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艾官员：人人都可以做同伴教育

　　趴在他肩头，感染者哭了20分钟

　　已经被肖冬发展为志愿者的小刘，24岁，计算机本科毕业。去年6月份，当他得知自己HIV检测结果呈阳性，表情非常平静，只是木木地看着医生，眼圈红了。

　　带领小刘去采血的肖冬见势不妙，赶紧把小刘带到办公室，说：想哭就放声哭吧。根据肖冬的经验，拿到检测结果知道自己感染上艾滋病毒的人，如果表现得过分激动和过分冷静，在心理上都可能有了严重问题了，必须要进行辅导和安慰，“不然，对他本人、对社会都潜伏极大的危害。”

　　小刘当即趴在肖冬肩上嚎啕大哭了20多分钟。哭完后，他表情绝望地对肖冬说了一句，“我完了，没有将来了。”

　　肖冬便开始跟小刘灌输那套自创的“前程激励法”，这是他刚进疾控中心vct室做志愿工作时积累的方法(vct，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的英文缩写)。他以异常轻松的口吻对小刘说：“嗨，有那么可怕吗，你看我，都检测出好几年了，不照样活得有滋有味，活蹦乱跳的吗？”为了迅速取得信任，肖冬一般会先善意的骗对方自己也是感染者。

　　看到小刘静下来了看着自己，肖冬滔滔不绝地说开了：不就是一种慢性病吗，如果不爆发，一般都可活个十多二十年，这样未尝是坏事，你看我，不也活了好几年了，现在我们也许时间不比别人多，但我们可以选择将精华浓缩起来不是更好吗……

　　现在的小刘，待人接物落落大方，不但自己生活目标明确，还积极参与防艾志愿者的各项工作。差不多有400多个志愿者就是通过和肖冬的这样直接接触，重新回到生活的正轨，而且还会利用业余时间来做高危人群的防艾同伴教育。

　　月薪一万五，帮感染者找到工作

　　蒙风(化名)今年26岁，这个毕业于京城某著名院校的年轻人，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高级的

　　今年9月份，他想再出来工作，肖冬立马帮他在朋友的公司里找到设计师的位置。蒙风自己不好出面谈薪酬，肖冬出马帮他谈妥：月薪至少一万五。

　　帮感染者寻找工作、实习机会，也是肖冬这个志愿者团队十分重要的工作。“时间不一定长，一两个月都行，让感染者去工作环境实习，去适应，等他们适应了，就不会再害怕工作，这样也就会比较容易重新融入社会生活。”

　　在参加各种会议时，肖冬也不忘向与会人员推销由艾滋病感染者制作的产品，或者感染者的技艺、工作技能，不厌其烦。

　　防艾官员：同伴教育,人人都可以做

　　“我们的任务是防治艾滋病，并不负责(向公安部门)通风报信。”发掘肖冬成为朝阳区第一个防艾志愿者的师伟，现任朝阳区卫生局副局长，时任朝阳区疾病控制中心主任，面对记者提出的道德、法律和防艾工作的冲突，他如此感叹。

　　这位曾到澳大利亚、泰国专门学习过防艾经验的博士级卫生官员，对于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政府主导、志愿者参与防艾的“朝阳模式”，自然有话要说。

　　同伴教育国外早已普及

　　青年周末(以下简称为“青周”)：您怎么想到要在高危人群找志愿者，进行同伴教育？

　　师伟：1998年时，我在和澳大利亚一个学术团体进行防艾交流时，了解到国外已经比较普遍地采取同伴或者同类人教育。他们在社区发展防艾的骨干，这些社区骨干其实就是志愿者，而这些志愿者往往就是高危人群。我当时感觉非常新颖。

　　青周：他们的做法新颖在哪里？

　　师伟：他们的社区、街道，常会有人背着一个箱子，穿着印有“volunteer (志愿者)”字样衣服的人，就是社区进行防艾工作的志愿者。看到他，你可以直接上去和他交换针具，向他索要安全套，随时随地，非常方便，不需要任何其他手续，没有任何障碍。

　　针具交换点三个月无人

　　青周：理念有了，需要人去实践，在你找到肖冬之前，朝阳的防艾工作是个什么情形？

　　师伟：当时性病艾滋病防治所只有5个工作人员，要负责全区所有的性病艾滋病防控工作，怎么忙得过来？光靠政府工作人员来做防艾工作显然是不够的。举个简单的例子，由于人手严重不足，当时尽管我们已经在疾控中心设置了清洁针具交换点，三个月都无人问津，这一块的工作几乎停滞，但我们却无法去改变。

　　这个严峻的形势也逼着我去想，既然国外的志愿者工作可以那么有成效，我们为什么不尝试在高危人群中寻找志愿者来帮我们呢？

　　周末探访“同志”酒吧

　　青周：政府疾病防控机构主动找高危人群来协助工作，这在过去非常少见？

　　师伟：我们首先要摆正自己的思想，高危人群志愿者的人格和我们是平等的，不管从事什么工作，只要他愿意帮助政府一块进行艾滋病防控，我们就一定要尊重他们。不歧视，也不把他们当成职工、下属、临时工对待。

　　在肖冬来之前，我逐个找工作人员谈话，给他们讲肖冬今后工作的重要性，谁有想不通的地方，一个一个地解释说通；接着我自己利用周末时间，专门去了趟同志酒吧，看看他们对防艾了解有多少。结果，发现他们几乎都没有什么防艾意识，看过之后，我更感觉进行同伴教育的极端重要性；接下来，我组织全体职工开大会，给大家讲；开班子会议，我也几次把肖冬叫来，和他对话，让大家都清楚，我是怎么对待肖冬的。

　　让我高兴的是，虽然在工作中，我们疾控中心的“高干队”(艾滋病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的工作人员和肖冬会有些碰撞，但他们一次架都没吵过，合作地非常融洽。

　　志愿者：防艾不告密

　　青周：肖冬可能愿意用娱乐游戏等方式防艾，政府职能部门能很快接受他的方法？

　　师伟：肖冬比我们更容易在高危人群开展同伴教育。只要不违法，只要对于艾滋病的传播进行有效干预，我们都会给予全力的支持。

　　肖冬年轻，又熟知同类人心理，愿意用娱乐的方式把健康的、有知识含量的东西传播出去，寓教于乐，没有什么不好的，现在这种防艾的工作方式已成为主流了。而且每次他们要搞这样的活动，我们卫生局、疾控中心都会鼎力支持哪怕是先停掉其他经费的拨出，也要保证这项经费到位。

　　青周：肖冬可以只想怎么防治艾滋病，作为主导的政府机关，是不是要想得更多呢？

　　师伟：我可以告诉你，自从引入志愿者后，来我们的针具交换点主动交换的针具已达7万多只了，这说明志愿者对遏制艾滋病传染是非常有效的。

　　说实话，法律的滞后和相对的不完善给我们的工作的确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包括我们现在开展宣教活动的很多同志酒吧也都是志愿者提供的。但我们的工作人员最主要的原则，是以人为本，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更有效地遏制艾滋病的传播，至于其他，对不起，我只能告诉你：我们的任务就是防治艾滋病，并不负责通风报信。

　　同伴教育每个人都可以做

　　青周：高危人群的志愿者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未来志愿者是不是主要就在这些人群中发展了？

　　师伟：我国的《艾滋病管理条例》已经指出，要大力发展艾滋病防治志愿者，发动全社会参与。将来，依旧需要各种不同层次的志愿者对吸毒、性服务人员、同性恋这些高危人群，对农民工、大学生等重点人群以及普通人群，进行艾滋病防治知识的普及。其实各个人群都可以进行同伴教育，我们需要有不同类别的同伴志愿者与街乡行政工作人员相配合，把防控艾滋病不断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