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鲍金萍的悲情需要更多现实逼问

　　媒体连日来由追踪金平少年儿童助养中心（以下简称金平助养中心）“9？23”事件入手，跳出十余少年围殴退休干部康永昌的新闻事件，层层剥开各种错综复杂的纠葛与博弈，将当事人鲍金萍的悲情、彷徨与挫折尽数呈现在我们这些旁观者眼前，其间的诸多细节与对话引发种种思考（见近日本报及今日A44版）。

　　毋庸讳言，鲍金萍有其局限性，她的固执、强硬甚或偏激，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爱心行动以及慈善事业本身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此外，我们当然还可以质疑其管理能力，可以去查阅其管理账目，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她介入了“做好事”的范畴，都是因为她好心也许办了“坏事”，或者说至少没把事情办好，因此她有义务也有必要接受和承担这一切。

　　数日来，笔者曾无数次揣测：假如，鲍金萍不介入目前的慈善事业，不献爱心，她会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状态？有着稳定的公务员工作，每天神清气爽地和社区街坊们打招呼，至少她不用当着记者的面流下委屈的泪水。面对鲍金萍的悲情，我们有很多理由保持冷静，尤其是在所有的账目公布之前，更不能有丝毫的不合时宜的同情与怜悯。只是，小人物鲍金萍何以投入金钱顶着压力“献爱心”，这样尴尬的现实况味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无奈？

　　新闻报道显示，鲍金萍称通过慈善会划拨过来的1.8万元社会指定捐助经过两个半月才走完所有程序，她呼吁“政府的效率能不能加快一点？你知道有时候事儿不等人，钱给晚了，等于没给。”而且，她也承认自己基本是见了流浪的孩子就“忍不住领回来”，现在达到了40多人，而民政部门的相关人士则表示“收养途径是另一个问题，规范的做法应该是：助养中心的流浪儿童来源应该是在救助站或福利中心的委托下，选择自律能力强、各方面表现好的孩子交给她。如果再在外面捡孩子肯定不合适。”

　　笔者非常理解民政部门的良苦用心，更赞同相关程序应该规范，可是这两者之间似乎存在一个“真空地带”：鲍金萍经常能够“捡到孩子”，从数量和时间上来看，这种“捡到”的概率都非常大，这是不是说明相关部门的工作做得不够细致深入呢？这是不是说明相关工作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呢？如果，鲍金萍没有将孩子领回金平助养中心，他们会及时得到有关部门的救助，他们会比今天生活得更好一些吗？这是一个尖锐而不容回避的问题，这同样是一个超越所有规范与制度的现实逼问，谁能给出一个理直气壮毫不犹疑的肯定回答？

　　现在，让我们跳出双方各执一词的争论本身，再度透视事件的脉络，就会惊奇地发现，相关部门似乎的确是没有什么过失，相信其工作中即使有疏漏也自有人手、经费等多方面的客观因素，只是后果与现实却是如此明白：至少金平助养中心的这些孩子们流浪街头时，多数没有得到及时、彻底和温暖的救助，这使得金平助养中心有了一定数量的“生源”，而且如果不是因为人为控制、经费困难的话，“生源”还会不断扩大……

　　批评和责难鲍金萍是很容易的，因为作为当事人，她的确存在一些缺点，但新闻真实而客观地呈现的图景，绝对不是鲍金萍个人的对错，它早已经给出更多更为深远的思考维度。鲍金萍，这名普通女警，她不断在城市空间中腾挪挣扎的背影，她不断面对媒体和公众倾诉苦楚的神情都将延展这些维度，从而引发更多的辩驳和批判。□石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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