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调查组昨日离深返昆深圳方面认为自焚是个人过错

　　杨增朝需百万医药费由谁埋单成关注焦点

　　妻子刘小丽与哥哥杨增礼在隔离室外悲痛欲绝

　　厂长首次接受媒体采访

　　躺在隔离室内的杨增朝伤情还未有所缓解，出现呼吸困难，肺部也进入感染期，医院随时准备为他上呼吸机。他看不到隔离室门外憔悴焦急守候的妻子以及刚刚从老家赶到深圳的哥哥；此时的他也许根本想不到，深圳警方、劳动部门给云南调查组的报告中，种种细节表明，他的自焚似乎成为一次“冲动的惩罚”；而当本报记者多方寻找，作为媒体第一次进入事发的工厂，找到杨增朝自焚的现场，并采访了工厂厂长时，他们的答复也是让记者为杨增朝的未来担忧……

　　昨日上午，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监察总队队长魏明带领调查组辗转当地多个部门，拿到调查报告后起程离开深圳返回昆明，临行前，调查组成员都一脸无奈：“谁为这笔巨额的医疗费埋单？这将成下一步关注的焦点！”

　　疑点——“我弟弟不会自焚！”

　　连夜赶到深圳，杨增朝的哥哥杨增礼一早就焦急地等待在隔离室门口，记者见到他时，他第一句话就是：“我真不相信我弟弟会自焚！”听医生介绍病情时，杨增礼一直搓着双手问：“我弟弟有没有生命危险啊？”上午9点，医院允许杨增礼进入隔离室，5分钟后他一脸疲倦地出来，首先从弟妹手中要来手机，向家中打电话：“增朝没事，我在呢，你们放心！”挂了电话，这个农村汉子抱着头坐在椅子上大声哭起来，他说，弟弟才上过初一就出门打工，他怎么也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以他对弟弟性格的了解，弟弟决不会做自焚这样的傻事，因此，他希望当地政府部门能有解释。

　　除了解释，杨增朝的妻子刘小丽对记者说，最希望工厂能站出来承担责任，事发后，工厂垫付3000元医疗费，前日，老板第一次出现在医院，带来了当初杨增朝苦苦讨要的400多元的工资后，没有留下一句话就走了。这让刘小丽无法接受，她说：“直到现在，工厂老板依然不承认自己过错！”

　　调查——不听劝告自焚酿苦果？

　　昨日上午，龙岗区劳动局平湖街道劳动管理站内，平湖派出所相关负责人回避媒体，向云南调查组汇报了他们调查的当天事情经过：杨增朝没讨到工资后，做出过激行为，向自己身上浇白电油后，用打火机点燃了自己！龙岗区劳动局、平湖街道管理站也分别出示了两份调查结果，上面显示，杨增朝当时讨要的是他和刘小丽两个人的工资，工厂已经答应等刘小丽做完工一起支付，但杨增朝不同意，当天去讨要时发生了悲剧。调查中还强调，杨增朝和刘小丽都只是临时招来的散工，做工才几天就辞职，按规定，还不到支付工资的时间。报告一再强调，杨增朝被拖欠工资后，并未向有关部门投诉反映，而是自己去厂里，因此才发生这样的悲剧。而且，对于当天的一些细节，调查报告中和刘小丽向记者讲述的也有出入，报告认为，杨增朝自焚是在老板已经答应“过几天支付”、而且现场还劝阻的情况下做出的举动。

　　在这两份调查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今年10月，龙岗区出台文件，准备对全区企业的欠薪等问题进行清查，而杨增朝所在的厂也将在清查范围内。据这份报告称：“5月份检查时，该厂比较规范，事发后检查，只是出现一些超工超时情况……”从整个调查报告中，采访的媒体记者都有一些疑惑，调查是否是在为工厂开脱责任？

　　质疑——两份调查结果细节不同

　　“政府肯定在保护这个工厂，杨增朝的悲剧只能是一场‘冲动的惩罚’”，这是在当地坊间流传的一种有关杨增朝事件的议论。采访中，记者发现，整个平湖地区，街上随处可以碰见和杨增朝一样来自外省的打工者，采访时，他们说，当地用工随意性非常大，随便进入一个工厂做工，只要做满一个月不想做了，拿着工资就走了，在工厂中做工是以时间来计算费用的，根本不用签订什么合同，正因为如此，经常出现拖欠工资的问题。刘小丽说，以前他们就被拖欠过一次，跑了当地很多劳动监察部门，但是他们只是随便打个电话催促，根本没有实质性的举措，当时并未讨到工资，后来慢慢也就不了了之了。但这次不同，因为儿子生病，又真的没有路费回家，他们不得不一次次去讨，由于上次的经历，他们已对劳动监察部门失去信心，因此这次没有找过有关部门。

　　对于当地的两个调查结果，云南调查组建议回滇商量后再做决定。当中一些细节让人困惑，当地官员的解释是：“事情经过已经很清楚了！”但不清楚的几个细节是，龙岗区劳动局和平湖街道劳动管理站的调查中，是谁点火的说明有出入，管理站说是杨增朝自己用火机点燃，而劳动局和派出所都称是杨增朝抽烟的烟头点燃；关于燃料的问题，劳动部门称是“白电油”，但平湖派出所的调查是“香蕉水”。最让人困惑的是，在云南调查组要求平湖派出所出具一份调查的书面材料时，对方拒绝了这个要求。派出所甚至还特别强调，杨增朝和刘小丽是非法同居，属于未婚生育。劳动部门的两份调查中，其中一份甚至还提到一个细节，杨增朝之前曾向厂内借过100元钱后莫名离开工厂……这些细节，矛头都指向了杨增朝。

　　关注——谁为杨增朝百万医疗费埋单

　　调查组拿到这两份报告时很担忧，一位调查组成员说，如果事实是这样的，首先因为杨增朝做工并没有满一个月，因此，按照相关规定，杨增朝事件的核心问题“欠薪”就不成立，法律上对于杨增朝的支持就非常困难，其次，因为杨增朝属于自焚，而且在工厂中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该案件甚至还不具备警方立案的条件，那么，怎么追究责任？追究谁的责任？在调查组看过调查报告之后，忧心重重：“谁来为杨增朝的百万医疗费用埋单？”是杨增朝所在的工厂？还是政府部门？

　　一些市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果政府部门为一位普通的农民工埋单这份高额医疗费，以后如果再出现类似的事件呢？因此，讨论中，许多市民认为：“如果不追究工厂的责任，只能靠爱心捐赠。”昨日，在问到谁埋单这份高额费用时，有关部门都表示：“暂时还没有结果。”云南调查组表示，回到云南后还将对此事向有关部门做专题汇报后研究商定，而当地的政府部门也回避了这个问题。

　　直击——本报记者重访自焚现场

　　打开卫生间，一股浓重的焦糊味扑面而来，昨日下午，本报记者找到杨增朝自焚的长满手袋厂，这里一直被当地媒体称为“戒备森严”，本报和同城两家媒体成为了第一次进入现场的新闻单位。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一周时间，但灭火的卫生间里依然是那股浓重的味道，卫生间距离起火点不到10米，这10多米的距离，可能是杨增朝一生中最漫长的……杨增朝身上起火时，是在该厂二楼的办公室里，偌大一个办公室，其中一道门的门底竟然被烧得漆黑，可以想象当时火非常大，当时在现场目击的一位文员对记者说，她听见杨增朝大声的和老板要钱，老板没有理会，杨增朝就把白电油浇到自己的身上，据这位文员说，当时杨增朝嘴里含着烟，她从隔壁的房间里看到，杨增朝追着老板进入里间办公室时，突然掏出打火机点燃自己的身上，随后，惨不忍睹的一幕发生。

　　杨增朝自焚的地点隔壁就是工厂的生产车间，记者昨天到时，工人们依然照常做着工，对于记者的提问，许多人都很小心：“我们不太清楚，你去问老板吧！”问到他们是否是正式工人，几位都说“是”，但问到劳动合同，他们又都说没有签。对于杨增朝的事情，大部分工人都说：“他太冲动了，听说人家老板都答应给他了啊！”

　　这是一个简陋的四层楼院子，长满手袋厂租用了一到三层，厂名就写在墙壁上，整个厂有100名工人，工厂包吃包住！在该厂所在的街上，类似的厂很多，一位熟悉当地工厂的企业人士说：“这些都是小厂子，很多用工都不规范！”

　　回答——“该出多少费用政府说了算！”

　　长满手袋厂的陈厂长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说，对于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也很遗憾！当天杨增朝最先找的人就是他，据他说，当时他已答应过几天就结算工资，没想到的是，就在他上3楼几分钟的时间，就听见有人喊起火了，下来一看，杨增朝已经被淹没在大火中。据他说，当时他看到在现场的老板身上也被烫伤了，据他说，当时杨增朝想去抱老板。

　　对于为什么事发后只支付了3000元的费用，陈厂长说：“我觉得也有点不妥，但这是老板的事情。”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长满手袋厂方老板已经满口答应支付医药费……”记者向陈厂长求证此事时，他只是说：“这是老板和政府协商的事情，政府说出多少我们就出多少！”记者离开时，厂门口聚集了很多市民，他们议论：“杨增朝事件已经轰动了深圳！”

　　提醒——在外务工要学会维权

　　据了解，在整个珠江三角洲务工的农民工有14万人。云南省扶贫人力资源开发中心驻深圳办事处主任吴纪萍说，其中有8万左右是政府输出的，而近6万是零散的，这一部分人是维权的真正弱势群体，吴纪萍说，云南到深圳的这些务工者，整体综合素质不高，因此做的都是一些体力活，或者一些简单的技术活，因此，相比较自我保护能力也是非常差。吴纪萍向记者出示了一张他们办事处的跟踪服务卡，上面可以填写每个务工者的信息，还留下中心的电话。他说，这就是专门为他们从云南输送过来的务工者做的，他们把务工者输送过来之后，还要做包括为其找工作、工厂信息核实等工作，而且，工作后，他们还为务工者做“售后服务”，简单地说，如果务工者在厂里和工友闹矛盾，他们都要出面协调。吴纪萍感慨地说：“如果杨增朝是我们输出的，有这个卡就不会发生类似的事件了！”

　　吴纪萍给务工者3点建议，首先最好联系政府输出部门，到深圳务工，其次在务工中要不断学习知识，学技术，提高综合能力，找到更好的工作和厂家，其次就是不断增强法律意识，增加自我保护能力。据了解，杨增朝今后还将涉及到许多法律问题，吴纪萍专门为他找了一位律师，提供法律服务！

　　本报特派记者 李荣摄影报道(春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