据说是国民党里最年轻的将军，深受蒋介石器重。1930年，他24岁，被派到武汉，是“中统”驻武汉的特派员。不久之后，蔡孟坚抓捕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而顾随即叛变，并且供出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许多中共高级领导人的住址等重要情报。幸亏打入“中统”高层的中共党员钱壮飞截获了相关电报，立即赶赴上海，报告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当“中统”特务们赶去搜捕时，周恩来刚刚在10分钟之前及时转移了。周恩来比蔡孟坚谋高一筹。

　　我和陈树柏驱车到蔡孟坚位于北加利福尼亚的寓所见他，那年他已85岁，身材不高，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声音洪亮。听说我来自中国大陆，并且在甘肃工作过，马上问我是否吃过“白兰瓜”。兰州的白兰瓜全国有名，甘肃人颇以其为骄傲。蔡孟坚告诉我，那是在他当兰州市市长时从美国引进的。这令我“小”吃一惊，于是追问：如何引进？

　　“白兰瓜就是美国的‘Honeydew’，我偷了它的种子，带回兰州试验，没想到居然生长得很好。”

　　我恍然大悟。“Honeydew”译成中文应该是“蜜露”的意思，是美国一种香瓜的名字，多美的名字。这瓜一年四季在美国的超市随处可见。白兰瓜果然与蜜露的样子近似，但白兰瓜更为甜蜜，许是兰州的水土更适合蜜露生长。

　　他还告诉我，当年他如何改造兰州的警察，从服装，到风纪。言谈间看出蔡将军内心深处对那他曾作过一任父母官的兰州感情颇深。

　　将军十分健谈，又问我：知道不知道大陆有个了不起的数学家华罗庚？我告诉他：不仅知道，还很密切，他是我的恩师！接下来蔡将军的话可要令我“大”吃一惊了：

　　“我们是50年的朋友了！当年我亲见华教授破了日本人的密码， 1980年我们还见过面。”我的兴头上来了：“愿闻其详。” 蔡将军于是娓娓道来。

　　1943年，国民党政府听说美国有了原子弹，打算组团到美国考察。正式组团之前，政府邀请部分科学家如华罗庚教授等，和情治系统的特工如蔡孟坚将军等，到庐山“集训”，研究判断中国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华、蔡二位先生于是成为“室友”。

　　兵工署署长俞大维是留美数学博士，在数理逻辑方面颇有造诣，他很钦佩华罗庚教授的才学。听说华先生在山上，特地赶到住地拜访。谈话之间说到日军密码的困扰，恳请华先生助一臂之力，破解日军军事密码。先生应允下来，深知事关重大，十万火急。他连夜观察、反复比对，仔细寻觅密码中数字的规律，彻夜未眠。蔡将军说：次日清晨，华教授如厕，出来后手中拿着数张手纸，上面写满了字，交给蔡孟坚说：

　　“问题已经解决，但我没有时间重新抄写了。就请将军立即转交俞署长。”

　　蔡将军说：俞大维知道以后，火速派人把蔡孟坚接走，急不可待地阅读华教授的手稿，然后拍案叫绝，欣喜若狂，马上传令部下：火速按照华罗庚教授指教的办法解码！大获成功，所截获、破译的日军密码都是极其紧要的军事情报，例如日军飞机轰炸昆明的计划等等。蔡将军对华先生钦佩得五体投地：“华教授了不起，立了大功！蒋介石要亲自见他，还送他照片，我陪着他去的庐山牯岭。”

　　破译日军密码，一个故事，两人讲述，内容吻合，互见互补。

　　华教授是蔡将军终生难忘的尊敬的朋友。无巧不成书，1980年，大陆改革开放，华先生首次率团出访美国，就在一家饭店的大厅，两人不期而遇，并且刹那间都认出了对方。那次重逢的5年之后，华先生仙逝东瀛。

　　“古来万事东流水”，蔡将军历尽沧桑，目睹兴亡，似已看破红尘。对于先生的逝世他感慨说：“人间使命，圆满完成，驾返瑶池，何必留恋。我和华教授有缘分，还会再见面。”

　　临别，他送了我一套书，是他的回忆录，书名《蔡孟坚传真集》。“千古是非心，一夕渔樵话”，他以平和的语气，朴素的词句，叙述了一个个他亲身经历的牵动中国现代历史的事件，其中就有这段故事，只是没有他向我口述来得生动。

　　恩师在22年前辞世，离开我们很久了。年复一年，我越发思念先生。刚刚讲述的那些故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先生音容宛在，往日情景历历在目，也许先生并没有远去。况且，他的成就，他的教诲，他的品格，他的睿智仍然闪烁着灿烂光辉，持续地照亮晚生后辈在科学道路上探索的征程。科学依靠薪火相传，天才与大师在前面开山辟路，开拓奠基，引领潮流，世代传递。正如先生曾经说的：“我们最好把自己的生命看作是前人生命的延续，是现在人类共同生命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后人生命的开端。如此延续下去，科学就会一天比一天更灿烂，社会就会一天比一天更美好。”

　　华罗庚先生生平

　　华罗庚教授是世界著名的当代中国数学家，1910年11月12日生于江苏省金坛县。少年时代，因家贫辍学，刻苦自修数学。1930年，在《科学》上发表了关于代数方程式解法的文章，受到熊庆来教授的重视，被邀请到清华大学数学系工作，在杨武之教授指引下，开始了“数论”的研究。1936年，作为访问学者到英国剑桥大学工作。1938年回国，受聘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那年，先生年仅28岁。

　　1946年，先生应苏联科学院邀请去苏联访问三个月。同年，又应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邀请任研究员，并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1948年，先生受聘美国伊 利诺伊大学数学系，担任教授。1950年先生回国，先后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数理化学部委员和学部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主席团委员等职。还担任过多届中国数学会理事长。

　　先生在“数论”、“代数”、“多元复变函数论”、“矩阵几何学”等广泛数学领域中都做出卓越贡献。在“代数”方面，先生证明了历史长久遗留的“射影几何基本定理”，被称为“嘉当-布饶尔-华定理”，一举成名。先生的专著《堆垒素数论》发表40余年来，其中的主要结果仍居世界领先地位，先后被译为俄、匈、日、德、英文出版，成为20世纪“数论”的经典著作之一。先生的另一专著《多个复变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在“调和分析”、“复分析”、“微分方程”等研究中有着广泛深入的影响，曾获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在数学上，有许多用先生名字命名的定理、引理、不等式、算子与方法。

　　先生倡导计算机研制，是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开路先锋。他还是应用数学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先驱者，身体力行，亲自去27个省区市普及推广“统筹法”、“优选法”等数学方法，长达20年之久，为祖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晚年，先生针对“计划经济大范围最优化问题”，提出了“正特征矢量法”。1984年，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CIT)就这个课题与美国同行开展合作研究，是我所知道的先生最后的工作。

　　先生共发表学术论文约200篇，10部专著(其中8部在国外出版，有些被译成俄、日、德、匈、英等文字)，还写了10余部科学普及作品。

　　先生对世界数学的发展贡献重大，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国外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又被授予法国南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美国伊 利诺伊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先生的名字已进入美国华盛顿斯密司—宁尼博物馆，并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88位古今数学伟人之一。

　　此外，先生还是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85年6月12日先生在日本东京讲学期间，因心脏病突发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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