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上市时代”的传媒问题

　　南都周刊：有媒体报道了一个事情：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获得了数亿元的富余流动资金，但集团管理者们却发现，要把这笔钱“有效率”地花出去并不容易，由于目前出版企业跨地域兼并尚存在地方行政阻力，集团又不想把资金投到自己不熟悉的非主业领域，最后，管理层决定趁着股市持续飘红的大好时机，投向资本市场，数月之后，获利颇丰。怎么看媒体拿到了钱花不出去的问题？

　　喻国明：这就是体制性的障碍，权力的疆界限制了媒介发展的疆界。我们国家前一段时间媒介的兼并和扩张，还是权力主导的，实际上，真正应该实现的，是资本扩张模式，资本逻辑之下的市场边界跟行政的边界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上市也不能一窝蜂，中国容易一窝蜂，我不赞成所有的媒介都以上市的方式来解决它的社会化、市场化问题，其他的比如私募的方式，还有员工持股的方式，可能焕发出来的积极性一点也不比上市少。定向私募的话，可能有利于某个行业报来扩张自己在某个行业里的影响力，这些东西都可以考虑。

　　而且，上市也好，私募也好，一定要跟你的商业计划连在一起的，不是为了圈钱而圈钱，像北青报，圈来了十个亿，但它想做的方向是政策不允许的，比如投资电视，它没有拿到电视的牌照，那钱就趴在银行的账户上，成为了一个负担。总的来看，商业计划书必须要有可行性，不仅有市场上的可行性，还要有政策上的可行性。

　　南都周刊：我们来聊一聊“后上市时代”的问题。在发达国家，曾出现过报纸老板或者股东明里暗里，向主编传递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影响报纸的导向，比如以抛售股权作威胁，要求该报不要再刊载不利于股东利益的新闻。有主编曾谈到“尽管我们的报纸可以猛烈批评政府、批评首相，但显然我不能批评我的老板”。资本化之后，中国媒体会遭遇这个问题吗？

　　喻国明：这样一种说法也已经是过时的了。不管是投资者，还是报纸自己的老板，如果出了丑闻，我相信，在西方国家，每一个媒体都会率先报道。

　　南都周刊：主编敢这样做吗？对方会以抛售股权作威胁。

　　喻国明：他当然敢做，这是一个基本的游戏规则，因为你不做，对你报纸的损害更大。在信息非常畅通的情况下，你不报道，就把自己置于公信力绝对折损的状态。这对老板来说，也不是它的利益所在，这是它的一笔生意啊，如果这笔生意做砸了，同时自己又违法犯罪了，那不是双输吗？所以不报道的情况是不可能的。

　　我看过好几个案例，比如自己老板超速行驶了，被警察罚了，它自己的报纸会首先报道出来，不会隐瞒，因为无从隐瞒，你不报别人也会报，你报了还有某种影响舆论的可能，而且你可能有更多独家消息，说这一天老板怎么怎么样了，还有与公众沟通的某种影响。

　　即使退回到过去的情况，说自己老板不敢批评，但实际上，在市场上面，不可能有一个独占的独裁者，市场永远都是多元的，在此情况下，你不说你的，我不说我的，但是我们可以互相说，彼此之间的交叉死角是比较小的。而行政权力的控制，整个社会是一体的、一元化的，它的死角就会比较多，跟资本控制是不一样的。市场对于民主的亲和，永远比行政对民主的亲和要自然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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