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监利公办名校由民营资本管理引争议

　　“‘靓女’(公办名校)先嫁(转制)，可以大收‘彩礼’(投资者注入资金)，然后再用省下来的钱(政府原来对名校的投入)让‘丑女’(薄弱校)也靓起来，如此则两利。‘烂苹果’先卖，没人肯要，势必要降价；保养‘好苹果’，还要付费；等到‘好苹果’烂掉，想卖也难，如此则两害。”

　　监利现实

　　从武汉到监利，200多公里的路程，路上却要花去整整5个小时的时间。监利在湖北地理格局的边缘化，由此可见一斑。

　　就在这个湖北最典型的农业大县、人口大县和经济欠发达大县里，2005年时却发生了一场令中西部基础教育界为之瞩目的改革。根据当时的协议，湖北监利县政府将监利一中、监利中学这两所县内最好的高中移交江苏翔宇教育集团管理15年，条件是翔宇集团另投资2.2亿新建学校并承担原监利一中近2000万元的债务。

　　这场改革在当地一度引发轩然大波。两年时间过去了，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质疑后，随着校舍的次第建成和招生数量的稳步上升，翔宇教育集团监利项目的负责人吕正军说：“现在我们算是初步站稳了脚跟。”

　　虽然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但这场改革在湖北省引起的反响之强烈，是翔宇教育集团和吕正军始料未及的。究其原因，湖北教育界一位资深人士指出，一是由于公办名校转制目前还是政策的禁区，二是监利在湖北独特的政策试验田地位。

　　“没有办法的办法”

　　把县里最好的两所中学交给民营资本管理，一度让监利县政府和教育局面临着巨大的非议。面对反对者的声音，监利教育局局长张晓冰的回应是：“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据相关资料介绍，监利全县有142万人口，中小学生24万多人。在初中毕业生方面，2005年是21600人，2006年起连续三年超过3万人。但全县12所高中最多只能容纳9100人，378个班级平均每班71人，接近极限，建设新学校势在必行。然而监利全县每年财政收入不到2亿元，教育经费投入缺口巨大。

　　“以前还能从老百姓中集资办学，农村税费改革后，这条路也行不通了”，张晓冰对记者表示，“翔宇进来后很多人指责我，但谁又能拿出一个不引入民资办学而又能解决学生入学问题的办法？”

　　在这种思路指引下，2004年张晓冰去珠海参加一个民办教育高级论坛时，经人介绍接触到了翔宇教育集团。一开始翔宇集团对在监利这样的农业大县办学兴趣并不大，他们更倾向于在苏州等经济发达地区建校。但在随后的考察中吕正军发现，县城里满大街都是游手好闲的青少年，“这绝对不是正常的现象。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翔宇投资在这里，既有足够的生源保证，也有不错的社会意义”。

　　最初谈判时，监利方面只是想把监利中学单独交给翔宇来改制，但精明的翔宇集团很快就看出监利中学不是当地最好的学校，为争夺生源和监利一中势必会有恶性竞争，于是在谈判桌上临时提出将两所学校捆绑管理。鉴于当时有政策规定像监利一中这样的省级示范高中不得转制，于是在合作方案里又折中成将监利一中委托给翔宇按民营机制管理15年。

　　这个方案起初让很多监利人有些难以接受，一些

　　“靓女先嫁”

　　2005年8月，监利县县长丁凡璋与翔宇集团董事长王玉芬签署了《合作办学协议》，双方约定，翔宇集团在3年内投资2.2亿元，在监利县建设一所高级中学和一所初级中学。高中建好之前，租赁监利中学校园教学，年租金100万元。2006年9月1日翔宇新校建成后，监利中学教师和学生整体迁到新校。监利一中委托给翔宇管理15年，翔宇集团同时承担该校2000万元的债务。

　　这个协议甫一签订，监利县上下哗然。据张晓冰回忆，当时反对者的声音，主要集中以下几个方面：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县政府甩包袱和垄断优质教育资源等。

　　对于这几起争议，张晓冰一一做出了解释。首先，并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因为监利县并没有卖学校。卖学校仅仅是盘活“存量”，而引进翔宇投资建新校则是做“增量”，能有效解决监利基础教育设施薄弱的问题。张晓冰说，原监利中学师生迁到翔宇新校区后，老校被改造成了一所职业学校，仅此一项就增加了1500名学生的入学机会。

　　甩包袱一说也不成立。根据协议，转制后两校教师的待遇提高、身份不变，正取生的招生规模和收费也不变。监利县财政依旧拨付给两所学校教师每人每年8000多元的工资，而翔宇集团则承担起两所学校总共1600名正取生的教育成本。

　　更多的人质疑翔宇为什么不先去改制薄弱学校，而像监利一中这样的公办名校事实上是可以独立生存的。翔宇集团总校长卢志文对此则打比方说：“‘靓女’(公办名校)先嫁(转制)，可以大收‘彩礼’(投资者注入资金)，然后再用省下来的钱(政府原来对名校的投入)让‘丑女’(薄弱校)也靓起来，如此则两利。‘烂苹果’先卖，没人肯要，势必要降价；保养‘好苹果’，还要付费；等到‘好苹果’烂掉，想卖也难，如此则两害。”他认为，在基础教育薄弱的中西部地区，“抓小放大”是个不错的思路。

　　监利一中的校长郑兴国则向记者证实，监利一中虽然负有近2000万元的债务，但这笔债务大部分是由于基建造成的。如果撇开基建，依靠择校费等收入监利一中事实上每年还有二三百万元的盈利可用以还债。只不过，这种边建设边还债的滚动发展模式在翔宇进入后，变成了一次性建设到位、再慢慢收回投资的过程。张晓冰也认为，这种做法能够迅速扩大招生规模，从而缓解监利的燃眉之急。

　　民营资本的回报空间

　　即使这些争议最后都得以平息下来，翔宇在监利的办学实践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事。一位监利县资深教育人士指出，撇开这些表面争议，人们疑虑的核心问题在于：基础教育属于公益事业，而资本是逐利的，这两者如何能统一起来？

　　对此问题吕正军坦言：“民营资本办教育，肯定不能办成公益事业，需要有一定的回报。但这个回报的合理性和获得手段，就是翔宇的发挥空间。”

　　卢志文则在他的“公办名校转制研究论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名校如“国企”，越是有政策倾斜、资金扶持，越是没有活力。翔宇模式的特点，就是通过将公办学校的所有权和内部管理权分离，以民办体制来克服校园的“国企病”，从而赢得自己的回报空间。

　　那么，翔宇的回报空间到底在哪里呢？根据记者了解的信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通过扩大招生规模来增加择校费空间。改制前，监利一中和监利中学每年各有800名正取生，其他为调剂生和三限生。按湖北省的规定，正取生报名费为594元，而择校生的收费从5800元至2.7万元不等。改制后翔宇保持1600人的正取生规模不变，而择校生的规模随着校园容量的扩大，理论上最高能招到2000人，由此而来的择校费收入大大增加。

　　其次，以民办体制来降低公办学校的制度性损耗。这其中最大的一点，就是堵住“条子生”。因为找关系批条子的现象比比皆是，监利县审计部门发现，原监利中学一学期免掉的培养费就有100多万元。曾经也在公办学校任职的卢志文则指出，因为各方关系所迫，公办学校校长要拒绝“条子生”是非常困难的。而能搞到“条子”的，往往也都是付得起费的，这是极大的社会不公平。此外，公办学校的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中国教育虽穷，浪费却很严重”。他时常列举的一个案例是，一本普通的记事簿，以前学校买要10来元，翔宇来后集中采购就只要2.3元。

　　而上述这些，正是张晓冰在《人民政协报》上呼吁要改掉的公办学校体制弊端。 “在这次合作上，与其说是监利县引进了翔宇集团，倒不如说是公办学校引进了民办机制，用民办机制来改造公办学校。”张晓冰总结认为。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场改革仍然磕磕碰碰不断。比如签订协议时，为鼓励内部竞争，双方约定有5%的人员淘汰率。但翔宇接管两校后，为精简机构一下子裁掉了30多名行政人员。对此吕正军认为“我们理解的5%人员淘汰率指的是教师，不包含行政人员”，张晓冰则抱怨说“翔宇抠的是合同细节漏洞，一下子给教育局的安置工作带来了很大压力”。翔宇刚进来的那一年端午节，教师们没领到福利费，私下里都很不满，吕正军解释说：“以前在江苏那边不兴这个，今后慢慢了解当地习俗就好了。”

　　不管怎么说，新校建成后经过一年多的磨合，吕正军对这项合作前景还是比较看好：“去年学校招生只有2400，今年增加到2700，说明家长在逐渐信任我们。”(来源：第一财经日报)何欣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