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路遥

　　十五年前的11月17日，作家路遥病逝。这位陕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作家，终身以他熟悉的农村和“城乡交叉地带”生活为创作题材。《人生》、《平凡的世界》在面世之初就风靡全国，路遥也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无数的读者被他笔下的孙少平、田晓霞等一批人物深深感动。1991年，《平凡的世界》获得当年的茅盾文学奖。1992年，42岁的路遥英年早逝。

　　时隔十五年，路遥没有被人遗忘，最近一系列关于他的纪念活动在各地举行。他的母校延安大学修建起一座“路遥文学馆”，收录很多关于路遥创作、生活的资料、物品，供后人研究、瞻仰。一本名为《守望路遥》的纪念文集也在近日出版，收录了近60位作家对路遥的追忆文章。同时，新浪网、人民网等各大网站和媒体，也纷纷以专题的形式纪念路遥。路遥苦难的人生和厚重的作品，成为人们深切缅怀、热切赞美的对象。在今天，路遥带给我们的感动是什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看待路遥以及他的作品？在缅怀的同时，这些问题同样值得我们思考。

　　写作 “三伏天都需要生火炉烤火”

　　王天笑是路遥最小的胞弟，比路遥小19岁，在榆林热电厂工作。路遥去世前住院的几个月，王天笑一直陪伴在路遥身边，“每天24小时几乎没有离开过。”王天笑没有从事文学创作，但因为大哥路遥的影响，对文学有一定的兴趣，对路遥生前的创作状况也很了解。在接到记者电话采访的时候，王天笑一开始并不愿意谈关于路遥创作的事情：“之前说得太多了，路遥自己写的、别人回忆的、报纸上报道的，已经很详细了。”但是聊着聊着，王天笑还是忍不住感慨路遥的写作过程实在太艰辛，“简直是舍生忘死。”

　　路遥生前的绝笔文章是长篇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详细记述《平凡的人生》创作的整个过程。可以说王天笑用“舍生忘死”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平凡的人生》，路遥花了整整六年的时间创作，头三年到各地考察、采访，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构思小说框架、人物、情节。”王天笑回忆道：“后三年才开始动笔写，一年一部，三年写了上中下三部。”用今天的眼光看，路遥用了一种很“笨”的创作方法。虽然作品涉及的陕北城乡、农村，是他几十年来生活过的地方，但他依然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做了一遍类似田野调查的考察，包括乡村城填、工矿企业、学校机关、集贸市场；国营、集体、个体……“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普通老百姓；只要能触及的，就竭力去触及。有些生活是过去熟悉的，但为了更确切体察，再一次深入进去？D？D？D我将此总结为‘重新到位’。”路遥在文中这么写道。他揽过工、放过羊，在田野里过夜，甚至下矿井干活，以此体验生活。

　　为了了解《平凡的世界》所涉及的，中国七十年代中到八十年代中十年的社会情况，路遥居然用几个月的时间，看完了这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和另外两份地区性报纸，以至于“手指头被纸张磨得露出了毛细血管，搁在纸上，如同搁在刀刃上，只好改用手的后掌继续翻阅。”这个细节记录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一书中，让很多人至今印象深刻。

　　王天笑一直住在榆林，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时候住在榆林宾馆，这使得兄弟俩见面的次数多了起来。在王天笑的印象中，路遥从来没有按时吃饭的念头：“他每天给自己定了一个量，比如要写三千字或者五千字，就无论如何要写完。就算写到晚上十二点，也不会停下来吃饭。”而等到路遥想起吃饭的时候，往往才发现没有饭吃，经常是两个冷馒头就着一根大葱就解决了一顿饭。

　　创作《平凡的世界》的时候，路遥的女儿路茗茗已经6岁了，一家人居住在西安。但路遥认为，只有在艰苦的条件下才可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所以在写书的三年时间里，他大部分时间呆在外地，有时候是偏僻的煤矿，有时候是边远的小县城。他后来回忆道，住在小县城的土窑洞里，阴凉得三伏天都需要生火炉烤火，冬天如何严寒，旁人简直无法想象。

　　在女儿路茗茗的印象中，路遥永远是写作的状态：“每年爸爸回家的时间很短，但即使在家里，他也一直在写作。每天唯一的放松时间就是晚饭后看看《新闻联播》。”路茗茗说道：“但实际上爸爸看新闻也是间接地为了写作？D？D？D他觉得作为一个描写真实生活的作家，应该了解社会时事，看新闻就是他最重要的了解渠道。”在王天笑看来，路遥常年在外，全身心地写作，是后来路遥与妻子林达感情不和的主要原因：“这是谁都可以理解的，丈夫常年不在家，太太肯定不高兴、有意见，换做谁都会有情绪。所以说路遥为了写作，付出的实在太多了。”

　　不仅如此，路遥的身体健康状况在写作期间每况愈下。“身体的变化是十分明显的。不用照镜子也知道苍老了许多。走路的速度力不从心；饭量也减少了不少。右边的眼睛仍然在发炎，难受得令人发狂。”他在文章中记叙道。到了第二部完成的时候，路遥有一天突然吐血，觉得自己“生命的弹簧整个地被扯断了”。医生让他停止创作，休息一年，但他不予理睬。

　　“我们都说过他，但是说了没有用。”王天笑的语调很有些伤感：“我大哥这个人，不能用‘倔’来形容，但是他定下要做的东西，谁也拦不了。他认为自己准备了这么久的一个事业，不应该耽搁下来，还拖那么久。”路遥凭借超强的意志力，坚持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的所有创作。全部修改完的那一天，他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把笔往窗外一扔，之后嚎啕大哭起来。“后来即使拿到茅盾文学奖的时候，就我所知他也没有哭，但是这次他哭得很厉害。毕竟这是他用六年的心血换来的。”王天笑说。

　　贫穷 靠写小说挣稿费赚钱，就和卖血一样

　　路遥的四弟王天乐，在一篇纪念路遥的文章里，把路遥称为“悲剧人物”。王天乐与路遥感情最深、联系也最紧密，但遗憾的是他已经在今年初去世，去世前是《陕西日报》的记者。他得的是肝硬化腹水？D？D？D与路遥一样的病。王天笑也在去年查到患有同样的肝病，正在治疗。他们的二哥王卫军去世于1996年，也因为同样的病。死神似乎特别眷顾这个家族。

　　王天乐之所以称路遥为“悲剧人物”，除了怜悯他生前的艰辛和病痛，也慨叹他出人意料的贫穷。王天乐在文中回忆路遥获得茅盾文学奖后的情形：“路遥在电话上告诉我，去领奖还是没有钱，路费是借到了，但到北京得请客，还要买100套《平凡的世界》送人，让我再想一下办法。”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路遥早在发表《人生》的时候，已经是知名的作家，《平凡的世界》更是让他如日中天。一个如此著名的作家，居然要借钱去北京领奖，而且连自己的作品都买不起。

　　在路遥的年代，作家拿的是稿费，而不是今天的版税。“路遥的稿费在当时来说并不低。”作家申晓告诉记者。他是路遥从小认识的朋友，感情深厚，《守望路遥》一书就是他主编的。申晓的说法得到王天笑的证实：“路遥的稿费是千字三十块钱，这在当时应该是全国最高的。”

　　王天笑认为，路遥当时之所以在经济上拮据，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几年时间都离家在外面跑，花销大。申晓则形容路遥“不惜财聚财”。他们都提到路遥的两个特点：爱抽好烟，爱喝咖啡。“路遥对别的很随便，吃饭一个馍一块饼就能打发，换衣十块钱一件也没所谓，但烟一定要是好烟。而且他抽烟只认准一个牌子，一连几年，别的牌子绝对不抽。”王天笑说：“我就记得他连抽过几年的‘恭贺新禧’，一天总要两三包。只要在写作，他总习惯燃着一根烟，有时候整根烟都燃完了，他都忘了抽，于是就再点一根。”路遥也在文章里写道：“我可以用一百元钱买一条高级香烟供‘关键’的几天抽，也可以用五十元钱买一件仿羊皮夹克穿几个冬天。”对高级香烟的执着成为路遥经济的一项主要负担。同时他的另一个爱好？D？D？D喝咖啡，也同样花钱。大罐的雀巢咖啡，路遥常常一买就是好几罐，每天写作中，他经常一杯接一杯地喝。

　　路茗茗也谈到了父亲的这些生活细节，她忍不住笑起来：“其实我爸爸是一个对生活品质没有追求的人。比如吃饭，是吃馒头大葱，还是吃西餐，对他来说其实没有区别。所以抽烟、喝咖啡这些我们今天觉得‘小资’的事情，对他来说不过是为了写作提神，算不上享受，只是一种工具。”

　　她也不觉得她童年过得特别贫困：“像很多80年代的家庭一样，我们家不算好也不算坏。父亲虽然是作家，但在那个年代，作家和别的职业的收入区别并不大，并不像今天名作家那么收入优厚，只是有时候爸爸的朋友知道他爱抽烟，会送他一些好烟，仅此而已。我们家过的就是普通的生活。小时候我生日的时候，父母会带我到稍为正式的饭馆吃饭，作为庆祝。平时的日子过得很普通，没有什么特别。”

　　不过，路遥的不少朋友都见过他经济窘迫的样子。作家张晓光记得，路遥曾经请他帮忙介绍企业家，打算写报告文学赚钱，当时路遥是陕西省作协副主席。他清楚记得路遥说过这样的话：“你知道，《平凡的世界》那点儿稿费，还不够我这几年抽烟的钱。茅盾文学奖的奖金，除了应酬文学界的朋友，就是还债。我不怕你笑话，给女儿买钢琴，我还是借的钱。”这让张晓光很心酸。后来他帮路遥联系了505神功元气袋的发明人来辉武，路遥为他写了一篇报告文学。但换来的5000元稿费，却是在路遥病倒昏迷后才拿到的。“靠写小说挣稿费赚钱，就和卖血一样。”这是路遥留给张晓光最深刻的印象。

　　作家李天芳则回忆另外一件往事：“为了赚钱，路遥想了很多办法，1992年夏天，西安刮起股票热，路遥也拿了家里仅有的现款去排队买股票，路遥在住院的时候还对朋友说：我现在是有股票的人啦，我买了某某公司的股票……”实际上，他只不过买了总值2500元的股票。

　　路遥逝世后，留下了一张一万元的存折。“那是茅盾文学奖的奖金。”王天笑说。除此之外是近万元的债务。王天笑向记者证实，路遥在文学上的成就，确实没有给他带来多少财富：“《平凡的世界》一百万字，稿费就是3万元，这3万元其实在路遥作品出版前就已经预支得差不多了。家里的开支和供养养父母、亲父母，加上他又要抽烟，实际上并没有赚到什么钱。”正因为此，很多人一直以来都认为，路遥英年早逝的原因，一是因为累，二是因为穷。贾平凹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驳斥这种说法，认为路遥的早亡主要是因为家族遗传病。不过王天笑并不完全认同贾平凹这个说法：“我觉得是各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家族是有这样的病，从小家里穷营养不好，同时也因为路遥太累，长期生活条件差，饮食不规律，休息也不好，各方面原因造成的。否则如果生活条件好，保养得好，活到六七十，也不是没有可能。”

　　创作 他已拟好了四部长篇的大纲

　　尽管《平凡的世界》获得全国级别最高的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但路遥对这部自己作品并没有很高的评价。“可以说，他对《平凡的世界》根本不满意，认为这只是第一次探索长篇小说的尝试。”王天笑回忆道：“他说过，在四十岁之前要创作一部大的作品，因为这时候的体力是最好的。《平凡的世界》就是按他计划完成的。他认为之后写的长篇，字数肯定没有这么多，因为体力可能跟不上，最多四十至五十万字，但在艺术成就上肯定能够更成熟，质量也更好。”在1992年秋天住院之前，路遥去了一趟延安，打算在那里体验生活，创作一部新作，但一下火车身体就顶不住，住进了医院，后来又转院回西安治疗，再也没有从医院里出来。“住院时，他告诉我，他已经写好了四个长篇的提纲，准备身体好起来就开始创作。”王天笑黯然道：“我最记得，里面有一篇叫《生命树》，主角的原型是我的一位姐姐，也就是路遥的妹妹。她28岁得病去世了，去世的时候只有一个小名叫‘荷’，连正式的名字都没有。路遥非常怀念她，很想以她为原型写一部长篇。”

　　以亲人的形象入书，是路遥喜欢的创作方式。“《人生》里面高加林的爸爸，《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的爸爸，都是按照我们的父亲创作的。孙少平身上则有很多王天乐的影子。”王天笑说。路遥对他还未创作的这几部作品寄予了厚望。“有人说，路遥说过想得诺贝尔奖之类的话，这我没有听他说过。但是他很自信能够超越之前的作品。”王天笑很能理解路遥对写作这种永无止境的追求：“我们家五个兄弟，都是很有抱负的。虽然我们的父母大字不识一个，对我们也从来没有什么期望，没说过什么豪言壮语，但我们几兄弟都非常渴望出人头地，非常努力地想通过努力，摆脱一辈子在黄土地里劳作的命运。”大哥路遥在他看来，是进取心最为强烈的一个：“从社会底层靠自己拼搏出来的穷孩子，一辈子都有不断鞭策自己前进的动力。”

　　像路遥这样通过努力摆脱农村走进城市的作家，在达成愿望之后又自觉不自觉地返回了农村，并打算一辈子写农村。“在农村的时候，总有一种本能要摆脱，等到出去了，又觉得离不开这里，又会回来。这是很多从农村走去出的人共同的心情。”王天笑说。

　　路遥在医院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最多不过一百天的时间。”王天笑说：“他一直认为自己没事，可以好起来。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这点。所以他一直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去世前三天，还笑着和我合影。他去得很突然，最后几小时是昏迷的，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路遥过世后，他妻子林达和女儿路茗茗成为法定的版权继承人。母女俩在使用版权的时候，却又生波折。2004年，路茗茗在北京将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广州出版社和北京某书店告上法庭，索赔经济损失近20万元。人们骇然发现，被告名单里还有林达的名字。这使不少人猜测路茗茗与母亲关系不佳，存在家庭矛盾。这个官司最终以路茗茗的败诉告终。对此，路茗茗向记者作了解释：“父亲过世之后，我年纪很小，母亲不了解出版界的情况，和这两家出版社签订的出版合同，都是按千字三十元或者四十元的稿费计算，合同期长达十年，这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合理的，因为现在的出版合同都是按版税计算的。我打官司的目的是取消合同的合法性，依据法律程序，不得已需要将母亲也作为被告人。这只是一种法律程序，并不是人们猜测的那样。”尽管官司打输了，不过这些不合理的合同也将在最近自动到期，路茗茗表示，接下来会联系人民文学出版社，由他们出版路遥的作品。

　　读者 他是“我们的路遥”

　　在路遥逝世之后，《平凡的世界》在一段时间内，依然是国内最畅销的小说之一。有人做过粗略统计，《平凡的世界》面世至今，国内正式出版的数量已经超过百万册。“据说是历届茅盾文学奖得奖小说里印数最大的一部。”王天笑说：“这说明《平凡的世界》拥有多么大的读者群。”

　　的确，路遥在逝世多年后，仍然得到很多读者的热烈拥戴，也受到很多作家同行的肯定，从路遥文学馆的筹建过程就可以略见一斑。梁向阳是延安大学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也是路遥文学馆的筹建人。文学馆筹建速度之快、过程之顺利让他意外：“项目动工是今年的7月份，到9月份就建成了。全部的资料和展品就是我、副手和三个研究生在两个月时间筹备的。从征集、收录再到整理、布展，就两个月时间。过程顺利极了，我的征集文章一发出去，就有很多好心的朋友来帮助，很多的事情都让我感动。”

　　梁向阳征集来的东西各式各样，都是关于路遥的珍贵物品：“陕西作家协会有个美编叫郑文华，路遥的许多重要照片全部都是他拍的，他无偿地提供给我们。他是个非常有心的人，收藏了当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时候用的桌椅、台灯和电扇，都给了我们。还有一件西服，90年代有路遥有张挺著名的照片，早春时节，在陕西作协大院的腊梅树下照的，穿的正是这件衣服，现在也在我们这里。”这样的细节让梁向阳很感动。

　　捐献者中还有一位日本学者，名叫安本实，是大学教授。“他喜爱路遥到了一个什么地步？他已经前后9次来到中国的延安，搜集路遥的资料。现在已经是研究路遥的专家了。他的工作做得非常扎实。我们国内现在已经找不到最早发表路遥文章的《延安山花》，他也割爱无偿提供给我们了。还有发表路遥《人生》的1982年的《收获》杂志，这些材料全部都是从日本邮寄过来的。这些国内都找不到了。”这位日本老者上周还特意来到中国，参加在延安举行的全国路遥研究学术研讨会。

　　梁向阳注意到，路遥作品的魅力影响到文学圈以外的人群：“可以说路遥在我们这就是‘通行证’。搬运路遥的桌椅什物的时候，搬运工们听说是‘给路遥做事’，说他们‘两眼放光’一点不夸张，都很激动，互相的就叫喊‘路遥啊，这是路遥用的啊’。”梁向阳认为，路遥的文学“不是高高在上的那一种”：“他的读者里，有下岗职工，有农民。他们把路遥当作自家兄弟那样，有种天生的亲热劲。王安忆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陕北人民称呼路遥都是‘我们的路遥’，这是很传神的。他的作品传达的是一种温暖的声音，一种自强不息的声音。这种把苦难转化为力量的能量，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的。”

　　怀念 是怀旧还是新的造神运动？

　　路遥文学馆建成至今两个月，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参观。梁向阳观察到，参观者以中年人居多。“特别是40到45岁之间的中年人，受到影响最大。我们的文学馆就建在路遥墓园的附近，有些人来文学馆看了以后还会去旁边的路遥墓拜祭一下。”毫无疑问路遥的小说给这批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小说描述的是近20年前的中国社会，讲述的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的故事。这些作品对当年的年轻人，特别是有底层奋斗经历的人来说，倍感亲切，真实而难忘。

　　“留意一下你会发现，现在纪念路遥的人里面，大多数是中年人，是同个年龄段的人。”王晓渔说：“对他们来说，怀念路遥是一种怀旧，是重新寻找那一代人对青春的回忆。路遥的人生，和他作品里描述的故事，在那个年代很具有代表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路遥的怀念，与回忆一首老歌，是相似的，都代表了一种怀旧的心理。有的作家，人们怀念他是通过看他的作品。但路遥，人们怀念他，更多地从他的人生、经历、精神出发，因为这代表了那个年代的生存状况。”

　　不过，对于新一代的年轻读者来说，“路遥”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遥远的名字，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学时候，我看过路遥的小说，但现在连人物名字都想不起来。”王晓渔说：“只记得书里的人物，有的像劳动模范一样任劳任怨，有的则是相当完美。”王晓渔的说法接近于目前三十多岁的读者的看法。这批人出生于70年代中后期，经历过一段路遥书中所描述的社会状况。很多人当初看《平凡的世界》，感动得流泪，但今天回过头来已经记不清书中的情节。而对于更多的80后、90后的读者，路遥的作品则离他们的生活更加遥远，没有读过甚至没有听说过路遥的也大有人在。

　　“我们今天来看路遥的作品，看到的是一种历史的烙印。路遥所描绘的是那个相对静止的、苦难的乡土世界。这个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了。”评论家张柠解释这种状况：“现在来写农村，已经是国际化背景下的一个中国农村了，现在村村通路，家家有电，人跟人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路遥笔下是以道德为主体来维系的、相对闭塞的农村，所以才会呈现出来特殊的悲剧性。”

　　朱大可认为，路遥作品的意义主要在于其“记录性”：“路遥是一个‘知青文学’的代表，他的作品具有那个时代的各种优点和缺陷。新时期文学的早期形态，是文学解冻的产物，必然带有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浓烈色彩。我们一方面看到他触及底层现实的敏感与痛切，一方面也看到了其技巧的粗疏和语言的陈旧。但无论如何，路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献型作家，他提供的文本尽管缺乏文学价值，却具有重要的社会认知价值，为我们刻录了那个时代真切的乡村经验。”

　　王天笑发现，在榆林、延安等地区现在也有不少作家，就像当年路遥一样，从农村走来，希望在写作上有所建树。“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人，但他们身上总是没有路遥的那种东西。感觉是社会很浮躁，人们都坐不下来，不可能像路遥当年那样创作。”

　　今天的人看待路遥，就像看待一位“神”。他对写作的虔诚和认真，他为写作付出的苦难人生，成为后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一部“神话”。路遥成了人们普遍认同的“劳动模范”作家。评论家朱大可就认为，对路遥的评价，更多地集中在“道德”层面：“他的伦理意义，被时间的放大器所放大。他似乎有望成为一个新兴的文化英雄。但遵循写作道德是一个作家的底线，而不是他应当被颂扬的理由。”

　　人们对路遥的回忆与赞美，更多地集中在他如何忘我地写作，用生命换作品。就像王天笑所说的，“写完《人生》他已经成名了，完全可以过上比当时一般人舒适的生活，即使后半辈子不认真写东西，也基本够吃了。就像有些作家，拿作协的工资，全国转转，开开会，也可以过日子。路遥可以说是在‘自讨苦吃’。”正是这种“自讨苦吃”的创作态度，使路遥最终成为一个“夸父追日”式的作家。

　　“但我们也应该思考，‘劳模’作家是好作家的唯一标准吗？”评论家王晓渔提出了他的看法：“像路遥这样勤奋地写作，是作家创作方式的一种，但并不是唯一的一种。”朱大可分析道：“尽管为文学献身是作家的理想，死亡却不是文学写作的必然目标。鼓吹‘舍生忘死’的精神，无疑会误导读者，以为只有在写作现场赴死的作家才是好作家。”朱大可认为在这样的时候更应该警惕：“在文化祛魅的时代，要警惕新的蓄意的造神运动，这不是为了抬高逝者，而是为了掩饰个别造神者的道德缺陷。”

　　黄波是湖北某报纸的编辑，也是年轻的文学评论者。他也发现，目前对路遥的纪念和评价有“过高”的嫌疑：“‘路遥是盏高挂的精神明灯，他是代表中国的杰出知识分子之一。他付出了绝大多数人不舍付出的，做到了绝大多数人做不到的。’对于这一类的高帽，路遥若地下有知，不知道作何感想。路遥只是众多写作者中的一种类型，他对写作的虔诚让我们心生敬意，纪念他就像我们常常想起生活中一个认真活过的普通劳动者一样。”黄波认为，对路遥做“过度阐释”，把他当作所有作家乃至知识分子的范式，这样只能让“本来很肃穆的纪念逝者的活动变得滑稽起来”。

　　撰文：本报记者 黄长怡 实习生 熊雅芳（本文鸣谢新浪网博客频道与路遥文学馆）本网站所刊登的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图片、文字及多媒体形式的新闻﹑信息等，未经著作权人合法授权，禁止一切形式的下载、转载使用或者建立镜像。否则，将依法追究其侵权责任。法律顾问：梁香禄、肖曼丽、罗志明侵权举报电话：020-87385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