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谈民生问题

　　社会主义建设：民生为重

　　观察记者(见习) 潘振华

　　民生之重，重于泰山。社会建设与人民的幸福安康息息相关。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日前，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研究员李培林在浙江十七大精神宣传教育理论师资培训班上，就如何“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进入一个非帕累托过程

　　据有关部门对全国城乡居民进行的大规模调查结果显示：63.4%的居民认为近五年内他们生活水平得到改善，有22%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水平没有变化，有15%的人认为他们生活水平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

　　对此，李培林指出，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人民的经济状况产生了不同的特点，于是就产生了帕累托过程。所谓帕累托过程，是指在改革过程中，所有的人普遍获益，只不过有的人获益较多，有的人获益较少，这在改革开放初期尤为明显。而目前，我国正逐步进入一个非帕累托过程，也就是说一部分人收益的增长，造成了另一部分人收益的下降。从社会学的观点上讲，人们比较能够容忍相对差距的拉开，在大家都有所改善之时，只是你的改善比我快一点而已；但是人们很难容忍绝对差距的拉开，如果看到别人生活都在转好，而自己的生活水平却在下降，形成的反差就会在一些群众中造成不满。

　　“很多人对核心社会建设信心不足，觉得现在很多问题根深蒂固，很难转变。而事实上，目前我国在社会建设方面正在不断加强。”李培林表示。

　　就业方面，本来每年新增就业岗位900多万个，近两年来通过强调扩大就业，实行积极就业政策，每年岗位数量扩大到了1200多万个。而今年，到九月份为止就已经增加了900多万个，就业形势已经明显缓解。

　　而针对那些生活水平可能下降的低收入群体，在城市里，把最低生活保障人数维持在2000万左右；在农村里，现在又实行了2700多万人的低保，低保人数已经达到了近5000万人，农村的低保人数已经超过了农村的贫困人口。

　　通过强调社会建设，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加速发展，刚刚制定“十一五”规划时，要求在2010年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在全国普及率达到80%以上，现在，由于中央加大了拨款力度，到今年六月末，新型医疗已经覆盖了农村县乡镇的84.9%，覆盖农村人口的82.8%。

　　另外，近两年来，工会组织的建设大大加强，通过建立企业、工会和政府三方的劳资关系调节机制，使得劳动集体争议事件在连续十年增长之后，开始出现下降。在社会综合治理方面，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也是在连续增长十几年之后，出现了下降。

　　“这些信号都在表明，我们对社会建设方面工作的加强，能够改变很多方面发展的态势。”李培林说。

　　影响社会民生的

　　三大突出问题

　　我们强调要加强社会建设，是由于当前社会问题非常突出，这些问题在十七大报告中被概括为民生问题。民生问题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是跟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但是当民生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的时候，背后肯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李培林认为对当前社会民生影响最大的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态势以及收入差距扩大背景下的贫困关系。“从学界来讲，衡量贫富差距的标准主要是基尼系数。”李培林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基尼系数处于比较平均的状态-0.2，但很快跨越了相对合理的区间0.3-0.4，现在已经进入到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朝着贫富悬殊的方向发展。根据去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96，逼近0.5，这样的数据放在国际上看是属于收入差距较大的。”

　　“举例来说，如果把一个社会人群分成上等、中上等、中等、中下等、下等五个20%，计算出最高的20%这部分人和最低的20%这部分人的平均收入相差的倍数，这个倍数在1990年时只有4倍，而到2006年已经发展到18.2倍，并且差距还在向纵深发展。中国有城乡和区域差距，处在不同城乡、不同地区，无法进行比较，但是现在西部的内部差距已经高于东部。比如在浙江，因为市场化程度比较高，所以差距比较小；而在西部有些主要利用资源的人，像煤窑主、矿窑主，他们的财富急剧累积，这少部分人的财富迅速与贫民拉开。”

　　除了收入，贫富关系更多体现在财产问题上，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增加农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但是直到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个人财产申报和登记的制度。”李培林说，“财产差距远远地超过了收入差距，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最高的20%这部分人和最低的20%这部分人的财产差距已经达到了72倍。”

　　而城乡贫富差距拉开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农民收入增加缓慢。2003年以后，中央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取消实行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转变了对农村的政策，以城带乡、以工补农，转变了城乡关系调整的方向，使农民收入有了恢复性的增长，但是差距仍然在扩大，只是速度有所放慢。

　　其次是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干群关系。一件事情就很可能会影响全局。“比如2004年黑龙江发生了韩桂芝案，一个案件就涉及到5个副省级的干部，将近20个厅局的一把手；处级干部涉及到三四百人，影响之大，空前绝后。”李培林说。

　　眼下，提及“发展”，人们更多地想到获得什么；提及“改革”，有些人可能会害怕失去什么。“改革”与“发展”的这种价值背离恰恰在于我们对民生问题的改革过多地依仗于市场。民生问题不是动不动拿市场经济原理可以判断得了的，也不是动不动摆出国际惯例比对得了的。人民群众的吃穿住行、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以及基本教育问题，必须主要依靠政府来解决和保障，在公共财力定量的前提下，公共投入对于民众不同层面需要的满足应当按照梯度型满足的路径进行。“社会建设，就是要在政府主导下回归公共财政的‘普善效能’。”李培林强调。

　　第三是所有制改革下的劳资关系。“拿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华为事件来说，问题就很大。明年新的《劳动合同法》即将生效，以华为为代表的很多企业都在大幅裁员，或者要求员工主动辞职、竞争上岗。”李培林表示，说到底，这就是在立法的时候没有看清当今的劳资关系现状，或者说没有与企业进行很好的沟通，导致现在很多企业都想规避。但这样做只能暂时避开劳动合同法的影响，几年后还是会受到约束。

　　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

　　社会发生了这么深刻的变化，那么在管理方面应当怎么调整，该注意哪些新的问题呢？

　　李培林认为，要大力加强社区的建设，把以单位为基础的模式转换为以社区为基础，凡事都与社区进行挂钩，同时，吸引有资质有文化有能力的人到社区工作，给他们一个能发展的制度化渠道。现在社区工作不再是退休的老大爷老大妈戴个红袖章看看自行车、查查防盗门什么的，而是上升到了管理的层面，社区要为居民办好实事。在经过一个单位和社区并存为基础的阶段后，逐步进化到以社区为基础的阶段。

　　对于收入分配的改革，李培林认为关键还是在体制上。他说，在其他国家，认为自己是属于社会中层的占了60%，而在中国有将近55%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或下层，认为自己是中层的不到40%。目前我们的人均GDP是印度的两倍以上，印度城乡差距和贫富悬殊的对比比我们还要强烈，在孟买等大城市里还有绵延几公里的用塑料棚子搭起的贫民窟，但是很多住在贫民窟的人都认为自己处于中层，他们觉得农村地区还要贫苦，能住在城市的贫民窟里，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在我们国家，一个月收入5000元的处长，还是觉得自己属于中下层，每月5000元的收入，光租房就用掉了2000元，还要抚养两个老人，弟弟妹妹下岗了，也要补贴几百元钱，生活很拮据。这其实跟踢足球一样，一旦你认可了比赛规则，输了球，你会想到是不是体力不行？技术比不过？或者没有发挥好？但是假如你不认可这个规则，那么你就会觉得裁判是黑哨，门应该有两个人来把守等等。因此，要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保证每个环节都能得到大家的认同。产生差距并不可怕，反映的只是各个方面的差异。

　　解决民生问题，涉及到整个非盈利机构的改革。非盈利机构为载体的社会组织体系，既不同于政府，也不同于企业。根据调查显示，看病难问题排在第一位，成为百姓心中的第一大患。那么看病难问题为什么会成为老百姓反应最强烈的问题呢？因为医疗现在占了整个消费支出的10%，这是建国以来所没有的，现在全国存在很多因病致贫的情况，有的甚至几代人都还不起看病的钱。

　　李培林强调，要统一劳动就业和保障的管理。就业是民生之本，目前，不仅要解决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还要应对出现的新失业人群，今年500万高校毕业生中还有140万没有找到工作。在教育扩招的背后，必须扩大就业。“特别是要做好教育与社会的衔接工作。此外，要把农民工视为未来新的市民，让他们融入到社会当中去，尽快纳入到城市管理体系。”李培林表示。

　　“社会建设”和“民生问题”的起步腾飞是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地标。尽管当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只要我们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