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文双师

　　汇 文 双 师

　　□ 文/肖复兴

　　五月鲜花照眼明

　　汇文中学是用庚子赔款建起的一所百年老校，那里有很多有名又非常优秀的老师，阎述诗老师无疑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位。

　　阎述诗老师冬天永远不戴帽子，曾是我们汇文中学的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景观。他的头发永远梳理得一丝不乱，似乎冬天的大风也难在他的头发上留下痕迹。

　　阎述诗是北京市的特级数学教师，这在我们学校当年的数学教研组里，是唯一的殊荣。学校里所有的老师，包括我们的校长对他都格外尊重。他只教高三毕业班，非常巧，我上初一的时候，他忽然要求带一个初一班的数学课。可惜，这样的好事没有轮到我们班。不过，他常在阶梯教室给我们初一的学生讲数学课外辅导，谁都可以去听。他这样做，是为了我们学生，同时也是为了年轻的老师。他要把数学从初一开始抓起的重要性，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给大家。

　　我那时虽然并不怎么喜欢数学，还是到阶梯教室听了他的一次课，是慕名而去的。那一天，阶梯教室坐满了学生和老师，连走道都挤得水泄不通。上课铃声响的时候，他正好出现在教室门口。他讲课的声音十分动听，像音乐在流淌；板书极其整洁，一个黑板让他写得井然有序，像布局得当的一幅书法、一盘围棋。他从不擦一个字或符号，写上去了，就像钉上的钉，落下的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随手在黑板上画的圆，一笔下来，不用圆规，居然那么圆，让我们这些学生叹为观止，差点儿没叫出声来。

　　45分钟一节课，当他讲完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下课的铃声正好清脆地响起，真是料“时”如神。下课以后，同学们围在黑板前啧啧赞叹。阎老师的板书安排得错落有致，从未擦过一笔、从未涂过一下的黑板，满满堂堂，又干干净净，简直像是精心编织的一幅图案。同学们都舍不得擦掉。有有心的同学特意从家里带来照相机，拍下照片留作纪念。

　　是的，那简直是精美的艺术品。我还未见过一个老师能够做到这样。阎老师并不是有意这样做，却是已经形成了习惯，长大以后，我回母校见过阎老师的备课笔记本，虽然他的数学课教了那么多年，早已驾轻就熟，但每一个笔记本、每一课的内容，他写得依然那样一丝不苟，像他的板书一样，不涂改一笔一画，哪怕是一个圆、一个三角形，都用圆规和三角板画得规规矩矩，而且每一页都布置得整齐有序，整个笔记本像一本印刷精良的书。阎老师是把数学课当成艺术对待的，他把数学课化为了艺术。只是刚上学的时候，我不知道阎老师其实还是一位艺术家。

　　一直到阎老师逝世之后，学校办了一期纪念阎老师的板报，在板报上我见到诗人光未然先生亲笔写来的悼念信，信中提起那首著名的抗战歌曲《五月的鲜花》，方才知道是阎老师作的曲，原来他如此学艺广泛而精深。想起阎老师的数学课，便不再奇怪，他既是一位数学家，又是一位音乐家，他将音乐形象的音符和旋律，与数学的符号和公式，那样神奇地结合起来。他拥有一片大海，给予我们的才如此滋润淋漓。

　　那一年，是1963年，我上初三，阎述诗老师才58岁，太早地离开了我们。他是患肝病离开我们的。肝病不是肝癌，并不是不可以治的。如果他不坚持在课堂上，早一些去医院看病，他不至于这么早走的。他就像唱着他的《五月的鲜花》的战士，不愿离开自己战斗的岗位一样，不愿离开课堂。从那一年之后，我再唱起这首歌：“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便想起阎老师。

　　就是从那时起，我对阎述诗老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以他的才华学识，他本可以不当一名寒酸的中学老师。艺术之路和仕途之径，都曾为他敞开。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北平，日本教官接管了学校后曾让他出来做官，他却愤而离校出走，开一家小照相馆艰难度日谋生。解放初期，他的照相馆已经小有规模，凭他的艺术才华，他的照相水平远近颇有名气，收入自是不错。但是，这时母校请他回来教书，他二话没说，毅然放弃商海赚钱生涯，重返校园再执教鞭。拒官弃商，他都是那样爽快挥手告别，唯有放之不下的是教师生涯。这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能做得到的，人生在世，诱惑良多，无处不在考验着人的灵魂和良知。

　　我对阎述诗老师的人品和学品愈发敬重。据说，当初学校请他回校教书，校长月薪90元，却经市政府特批予他月薪120元，实在是得有其所，充分体现了对知识的尊重。现在想想，即使今天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世上有许多东西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阎述诗老师一生与世无争，淡泊名利。白日教数学，晚间听音乐，手指在黑板与钢琴上均是黑白之间，相互弹奏，两相契合，阴阳互补，物我两忘，陶然自乐。在这物欲横泛之时，媚世苟合、曲宦巧学、操守难持、趋避易变盛行，阎述诗老师守住艺术家和教育家一颗清静透彻之心，对我们今日实在是一面醒目明澈的镜子。

　　诗人早就说过，有的人活着，他却死了；有的人死了，他却活着。想想抗战胜利已经60多年了，《五月的鲜花》唱了整整有半个多世纪，却依然在中国大地上回荡。岁月最为无情而公正，半个多世纪呀，会有多少歌、多少人被人们无情地遗忘！但是，阎述诗老师和他的《五月的鲜花》仍被人们记起。这就足够了，他死了，他却永远活着！

　　多年以前，我曾经在母校纪念阎述诗老师的会上，见到他的女儿，她是著名演员王铁成的夫人。她告诉我她的女儿至今还保留着外公临终前吐出的最后一口鲜血──洁白的棉花上托着一块玛瑙红的血迹。

　　从血管里流出的血，与从自来水管里流出的水，终究是不同的人生、不同的历史。

　　那块血迹永远不会褪色。那是五月的鲜花，开遍在我们的心上。

　　花间补读未完书

　　田增科老师到澳洲去了。他的孩子在那里，执意要接他们老两口出去，尽尽孝心。我忽然觉得一下子非常落寞。我和他交往44年了，过了我人生的一大半。岁月，让人的感情发生着变化，就像葡萄在时间的催化下能变成酒一样，浓郁芬芳醉人。

　　44年前，我在汇文中学上初三，田老师教我语文。那时，我15岁，田老师刚刚大学毕业，我们开始了这长达44年的交往。这中间，是他帮助我修改了我的一篇作文，并亲自推荐参加了北京市少年作文比赛，获得了一等奖。那是我的第一篇变成铅字的文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篇文章，我会那样迷恋上文学吗？我今天的道路会不会发生变化？我有时这样想，便十分感谢田老师。我永远难忘他将我的那篇作文塞进信封投递进学校门前的绿色信筒里的情景；我也永远难忘当我的这篇文章被印进书中，他将那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书递到我手中的时候那比我还要激动的情景。那是一个细雨飘洒的黄昏。

　　这中间，还横躺着一个“文化大革命”。说来我当时也许真是十分的可笑，我自以为自己才是革命的，而认为田老师当时有些保守，有一段时间，我和田老师疏远了。可是，在我要到北大荒插队的时候，我以为田老师不会来送我的了，田老师却出现在我的面前。在那路远天长、心折魂断的日子里，田老师常有信来，一直劝我无论在什么样艰苦的条件下千万不要放下笔放下书。在那文化凋零的季节，他千方百计为我买了一套《水浒》和一套《三国演义》，在我从北大荒回家探亲假期结束要回北大荒的前夕，赶到我的家里把书送来。那一晚，我偏巧去和同学话别没有在家，徒留下桌上的一杯已经放凉的茶和漫天的繁星闪烁。

　　这中间，我和田老师先后结婚，先后为老人送终，他生下两女一子，我生下一个儿子，在那一段一根扁担挑着老少两头的艰辛日子里，我待业在家没有工作，他鼓励我别灰心，借给我他的《苕溪渔隐丛话》、《中国画论辑要》、《人间词话》、《红楼梦》等书，并送我一个笔记本，劝我再苦再难，读书是必要的，要相信乾坤有眼、时序有心，要相信艺不压身，学问终有需要的时候。

　　这中间，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他看后觉得不错，亲自骑上自行车跑到报社替我送到编辑的手中，并郑重地推荐给人家的。那篇文章，他至今保留如初，并保留着我中学的作文本。

　　这中间，他出版的第一本书，特意约我来写序言，我说：“这本书中的这些篇章并不是为文而文，而是一位老教师在和你坦率真挚地谈心。悠悠读来，我仿佛又回到学校，重温坐在教室里听田老师讲课的那一片温馨，它曾伴我度过少年而渐渐长大。”

　　这中间，我的孩子渐渐大了一些，他看到我家里没电视机，而那时买电视机是要票的，他就找他的学生帮忙要了一张那时难得的电视机票，在百货大楼买来一台14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自己提着电视机，挤公共汽车从王府井到我当时住的和平里以北的家中来。那时，他也已经是快50岁的人了。

　　在这中间，我和田老师一样，做上了中学和大学的老师。我刚刚教学生的时候，田老师曾经骑着自行车到学校专门听我讲课。我教书的中学在郊区，比较远，但他还是早早就到了。听他的学生要给更为年轻的学生讲课了，他的心情显得有些激动。从教室走到校园，我看到许多学生趴在教室的窗前好奇地看田老师。那一次，他回家迷了路，兜了好半天的圈子才回到家。还有一次他到我教书的中央戏剧学院来听我讲课，我讲的朱自清的《背影》，下课后，他告诉我文章中的一个字我读错了，另外除了应该结合朱自清先生的自身经历，还要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讲述文章，会对文章的内涵理解得更深刻些。我送他一直到学院门口，看着他骑上车在冬天的风中远去，一直到看不见他的背影为止，才发现自己手中拿着的正是朱自清的《背影》……

　　44年的岁月就这样如水长逝，清淡如水，却也清澈如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或值得保持44年的友情。但我和田老师却是这样平淡又长久地保持着这样一份感情，让彼此都感到那感情中因有岁月的沉淀而那样沉甸甸。

　　我忽然想起田老师从澳洲给我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夹有一张他在女儿家门前照的照片，照片后面有田老师抄的一句清诗：“竹里坐消无事福，花间补读未完书。”我知道，前一句那是他晚年的心愿，后一句是对他也是对我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