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驻华大使称对华政策核心内容未改变

　　本报记者 刘坤喆

　　他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曾因在巴尔干事务和伊朗问题上表现不俗而在外交界声名鹊起；他被德国《经济周刊》称为“外长施泰因迈尔最重要的官员之一”；他年轻时是田径十项全能的高手，现在依然酷爱打网球和高尔夫球……

　　他，就是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博士。今年8月底，他正式接受任命来到北京。近日，施明贤大使在德国驻华使馆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采访。

　　 希望驻华期间走遍中国

　　记者：您就任驻华大使已经3个月了，您对自己3个月来的工作有何感受？

　　大使：我特别高兴自己来中国当大使，因为对欧洲和德国来说，中国是当今世界一个非常关键的伙伴。对我个人而言，当驻华大使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我乐于接受这一挑战，我不能想象有比来中国当大使更有趣的任务了。3个月过去了，可以说，我在这里遇到的挑战比之前想象的还要大。在来到中国的头3个月内，我已经去过中国的4个省，我希望在我结束任期前，走遍中国的所有省份。

　　记者：德国《经济周刊》曾报道说，“外长施泰因迈尔派其最重要的官员之一担任新的驻华大使，这一任命体现了德国对中国日益上升的国际政治作用的认可”。您本人如何看待这一评价？

　　大使：历届德国政府都把中德关系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我将会为保持和扩大这种重要关系而努力。我已经为不同的德国总理和政府效力了30年，我认为就发展中德关系而言，有着坚不可摧的、持续的、深切的双方利益所在，我们两国的伙伴关系是长期的、稳定的。这也是我为什么来北京工作的原因。

　　促进双边关系发展促进两国青年交流

　　记者：作为新任驻华大使，您对自己未来几年在中国的工作有着怎样的规划？您打算在自己任期内，怎样来促进中德关系的发展？

　　大使：德国和中国目前已经发展了战略伙伴关系，而我的首要任务就是促进这种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具体而言就是，首先在政治领域，继续扩展双方已经结成的高层对话框架。虽然我们双方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经验、法律体系，但是通过双方坐下来进行有效沟通，我相信我们有许多达成一致的契合点，这也正是“战略伙伴关系”的意义所在。近年来，中德人民之间的亲近感日渐增强，在这种相互信任的背景下，我们可以把一些双方仍存在异议的问题拿出来谈，了解和熟悉对方的观点，而不是故意回避。我觉得成熟的伙伴关系应使我们能够解决有时会出现的意见分歧，我个人非常愿意为此作出贡献。

　　其二，在环境领域，我相信，未来几年中德关系的一个关键话题就是气候变化和自然资源保护，这也很可能是全球未来10年最重要的一个议题。中国的某些领域已非常发达，而德国是一个老牌工业化国家，双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必然存在不同问题，但却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就成为双方的关键问题。目前，我们已建立起了对话机制，并将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磋商，我认为这会深化我们之间的伙伴关系。

　　其三，在外交政策方面，我想说，中国和德国之间从1972年建交之日起就没有真正的双边问题，我们没有历史遗留问题。但作为在亚洲和欧洲举足轻重的国家，中国和德国有能力也必须为解决重要的安全政策问题和地区冲突起积极作用。我认为在这些重要领域，北京和柏林可以更加密切地合作。过去10年，我们成功地发展了双边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德国现在是中国在欧洲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之一，中国也是德国目前在亚洲最重要的伙伴之一。

　　其四，在新技术领域，我们将在未来几年进行更多的合作，尤其在环境和信息传播技术领域，将在传播体系和标准方面进行更多的沟通。

　　此外，在青年交流领域，现在德国的年轻人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德国青年在学习汉语；同时，目前有2．7万名中国学生在德国留学。我非常乐意促进中德青年之间的进一步沟通。根据中德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迄今已有3批德国青年应温家宝总理的邀请成功访华，每批100人，第四批“百人团”不久也将访问中国。同时，德国总理默克尔今年8月访华时也对中国青年发出了邀请，希望他们尽快去访问德国。我认为，这是促进两国青年交流的一个很好的起点，我将鼓励双方在此方面进行更多接触，因为我们两国年轻人之间的这种交流为长期的友谊奠定了基础。

　　总之，展望明年，我看到了很多可以进一步促进中德双边关系发展的机会，作为大使，我愿意抓住这些机会。

　　德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并未改变

　　记者：今年是中德建交35周年，您如何评价当前中德双边关系，特别是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

　　大使：1972年两国建交时，所有人都没有想到中德关系会在35年后发展到今天的程度。因为两国在1972年全年的贸易总量仅是今天两国一天的双边贸易额，也就是说，今天的年度双边贸易额是当时的365倍。此外，1972年，没有多少德国公司在华投资，但今天，有2500家德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我认为它们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今天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在德国投资。对德国而言，中国的巨大市场魅力无穷。对中国而言，与欧洲和德国的合作伙伴关系至关重要。

　　在文化交流层面，35年来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如果你看一看今日北京或上海的文化演出安排，就会发现有大量的德国音乐会、交响乐、舞蹈、电影等。同样的情况现在也发生在德国，中国文化在德国很受欢迎。在教育领域，现在两国有250所大学建立了伙伴关系。在科技领域，两国在应用科学和基础科学层面都已开展了较深入的研究与合作。

　　在政治层面，特别是在一些全球或地区性问题上，我们双方积极进行对话，试图找到和平的解决办法。我很高兴看到中国在过去几年中越来越积极地参与解决国际冲突，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

　　记者：在施罗德任德国总理期间，中德关系非常紧密。请问在现任政府眼中，对华关系在其总体外交政策中占有一个怎样的位置？默克尔政府对中国的外交思路是怎样的？

　　大使：我想清晰地表明，德国的对华政策过去没有发生过变化，将来也会继续保持下去。对德国而言，与中国保持伙伴关系的战略重要性在过去30年的历届政府中始终没变，包括今天的默克尔政府。这种伙伴关系始终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彼此的国家利益、保持民间友好关系的基础上的。

　　默克尔政府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继续尊重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不会有任何变化。这意味着任何对中国的分裂行为，都将受到德国政府的拒绝，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们对华政策的核心利益就是，既保持中国作为德国重要经济伙伴的连续性，也在联合国框架下、在致力于解决全球冲突的大背景下，保持与中国的重要政治伙伴关系。所以，即使新政府可能与前政府的表达方式有些差异，但对华政策的实质内核始终没变。

　　中国的减排责任应区别于发达国家

　　记者：欧盟非常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并已成为当今世界在这一领域的“领头雁”；而在欧盟成员国中，德国的环保技术和环保项目尤为引人关注。中国和德国今后的环境合作将更侧重于哪些方面？

　　大使：从上世纪70年代起，德国社会逐渐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此后，德国的国家政策中越来越多地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的内容，这也成为今日中国的重要国策。现在，中德两国有机会加强在这个领域的合作。

　　首先，是共同解决那些气候变化带来的全球性问题。在这方面，我们都愿意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框架下进行合作。下个月，这一公约的缔约国大会将在巴厘岛举行，各国将就如何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即2012年以后应对气候变化进行磋商。我们想最晚在2009年签署有约束力的协议。欧盟已率先表示将到2010年增加20％的

能源效率，到2020年减少30％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欧盟之所以决定在气候变化方面担当世界的先行者，是因为欧洲是一个人口密度很大的大陆，我们不能在不考虑生态环境的情况下发展经济。德国在拟订这一欧洲政策时起着领导作用。

　　中国政府表示愿意承担共同责任，但应根据各国发达程度的不同而区分各自责任的大小。默克尔总理基本同意这一观点，认为应根据各国情况的不同决定其国际责任的不同。但重要的是，各国要承担有约束力的责任。没有人要求中国放弃经济的继续发展，因为中国的很多农村地区依然还很落后。但同时，气候变化的改善离不开中国这个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的积极参与，所以中国也应承担责任，但与老牌工业化国家有所区别，德国可以比中国承担得更多。

　　本报北京12月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