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继延：流放者归来

　　他喜欢萨特，但他更喜欢毛泽东。

　　在追求自由的同时，他更渴望追求高尚、神圣甚至伟大。

　　为追逐自由和梦想，他像亲历中国改革开放30年巨变的许多人一样，不停迁徙和自我流放。

　　他立志为理想逐日天涯。

　　他由衷地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

　　伍继延递上名片介绍自己。名片上的头衔足有六个之多：湖南湘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清华大学重庆校友会副会长、重庆湖南商会创始会长……同时附有湖南、北京、重庆三地的办公地点及联系方式--他将名片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然而，名片上却无法显现伍继延自我流放海南的那段历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那一段，正是他人生最重要的阶段。海南，是被他称之为经历男孩向男人蜕变的地方，也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自我流放地和自动迁徙地。在海南的历练，为他后来的故事奠定了基础。

　　伍继延的理想

　　从履历上看，在1988年之前，伍继延非常主流。

　　伍继延，1964年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1979年考入湖南大学少年班；1983年毕业于湖南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并留校工作，1984年入党，先后担任湖南大学团委宣传部长、教职工团委书记等职；1988年研究生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后赴新建立的海南省委工作，1992年下海。

　　生长于伟人的故乡，伍继延深受毛泽东的理想主义的影响。他曾为自己成为一名人民教师而感到无尚光荣和自豪，“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随时准备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伍继延很认真地告诉记者。

　　虽然主流，伍继延却并不安分。伟人身上的革命与反叛的基因同样对他影响颇深，确切地说，这样的基因在他们那一代热血青年身上普遍存在着。伍继延是他们其中的一员。青年时代，他们热爱自由，大多还是萨特的崇拜者，却处于一个有着顽固束缚传统的国度。他们有着强烈的摆脱束缚的欲望，与彼时全国上下躁动的改革情绪暗合与呼应。

　　于是，哪里率先列开了改革的口子，哪里流淌着自由呼吸的空气，哪里就有蜂拥而至的热血青年。上世纪80年代初的深圳如是，上世纪80年代末的海南亦如是。

　　他们伴随着一个民族，一起走上迁徙之路。

　　海南建省 浪迹天涯

　　1988年，伍继延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毕业后，直接奔赴一片让人沸腾的热土海南。

　　那一年，邓小平一句“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经济特区，这就是海南经济特区”的号令，让那些自认“真理在手，豪情满怀”的有志青年，倍感欢欣鼓舞。海南建省办大特区的消息一出，大量的人才便向海南涌来，“十万人才下海南”这句话是对当时各路人马奔海南的一个形象的比喻。号称十万，其实，当时到海南去的人远远超过十万。

　　伍继延和他的豪情满怀的同伴们从北京出发，乘火车到广州，再换乘船来到了海南。“当我们早晨醒来，到甲板上，阳光灿烂，沙滩、椰树，还有新鲜的空气，感觉到自由真好。”这是一次自由选择和选择自由的活动。那时候，初到海南的人都感觉到了自由的空气。

　　伍继延和他的同伴们主要被分配在国家机关和国企、大学。“许多人是本单位有史以来第一个清华毕业生，自然是大有希望了。”伍继延在海南省政府里任职，成为了一名推动体制改革的官员。时年24岁的他踌躇满志，希望推动制度的变革，来造福更多的民众。那时候，海南政府里面有很多像伍继延那样的人，他们年轻，精力过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富有进取心和开拓精神，思想方面没有或很少条条框框的束缚，后来他们推出了很多大胆的改革措施。

　　“待我们刚刚适应海南的种种特色，渴望大干一番宏图伟业的时候，国家为防止经济过热采取‘紧箍咒’”。“特区不特，我要回家”的口号在曾经的热血人才中悄悄流传。海南向何处去？我们向何处去？伍继延们陷入困惑和迷茫。

　　时间很快来到了1992年。那一年春天，邓小平异乎寻常的南巡旋风席卷整个中国，不但在政治上造成了空前的震动，同样在经济上形成了强烈的号召力。敏锐的人们嗅到了其中巨大的商机，全国弥漫的都是发财的欲望和冲动。

　　这一轮的经商潮对中国官员的冲击最大。按照国家人事部事后的估计，这一年辞官下海者有12万人，不辞官却又投身商业的人超过了1000万！

　　“那是一种巨大的诱惑，大批的知识分子，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选择了‘下海’”。伍继延也“下海”了。为从实践中去对自己追求的东西做一个证明也好，为金钱上的追求也好，反正无论如何，伍继延们觉得“下海”就是去做成所有你想做的事情。“每个人都有一大套想法，每个人又都编了一大套说词。而所有的这些理论思想，可以通过做一个企业，面向市场，在市场竞争中赢得发展。” 伍继延回忆说。

　　离开体制，伍继延成为一个

房地产商，“做房地产，说伟大点就是搞城市建设，说难听点就是炒地皮。”伍继延喜欢时不时地自嘲一下。他将这一次的选择，称之为一个男人的转变。“最基本的转变，就是所谓三十而立。我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的一些基本东西。”

　　这个基本东西里边，当然也包括了最最基本的经济基础。他挣了钱。与他一拨在海南搞房地产的那些人，有的成了日后中国赫赫有名的房地产大鳄。

　　有了钱之后，伍继延开始反省自己，“一下就到了三十岁，到底该做什么，于是我又开始觉得自己有使命，不应该为赚这点钱做生意。”他究竟成不了一个彻底的商人，或者说他从来就不甘心只做一个商人。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对整个中国的影响是彻底的，那么，深受80年代理想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潮影响的那一代人转变得始终不那么彻底。成为商人，拥有财富是他们的理想之一，但不是唯一理想。

　　在这样一个转变上，伍继延是最不彻底的一个。“从商以来，我透过钱眼看到了扭曲的人，而别人透过钱眼看到的也不是我，而是钱。当商人成为社会主流的时候，我不清楚这究竟意味着进步还是堕落。”作为商人，他这样怀疑和评价商人，“我觉得经商和做‘小姐’有点相似：首先都是为了钱，其次都是在出卖自己，只不过她们出卖的是自己的色相，而我出卖了自己的智慧。但最终我们都还是要从良。现在的我不过是沦落风尘。”

　　“从良”是他希望的归属，但“从良”之后要干什么，他并不太清楚。但大多数有点理想主义者色彩的人都渴望充满高尚、神圣甚至伟大的追求，至少在他看来要比“商人”高一点的追求。

　　1994年，

中国经济全面过热，全国掀起了宏观调控风暴，海南热潮渐退。就在这一年，伍继延离开海南，开始第二次自我流放。这一次的目的地是美国。“我去美国

留学的目的，是想了解世界。我自己觉得对中国的了解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但我还不知道世界什么样子。”

　　在美国的日子并不太长，1996年又回到了国内。当然，后来他还经常在美国或别的国家之间进行短暂的自我流放，说是体验全球化的生活。

　　那一段时间，他写了一本书，叫《逐日天涯》。他给这本书留了一个尾巴，是关于“回归”的。但那时候，他还找不到“回归”的路。

　　重庆直辖 流放西部

　　重庆即将直辖。经验丰富且嗅觉敏锐的伍继延嗅到了其中的机会。人们将伍继延们称为中国社会变革中最敏感的小老鼠，因为在地震之前，老鼠是反应最快的，老鼠在前面跑，人反而反应迟钝。

　　1997年，伍继延邀了几位朋友，自己开车从北京向重庆进发，此举仅仅是要亲身体验“蜀道之难”的意境。第一次重庆之行，并没有留下太好的印象，伍继延对重庆的投资软环境产生怀疑，感叹“蜀道难”其实难在思想观念的落后、管理水平的低下。

　　第二次到重庆是1997年的10月。100多名商人组成的全国工商联“光彩事业考察团”抵达重庆进行投资考察，伍继延也在此列。“但大多数投资者来了又走了，他们对重庆的形象比喻是‘天空中到处都是飞机，但就是找不到着陆的跑道’”，而伍继延站在到处堵车的重庆街头，得出一个结论：重庆的基础设施太差，与直辖市的身份极不相称，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应该大有可为。于是，他留了下来。那是他的第三次自我放逐。

　　重庆正在发生的正是十年前伍继延在海南所经历的，这一切使他都显得驾轻就熟，胸有成竹。其中，他在重庆的投资最为人乐道的是所谓的“五黄路现象”。

　　1998年，伍继延的公司在重庆投资建设北部新城第一条五黄路，54米的宽度使它成为重庆市区最宽的马路，并发展成为今天的中央居住区。“这在重庆楼市中也许存在着某些范本意义”。尽管如今的五黄路车水马龙，但在伍继延看来，五黄路上现在只有两辆车：一是为名、一是为利，而这条路上，这两辆车几乎都达到了目的。

　　湘商建会 流放归来

　　然而，商业上的成功并如料想的那样给伍继延带来巨大的满足。他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始终怀疑，并且越来越强烈。

　　确切地说，这种怀疑从离开体制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存在，这种感觉对于一个负有社会理想并渴望崇高的人来说可能来得更强烈些。人纵然向往自由，但终归是群居动物，渴望组织的认可，尤其是在功成名就之后。

　　困惑了很久，他似乎找到了感觉。2002年底，伍继延牵头，在重庆开始筹建注册重庆湖南商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一大批民营企业兴旺发达起来，很多人都感觉有种脱节，没人管，没人理，很多事情都不方便。也就是说，政府的管制和市场发展存在脱节，当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很困惑，中央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商会既不是政府这样的政治组织，也不是企业这样的市场组织，它是处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社会组织。”从事新社会组织的创建，伍继延已经乐在其中。

　　眼下，他把全部精力转移到商会组织事业上面，并因此成立了一个湖南湘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他希望通过自己文人的知性和商人的敏锐，在大湖之南，凝聚起天下湘商，并使湘商崛起影响天下。

　　不久前，首届湘商大会在长沙举行，为湘商概念奔走呼号、在各地湖南商会之间牵线搭桥的重庆湖南创会会长伍继延，自然同时进入政府和民间组织的视野。他说他终于找到了组织，找准了未来事业的定位。

　　现在，他管自己叫和谐社会的建设者，他已经不只是市场经济的建设者了。尽管他曾经留长发、穿长袍，在外表上尽可能地表现出对社会主流的叛逆和不同，但骨子里却并没有什么不同。他很听党的话，熟背十七大报告精神；他也很听当地政府的话，他做的事情尽可能地顺迎当地政府的发展思路，并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当地政府。他由衷地感谢改革开放这个伟大的时代，给予了一代人自我迁徙和自我流放的自由，并为一代人创造了追逐梦想和追逐幸福生活的机会。

　　可以作出判断的是，最后的这个一定是真心的。因为伍继延们是伟大时代的最大受益者。一个将个人的梦想与社会的梦想联系在一起的时代，使一代人在思想的迁徙中找到依归。

　　伍继延把这个叫做回归。流放者归来，是他建议的题目。

　　伍继延还记得当年海南流浪歌手流行的一首歌，歌词的大意是：谁愿意离开自己的家，谁愿意浪迹天涯，只因为要寻找自己的梦，只因为种子要发芽。

　　逐日天涯之后，他找到了回家的路，并已经有了一个不愿离开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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