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强：代言农民工

　　他是一个民工。为打工赚钱，几乎走遍了中国。

　　因为长期两地分居，他结婚，离婚，再婚，却还是两地分居。

　　他追讨被拖欠的工资，为120元的打工钱花了1000元的诉讼费。

　　他加入了NGO组织，在帮助进城的农民兄弟。

　　北京的天空灰蒙蒙的。丰台区东大街附近一套普通的民居住宅却是非常的干净整洁，电脑开着，桌面是茂密的树林和蔚蓝的湖水，朝阳的窗台上还摆着几盆依然鲜绿的盆景。民工张志强现在就在这里工作和生活。

　　瘦弱的张志强，因生活和劳作的艰辛，眼角过早的有了细细密密的鱼尾纹，而清澈的目光，又让人觉得他是个读书人。30岁后，人就该对自己的长相负责了。16岁离家外出打工，24年的“流民”生涯，岁月在他的脸上刻了生活的辛酸和抗争的尊严。

　　生在一个小山村

　　1967年，张志强出生于四川省

　　张志强是家里的老二。姐姐18岁嫁人，因和公婆吵架，服农药自杀。

　　1970年，家中添了一个妹妹。1973年，再添一个弟弟。

　　16岁，张志强初中毕业。父亲给他和弟弟算命，他测得的是木材的“材”，而弟弟测得的是人才的“才”。父亲希望张志强不要读书了，让弟弟继续读书。

　　1984年张志强拿着4元钱，走出了家门——“出门打工是成年劳动力赚钱的惟一途径”。

　　在四川攀枝花捡垃圾，在云南昆明蹬三轮，到贵州贵阳、广西南宁修铁路，到陕西汉中当砖瓦工学徒……

　　外出5年，年满20岁的张志强回村。仪陇农村18岁的小伙就基本都结婚了。他给自己找了一个女朋友，两人结婚。

　　1991年新疆建设兵团在仪陇县里大规模招收农民工——到新疆拾棉花。“去新疆的车票不要钱，还算是支边建设”，张志强兴冲冲地决定到新疆打工。

　　去之前，他偷偷地问老婆有没有怀孕，老婆说没有。他们计划5年后再要孩子。“可惜农村人，没有文化，根本不懂如何避孕”，到了新疆，张志强发现老婆已经怀上了孩子。

　　在新疆拾棉花，150元/月，年底才能结帐。整个家庭的重担都落在了张志强一个人身上。零下30摄氏度的时候，他甚至还要到雪地里去割芦苇来养活老婆和孩子。

　　1992年7月，张志强把不足一岁的小女儿送回老家。这年他和老婆加起来一共赚了3000多元。给家里2000多元。

　　工厂的“机器”和“动物”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1993年，用拾棉花的一点点积蓄，张志强和老婆买了火车票来到广东。

　　张志强进了广东的皮鞋工厂。“每天从早晨8点工作到晚上12点，没有休息日。晚上回家，累得连澡都洗不动了，脱了衣服就睡。直到第二天打铃，又是一路小跑去上工。上厕所要到车间门口的保安那里拿牌，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

　　“工厂不自由，不尊重人的情感，把人当成了动物，或者机器”，谈到在工厂的感受时，张志强对记者反反复复用到两个词是“动物”和“机器”。

　　几乎每两个月，就换一个工厂，走遍了广东的顺德、佛山、番禺……最终，张志强选择了到建筑工地，跟着一个小包工头干。“那个小包工头也是农民工出身。他给工人的工资是每天10元，工作8个小时，加班会给加班费，2元/小时，工人们每天和老板一起吃饭”。

　　两年间， 张志强的工资从10元/天，涨到2000元/月，做到了管理者的位置。

　　可是张志强的建筑工地在肇庆，老婆的工厂在深圳市区，他和老婆一个月只能见一两次 “因为疏于沟通和联系，我虽然赚了些钱，到1996年年底的时候，老婆却跟人走了。”1997年5月和老婆回四川办了协议离婚。

　　学习《劳动法》

　　1997年7月，张志强再回广州。因为有一点点在鞋厂工作过的经验，他又去面试了一家鞋厂。幸运地考上大名鼎鼎的美国的ADDIES。刚进公司，那个在美国长大的台湾老总就给新进的员工们讲解《劳动法》——1万人，在运动场上讲了半个小时。

　　张志强觉得很奇怪，企业会给员工讲劳动法？讲的肯定都是假的。他自己买了本《劳动法》的书，看那个老总讲的是不是真的。一看，讲的还都是真的：每天工作8小时，加班给1.5倍的工资，周六周日不加班，加班，给2倍的工资。

　　1998年，张志强由普通工人升任为车间主任助理。工资涨到2400～2600元/月。但2001年，由于总公司实行轮岗制，换了老总。“新来的领导说一不二，甚至动手打人。看到同事被打，觉得人格受到侮辱，尽管被打的人并不是自己”。张志强辞职。

　　讨要被拖欠的工资

　　2001年，张志强再次回到老家。堂嫂给他介绍了自己的妹妹——她丈夫到北京打工后失踪，生活在仪陇县镇上，没有地，也没有读过书，育有两女。其中一个是丈夫失踪前怀上的，因为是超生被罚款6000元，贷款才生下，长到上学的年龄，丈夫仍不见踪影。

　　张志强帮助堂嫂的妹妹与失踪的老公办了离婚手续，还帮她还了欠下的贷款后，两人结婚。

　　2002年6月张志强又来到北京，打工近一年，没拿到多少钱，倒是被19家装修公司拖欠了4000元工资。每家欠得都不算多，一二百，但也正因为如此，要起来很难。讨要无果。到法院，不予立案。

　　正赶上非典，因为一位工友疑似，整个工地被封闭起来。闲来无事，张志强写了一份《农民工生存报告》，给了北京几家媒体。2003年7月《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报道了张志强的在北京打工的境遇和人生状态，11月30日《焦点访谈》也报道了张志强如何在北京追讨工资的过程。12月8日，张志强终于拿到自己被拖欠的120元，为此他花去1000元诉讼成本。

　　生活还在继续

　　在北京的张志强，依然与他出生的那个小山村有着无从割断的联系。

　　“奶奶已经90岁，妈妈也已经66岁了。老家的那8亩地没人种。白送人种也没有人要。因为种地除了劳动力，还需要化肥、农药等投入，如遇天灾，这些投入就全打了水漂。”

　　“五台村，总共900多人，青壮年劳动力全部外出打工了。父亲死的时候，甚至找8个人抬棺材都找不到。”

　　“我和第一个老婆有一个孩子，第二个老婆有两个孩子，共三个孩子；第二个老婆的父母只有两个女儿，老婆是老大，按农村的习俗，应由大女儿抚养；从小被溺爱的弟弟，不懂事，因犯抢劫罪被判了10年刑。提前两年出狱，拐骗了卫校一个19岁的女生，生了两个孩子，弟弟把两个孩子交给母亲后就再也不管了；父亲死还花了1万多元”……

　　张志强絮絮地和《小康》记者讲一些家事。算下来，他一个人要抚养5个孩子、4个老人。到现在，他依然保持着每用一分钱都要记帐的习惯。

　　“老婆和堂哥堂嫂一起到了广东打工，每个月1000多元钱。因为太累她不想干了，我要她坚持，孩子、父母都需要抚养，靠我一个人怎么能行呢？”依然是两地分居，“早已经习惯了，也就变得有些无所谓”。

　　“社会体制有问题。农民工得不到应有的待遇和尊重，和城市人一样干活，却不能同工同酬。7亿农民，可国家财政每年用于‘三农’方面的只有10%。2/3的人，只用了国家10%的钱”，除了关注自己和家庭，对于整个社会，张志强并不是漠视和无知的。

　　成为一个专职志愿者

　　2003年一个朋友送了张志强一部手机。他把手机24小时开通，一边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打工，一边为民工兄弟做一些劳务纠纷的法律咨询工作，不收取任何费用。

　　2004年，“打工妹之家”——中国第一家为农村进城工作的打工妹服务的公益性组织，邀请张志强去那里工作。刚开始，张志强每个月的工资是1200元，后来拿1500元，2006年12月离开时已经拿到1932元。张志强并没有满足于相对工地而言更好的工作环境。“起先单位不给我交保险。我是帮别人维权的，我自己的劳动权益都维护不了，这怎么可以？”

　　单位终于给张志强交了社会保险，可他仍是不满。有北京户口的工作人员有五险一金，而且工资也要高很多。

　　再次离职，他成为一个专职志愿者。

　　2007年10月，《小康》第一次采访张志强的时候，他正在内蒙古乌海做环保教育。他还开了一个博客，上面记录的都是一些农民工维权的案例。

　　11月，《小康》再次采访张志强的时候，他刚从长沙代理一起劳动纠纷诉讼回到北京。“现在一年代理的劳动诉讼大概在50起左右，涉及农民工有五六百人”，手机铃声不时响起，张志强说，“2008年1月1日即将实行新《劳动法》，很多农民工找我……”

　　张志强与100多名劳动法学专家一起参加过新《劳动法》在上海和南京的两次审稿。会上张志强直言，“《劳动法》是保护谁的？可是企业有代表来了吗？我作为全国近1.5亿农民工的唯一代表，来参与讨论。仅仅我一个人就能够代表1.5亿人吗？……”

　　时任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副部长的郭军，当即感慨“你看中国的农民工是多么的懂法”。

　　最终，张志强和其它专家的相关意见，在国家新的《劳动法》中有所体现，而他甚至还和一些企业主“不打不相识”。

　　张志强成为农民工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