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标求变

　　-本刊记者 王运宝

　　“干干净净进百强”，短短的7个字，概括出了未来新的发展本质，这不管是对东部地区太湖周边的十强县来说，还是对中西部依靠资源开发获得巨大收益的百强县来说，同样都具有警示意义。

　　“经济发展为什么？区域经济争什么？全面小康以后干什么？进入百强县第一方阵后下一步怎么样来争第一保前列？”，这就是江苏省江阴市委书记朱民阳的经典“四问”。经过媒体传播与放大效应之后，“四问”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震撼和共鸣。从1991年第一届县域经济百强评比以来，江阴是5个稳居十强县的“常胜将军”之一。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开放型经济崛起，再到2005年开始的“五好幸福江阴”试验。近30年来，江阴一直领风气之先，成为中国县域经济当仁不让的“领舞者”。

　　但是，现行的百强县评价指标体系，已经不足以完整回答朱民阳提出的“四问”。从2005年开始，江阴开始了第三次转型和模式升级。其背后，是整个全国百强县对未来县域经济新发展方式的探索。如果说按照现行评价标准得到的百强县是为中国县域经济完成第一次路径探索的话。在现阶段的中国，面对发展理念和宏观环境的根本性转变，就需要探索建立全新的百强县评价指标体系，唯有此，才有可能更准确地找到“四问”的确切答案。

　　被异化的指标体系

　　按照现行指标体系评选出的百强县，“无疑为全社会展现了县域发展的精英团队。”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的杨荫凯博士评价道。

　　如果单纯从百强县的评价指标体系来讲，从1991年开始，主要经历了两次变化。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于1991、1992、1994年评选过3次，称为“农村经济综合实力百强县”，主要反映的是县域经济静态指标变化。此后从1995年至1999年中断了6年，在时间上基本与国民经济“九五”计划相重合。而就在这一时期，国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

　　到2000年恢复评选时，更改了名称，称为“全国县域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同时对评价体系、评价项目和计算方法都做出了较大调整。整个评价体系分为发展水平、发展活力和发展潜力三个方面，共设计了33个评价指标。

　　采访中不论是统计学专家还是统计系统的工作人员，都认为这套体系仅仅从统计学的技术因素来考虑，可以说比较完善。相对于上世纪90年代的静态评价指标来说，已经是很大进步，比如教育、医疗方面的评价，以及人均耕地面积等资源环境方面的指标，都有具体体现。

　　在现有的评价指标体系下，萧山在浙江就占有较大优势，2000年以来一直稳居浙江省

状元就是明显的例证。王建满任萧山市委书记时，将招商引资作为一号工程，这在内生型民营经济遍地开花的浙江县域经济中，可谓独树一帜，其成效也是有目共睹。王建满在萧山创造出的“以民引外、民外合璧”的发展模式，从2005年开始，成为争相学习的榜样。在王建满主政温州后，又把招商引资一号工程嫁接到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源地温州。

　　但是，“硬币总有另一面”，地方政府早已经把百强县评价，简单化为对GDP、财政收入等几个关键性经济指标的考评。

　　在现有的33项评价指标中，共涉及39项统计指标，其中使用频度最大，也是对评价结果影响最大的指标主要有两个，即地区生产总值GDP和年末人口总数，其中GDP直接或间接影响8项评价指标；年末人口总数直接或间接影响11项评价指标。从综合评价测算方法看，GDP、年末人口总数、地方财政收入是影响综合评价结果的最重要指标。

　　因此，杨荫凯认为，百强县排名客观上加剧了县域发展中“唯指标是从”的取向，而且，百强县的评价指标和宣传方式如何更加科学都值得深思，“任何一个县域发展经济的初衷决不是为了追求一堆数字，其本质是为了切实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让人们有更好的生活保障和发展空间。”杨荫凯说：“倘若以富民为第一要务，百强县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实际上，被异化为“GDP至上”的现有评价体系，已经不能准确地反映一个县域的发展态势。对此，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区域经济专家和地方政府在这一点上已形成共识。而对杨荫凯提出的“富民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这一观点提供佐证的，就是富裕县的“贫困帽”现象。按照现有的评价体系，有许许多多的县成为地区首富，但大面积的贫困依然存在，特别是在中西部的资源开发型县域，这种现象的发生更是屡见不鲜。

　　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排名位居陕西省第一名的神木县，去年产原煤8200多万吨，是全国产煤第一县，财政收入高达19.8亿元。但仍有贫困人口12万人，占全县总人数的1/3左右。与神木县同属于榆林市的府谷县，县政府一位干部说：“我们引进中央、省里的大企业来开发资源，原希望引进一个企业，致富一方百姓，可现在的结果却是‘引进一个企业，污染一方环境，扰乱一方治安、破坏一方资源，伤害一方百姓’！”

　　资源开采与当地可持续发展出现隔离现象，就像两条平行线一样永不相交。从经济上看，资源开发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对当地百姓的脱贫贡献微乎其微。造成当地干部群众心理不平衡，府谷县这位政府干部不禁反问道：“这样的招商引资到底是为了什么？”

　　有媒体报道的神木县永兴办事处的王花村，便是一个缩影。王花村昔日河水丰盈，百姓殷实。几年前却由于煤矿开采，以前赖以浇地的王花河因开采塌陷而干涸。目前全村400多亩水浇地变成了荒地，山地更是有一半左右只长草、不长粮。地养不住人了，男的只能外出到建筑队打工，女的捡破烂，还不少人家举家搬迁。村民从2003年就开始组织人不断上访。在村民的努力下，矿上给全村每人平均一次性补偿了2万多元。村民们忧心忡忡地说道：“现在吃饭还靠这些钱，可今后花完了，又没地种、没水喝，怎么办？”

　　与陕西首富神木县相呼应，2007年夏天的太湖

水危机，更是直接冲击了百强县的评价指标体系。

　　对此，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表示，对于百强县来说，更重要的不是今天的发展水平，而是他们的发展潜力。但现实问题时，怎样来评价这种潜力？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更客观地反映真实发展水平，唯有改变被GDP异化的评价指标体系。这对现有的百强县来说，是一种挑战。

　　地方创新探路

　　今年的8月30日，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在昆山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苏南新发展时，曾与昆山市委书记张国华有一段对话：

　　李源潮关切地询问：“今年百强县评比中，昆山是不是第一位？”

　　张国华汇报道：“今年国家统计局不再进行百强县评比。但昆山在中国中小城市科技创新评比中获得第一，也是国家第一批节约型城市。”

　　李源潮风趣地说：“现在昆山成了拿第一的城市。”

　　在这里，“科技创新”、“节约型城市”等，成为昆山关注的焦点。从2004年开始，昆山就在悄然发生改变，率先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开始探索建立以“三有五保”为核心的民生事业。

　　“2005年位列全国十强县榜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昆山特别注重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昆山市统计局局长江雪龙谈起昆山荣登榜首的成绩颇为自豪。他介绍说，2006年以来，昆山对乡镇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标准进行了重大调整，7大类35项新指标代替了过去的2大类20项标准。新考核体系在过去“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两大主要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强化对“富民工作”“和谐社会”“生态环境建设”以及“社会事业投入”等方面的考核。

　　不仅仅是昆山，创新探路正在成为百强县的一种“集体行为”。2006年9月17日，2005中国最发达县域经济论坛在浙江绍兴开幕。论坛期间，全国百强县共同发表题为《全国百强县争创“和谐先锋”》的“柯桥宣言”，倡导县域经济转变增长方式、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在论坛举行的同时，有媒体在绍兴县做了“百姓眼中的强县要素”的社会调查。被调查者普遍认为，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是体现“强县”的两大要素，而人均收入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内容，占比例的39.8%。

　　在调查中，被调查者对“强县”政府的期待包括降低失业率、缩小贫富差距、强化社会治安、大学生就业、健全社会保障、稳定房价、缩小城乡差距、保护环境不受污染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老百姓认为马路文明、城市绿化、公共设施建设和文化遗产、民间风俗的保护，更能体现一个强县的城市风貌。

　　在“对未来的希望”一项中，企业职工最希望稳定房价，教师和公务员最希望提高收入水平，18%的私营企业主为交通拥挤烦恼，42%的企业职工最担心下岗。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民间诉求。

　　中国30年渐进式改革之路，更多的改革是由下至上，地方创新中央规范。目前，百强县自身都在积极变革，寻求更优化的发展方式。如果仍然沿用老的百强县统计方法，已经不能全面反映百强县的真实变化。

　　探寻“后GDP时代”的幸福感

　　去年10月，包括江阴在内的十强县党政决策者，曾齐聚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对话》栏目，展开了一场关于幸福指数的高峰对话。作为中国2800多个县域发展的“领头雁”，从追求GDP到探讨如何实现幸福，其标志意义不言而喻。

　　同样在刚刚过去的11月里，《中国青年报》通过对发生在2007年北京市公共交通行业里的一系列细微变化入手，详尽描述了如何提升市民出行的“幸福指数”。实际上，不光北京，无锡、西安、广州等全国许多城市都在为市民的出行幸福指数努力着，因此，文章总结认为，“2007年完全有理由成为中国城市公共交通行业大刀阔斧进行民生化改革的元年。”文章一经发表，引来各方好评，更重要的是城市公共交通终于姓“公”的“北京模式”，成为竞相学习的样本之一。

　　其实，不仅仅是在城市中流行起了幸福指数、民生化改革元年等概念。在近两年百强县的创新探索中，“幸福指数”也已经不再陌生，正慢慢演变成党政决策者与普通百姓的流行语。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从2005开始进行的“幸福江阴”试验。

　　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县域正在追求的这种变化相比，中部山西省的河津与孝义，因为环境问题被一票否决，不能在2007年参与百强县评比，更具有说服力。

　　河津是“鲤鱼跳龙门”这个美丽传说的诞生地。5年来依靠煤炭、电铝、焦化工业的高速发展而一“跳”成为“三晋首富”，更是连续3年“跳”进了百强县，“河津速度”、“三晋首富”的名声响彻遐迩。

　　但河津还是“摔”了下来。在今年3月进行的山西省119个县市区综合考核中，河津和孝义，这两个山西仅有的百强县，因高污染工业的膨胀和环保不达标而被取消了评优资格。与河津同属运城市的夏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当地流传“宁在夏县住一年，不在河津呆一天”的顺口溜，形象地说明，这个“三晋首富”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多少幸福感。

　　从某种意义上说，河津这个所谓的“GDP百亿县”，经济发展实际上处在“虚增”状态，而且可能还是一个负数———环境一旦污染，治理的费用极其惊人，甚至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生态可能也无法彻底复原。因此，从长远看，这个“首富”其实是一个潜在的亏损户，是个欠下子孙债的“首富”，其靠污染而暴涨的财富，是以人的生命健康为代价。不能维护生态环境的发展是一种失败的发展，山西把“首富”逐出百强县，正是在纠正一种错误的发展观。

　　“数据的确是环保局提供给统计局的，我们对这项评选也从环保方面表了态。我不是和这些县市过不去。我就是希望它们能干干净净进百强。”山西省环保局局长刘向东说。

　　同样，主持国家统计局百强县调查的农调总队地区处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就目前来看，对县域经济做一项富有指导性的评估，不仅要看GDP，更重要的要看潜力，看它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也就是说，体现出科学的发展观，才能对地方政府工作形成可指导性。仅采用GDP等项指标部分数据来进行评估，其结论可能是不完全的，最后形成的指导作用可能也会有偏差。

　　因此，刘向东用“干干净净进百强”短短的7个字，概括出了未来新的发展本质，这不仅对东部地区太湖周边的十强县，还是对中西部依靠资源开发获得巨大收益的百强县来说，同样具有警醒意义。

　　前不久，由《瞭望东方周刊》发起、中国市长协会等机构参与的“十大最具幸福感城市”评比中，标志性形象、速度、GDP等物化的发展符号越来越边缘化和污名化，反而是幸福感、和谐指数、人情味、生活节奏等反映人本主义的价值越来越强势。

　　无疑，这为进入“后GDP时代”，正在寻求变革的百强县来说，提供了一次极好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