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老兵忆述二战海南八所盟军战俘营

　　90岁的澳大利亚老兵阿索尔·普莱泽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海南岛八所盟军战俘营中健在的两名幸存者之一。

　　11月15日，阿索尔90岁生日。这一天，他通过互联网接受了沈阳大学“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研究室”主任杨竞的跨洋访问，讲述如烟往事……

　　被俘

　　65年前，日军设在中国海南岛西海岸八所港(位于今海南省东方市)的一座盟军战俘营内，关押着包括263名澳大利亚战俘和245名荷兰战俘。

　　这些战俘来自东南亚战场。1942年10月25日，他们搭乘“大兴丸”运输船离开日军设在印度尼西亚的安汶战俘营，11月5日抵达中国海南岛八所盟军战俘营。战俘们不但蒙受日军虐待，还要忍受修筑铁路等高强度劳役。截止1945年8月战俘营解散，共有159名盟军战俘在这里相继死去。

　　阿索尔·普莱泽尔，被俘时25岁，兵龄2年，是澳大利亚陆军第2／12战地救护团的下士卫生兵，隶属于澳军驻印度尼西亚安汶第2／21步兵旅，所在部队为“海鸥支队”。

　　1942年1月31日，日军以37艘舰船2.3万人的兵力，从3个方向登陆。

　　“而我们总共仅有6500人的兵力，其中澳大利亚军队1100人，荷兰军队400人，当地军队5000人。”阿索尔说。

　　“2月1日早7时，我们寡不敌众，被日军俘虏。”

　　1942年10月25日，包括阿索尔在内的263名澳大利亚战俘和245名荷兰战俘搭乘日本“大兴丸”运输船，在海上漂泊11天后，于11月5日在中国海南岛的八所港上岸。

　　“中国海南岛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片荒芜的沙丘。”阿索尔说。

　　战俘营的棚屋是用一些破旧的包装板搭建起来的，棚顶上漏着窟窿，天阴下雨的时候，雨水会漏进屋子。

　　战俘营里有3座棚屋，每座棚屋约110英尺长、35英尺宽，1号棚屋由澳大利亚战俘居住，2号棚屋由荷兰战俘居住，3号棚屋是病号住的所谓“医院”。

　　炼狱

　　很快，厄运降临到了战俘们的头上。1942年12月13日，阿索尔染上了痢疾，9天内体重从150磅降到106磅，次年2月17日才痊愈。

　　进入战俘营的前6个月，就有6名战俘因为痢疾不治而死。

　　“后来，我染上了脚气病，因为营养不良，那时候，我也不懂得什么是维生素。”

　　“我们面临的头等困难是饥饿，可以说，它是最凶险的杀手。1943年9月底，又有10名战俘死去，他们大都死于脚气病。”阿索尔说。

　　“最让我们沮丧的是，我们没能救活一例卧床的重病号，而是坐在他们身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奄奄一息，悲惨死去……这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

　　1943年7月25日，阿索尔又染上了脚气病，这一次是湿脚气，上一次是干脚气。

　　“此时，病号棚屋里已有70个病号了，而且，每日外出劳役的不少战俘，也患有不同疾病。”阿索尔说。

　　“这一次患病，我的体重反倒增加了，6天内从150磅增加到176磅，可以说，从头到肩一样宽，这是体内的浮水所致。”

　　阿索尔不参加外出劳役，而是留在战俘营里继续做医护工作。

　　外出劳役的战俘，每日清早7时出工，傍晚6时收工。

　　海南岛西海岸的八所港，拥有丰富的矿藏，日军迫切需要这些物产。外出劳役战俘的首要任务，就是在码头上修筑坡道引路，铺设铁轨。

　　这段路有3／4英里长，需要从地面一直修筑到高60英尺的斜坡，路面上总共有6条铁轨，从这里可将铁矿石直接装上运输船外运。

　　日军看守十分残酷，经常用铁棒、藤条、枪托殴打战俘。

　　胜利

　　1945年8月26日傍晚，阿索尔正在病号棚屋内工作，忽然听到纽曼上尉在外面高声大喊：“结束了，战争结束了！”

　　战俘营内立刻沸腾了，战俘们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阿索尔和那些活着的战友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澳大利亚。

　　1947年，阿索尔与夫人在悉尼建造了自己的房子，居住至今。

　　战后，阿索尔在悉尼火车站做售票员直至退休。

　　1995年，阿索尔夫人逝世。

　　2003年9月，阿索尔战后第一次到中国海南岛，到当年的八所港追寻往事。(新华社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