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中国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是快了还是慢了

　　城市化是快了？还是慢了？

　　中国城市化的速度是快了还是慢了？中国城市化下一步的方向是什么？中国的城市化将为整个现代化进程带来怎样的机遇与福音？

　　有共识，也有争论。

　　崔传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王春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梁茂信，东北师范大学教授，美国研究所所长

　　段成荣，中国人民大学人文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郭存海，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助理研究员

　　快慢之思

　　崔传义：城市化率应该高于非农就业比率

　　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化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目前中国43.9%的城市化率已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比改革初，高了20个百分点。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是滞后的。

　　按国际一般情况，城市化率应该高于非农就业比率。目前中国非农人口就业比率为56%，远大于中国的城市化率。同时即使统计数据上的那些人口，也没有真正城市化。国家统计局把在城市就业居住达到半年以上的人口即统计入城镇人口，但事实上，1.6亿或者更多的人,并不享有城市的相关权利、福利。没有参与到城市社会的管理活动中，没有定居，没有市民待遇，他们仍是不够格的城市化人口。

　　王春光：彻底城市化刻不容缓

　　从一国现代化进程来看，农村人口向非农和城市转移是一个必然趋势。国家应该创造机会和条件，让已经在城市务工多年的农民工彻底地实现城市化，而不能让他们长期停留在“半城市化”状态。如果长此以往，大量年轻农民工或者说新一代农民工会失去了“根”的约束，成为漂泊一族。农民工没有了社会认同，也就会对社会缺乏强烈的责任心，对社会秩序带来严重的冲击。

　　就目前来说，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状况并不是那么乐观。我曾用“半城市化”来描述他们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即一只脚跨进了城市门口，而另一只脚还在城门外。由于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农民工不能过着稳定、健康和体面的家庭生活，由此带来的是子女教育问题、父母赡养问题、家庭婚姻问题等，农民工把青春、健康贡献给城市，却把伤病、年迈带回农村，由自己承担。对城市社会来说，农民工的不断流动，不利于社会管理和秩序维护，更不利于就业队伍的稳定和技能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甚至阻碍着国家综合竞争能力的提升。

　　加快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不仅是农民工本人的需要，而且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已恰到其时，不能再耽误下去了。

　　党国英：中国城市化的速度绝不是快了，而是慢了

　　中国城市化的速度绝不是快了，而是慢了。如果没有土地、户籍等体制性的障碍，中国的城市化率会更高。中国城市就业空间被大大挤压了，GDP增长和劳动力就业增长间有一个比率，但中国常年都是GDP增长远远大于劳动力增长。这说明工人劳动强度在增加，劳动时间在增长。加油站工人每周工作80小时，比法定工作时间翻一倍。我做过一个估算，只考虑劳动时间，不考虑其它因素，落实8小时工作制，每周只工作40小时，中国的就业就可以增长4000万。

　　王春光：建立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支撑体系

　　与进城务工的老板不同，农民工缺乏自主融入城市社会的强大经济实力，他们赚的工资不足以维持他们在城市的最基本的体面生活，因此必须要借助于城市社会给予相应的支撑体系。

　　这种体系应该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制度和政策体系，另一部分是民间社会体系，还有一部分就是市场体系。实际上，我国城市还没有建立这样的体系。

　　跟以前比，我国在制度和政策上有了显著的改善。执政者已经把农民进城务工经商视为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趋势和要求，试图给予农民工更多的平等权利，比如取消了各种不合理的收费，赋予农民工子女同等的受教育权利等。但是，目前的制度设置和政策制定的目标还不是为了将农民工吸纳为城市居民，而仅仅在于改善农民工的权利状况。如果要把农民工吸纳为城市居民，必须设置赋予农民工以平等的国民待遇的制度和政策，包括没有歧视的户口制度、城市福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政治参与制度等等。

　　温铁军：在资源短缺的条件下加快城市化步伐，会遭遇资源、环境的瓶颈

　　中国城市化的比值仍然低于全球城市化的平均比值，但如果按照绝对值来看，中国已经有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人口，它所连带发生的问题，不仅仅只是一般的社会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资源、环境、生态等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刚搞改革开放时，中国城镇人口只有两亿，现在接近六亿，已经翻了一番半。这20多年，中国经济翻了两番，城镇人口翻了一番半，这应该说绝对不是城市人口发展慢，而是城市化发展速度非常快，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儿过快。

　　中国在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的条件下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其结果可能会遭遇资源、环境的瓶颈，这个瓶颈是人的能力所不能突破的，包括中国现在对外贸易所受到的一片批评，在海外，我们以为，在市场上只要我们花钱就可以买到原材料，但我们却被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中各种各样的声音所批评；我们以为，在市场上只要我们有优势我们就可以出口，但我们却遭到一片反倾销，针对我们的贸易壁垒也在增加。所以实际上，如果中国以有限的资源和不断增长的人口这样一种国情，却试图按照以往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走下去，那么，无论你是多么平和，你也走不下去。

　　城乡之辩

　　党国英：让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最终慢慢住下来

　　目前中国村庄占地近18万平方公里。如按城市标准，一平方公里住一万人。那这些地方可以住18亿人，而中国的农村实际只住着7亿。可见中国农村空心化的程度和土地浪费的程度。

　　农民工赚的钱，每年都从全国各地汇到农村，到了农村又都是用来盖房。我做过农村宅基地调查，农村最大的开支就是盖房。除了私人在农村投入，政府建设新农村也有投入，比如道路等基础设施的投入。第一代农民工过年的时候还愿意回去。可是他们的后代绝大多数不愿意回去，想完全生活在城市。因此那些在农村的投入就是很大的资源浪费。

　　能城市化尽可能城市化，让农村人口慢慢流到城市来。村庄自然消失，发展规模农业。城市化需要一个过程。三五十年后，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最终会慢慢住下来。

　　贺雪峰：应该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高到战略的高度

　　当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城市能够提供比较多的就业机会，能够容纳较高质量的总体生活水平。但若出现世界性经济箫条的话，其后果就会非常严重，因此，中国不能选择贫民窟式的城市化道路，而应该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高到战略的高度。

　　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城市吸纳越来越多的人口，农村人财物不断地流入城市。农村处于自然衰败之中。9亿农民的城市化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部分的农民还要依托于村庄生活。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农村是可以回去的“家乡”，是廉价再生产劳动力的场所，又是调节劳动力供求的蓄水池。

　　均衡之忧

　　段成荣：需要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

　　一个常常被人忽略的问题是，中国地区以及城市间发展的不平衡。各种资源都集中在了一些大城市。公安部很多年前就在搞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法，没有推出，估计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担心政策一放开，大城市可能被挤爆。

　　中国需要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欧洲值得学习。他们也有巴黎、法兰克福一两个大城市，更多的却是一大批均衡的几十万人的中等城市。如果中国的中部、西部以及东北也能形成类似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以及环渤海经济圈的都市经济圈的话，那么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人口，才能更均衡的分布，而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也才能得以更好的解决。

　　贺雪峰：过度城市化，可能出现贫民窟

　　城市化速度快，更多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竞争激烈，无法就业，或者劳动力价格太低，而这些在城市的农民如果回不到农村的话，就可能形成贫民窟。

　　发展中国家，不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较低，而且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处于高竞争的产业末端。高竞争导致低利润。发展中国家的资源通过国际产品交换，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不断从发展中国家得到表面上平等的交换以外的更多的资源的好处，这样一来的话，发展中国家就不能提供高收入的就业机会，就会出现血汗工厂，就会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中国如果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在中国的经济结构及其国际处境不改变的情况下，就要做好出现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准备。

　　郭存海：拉美的城市化中出现 “逆城市化”进程

　　拉美城市化的一个典型特征是超大城市化，即人口过度集中于一两个城市，特别是首都。拉美的城市化中还出现了一种特殊的“逆城市化”进程，即人口由向大城市核心区集中转变为向郊外和卫星城分散。拉美的“逆城市化”与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的不同在于，后者是追求生活质量的一种自由和主动选择，而前者则是低收入阶层被动地边缘化。在拉美，城市的空间扩张比人口膨胀更快，其主要成因是，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和城市生活成本的攀升导致越来越多的低收入阶层从原来相对靠近市中心的简陋居所向城市周边转移，不断地扩大城市规模，形成一种“贫民窟包围城市”的尴尬图景。贫民窟往往是毒品交易和暴力犯罪的重灾区，也是城市管理的软肋。

　　借鉴之镜

　　王春光：社会志愿者组织在移民与流入地社会之间架起沟通桥梁的作用

　　欧洲的一些移民研究学者告诉我说，除了政策支持外，社会支持对移民的融入，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欧洲社会中，活跃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志愿者组织，它们在移民与流入地社会之间架起沟通桥梁的作用。比如有些社会组织免费为外来移民提供语言培训，有的组织为移民提供各种政策咨询，还有的组织为移民提供参与当地社会交往的渠道和平台等等。如此多民间组织使移民感受到当地社会对他们的接纳，更快地培育出对当地社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有移民专家甚至说，移民也是本地人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桥梁和纽带，是当地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省的移民官员对我说，在该省的5万多中国移民就是沟通西班牙与中国的5万多座桥梁，是他们的宝贵财富。那么我们能否比照地看待农民工与我国城市社会的关系呢？虽然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社会出现了一些帮助农民工的民间志愿者组织，农民工自身也有了一些组织，但是，大量的农民工还是缺乏相应的组织帮助，使他们更好地融入到城市社会中去。

　　郭存海：拉美最典型的三个政策措施

　　拉美一些大国，比如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巴西和阿根廷，为应对人口的过度流动和严重的城市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最典型的有三个：一是在大城市附近兴建基础设施齐全的卫星城，以此分散城市核心区的压力并对无序的城市周边进行资源整合和重新规划。二是转变对城市贫民窟的政策，从放任自流和强制拆迁转变到改造贫民窟，即合法化贫民窟居民房产，并在居民区修建学校和卫生站，提供基建设施和服务。三是为防止农村人口过度流向城市，巴西和阿根廷均采取了帮助农民就地就业和脱贫的倾斜政策，具体途径包括大力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家庭农业援助计划，为农民建立和城里人同等的社会保障体系等。

　　纵观美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人口流动，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类：(一)在建国之后百余年间，随着外来移民和美国人口不断向西部迁移，形成了浩浩荡荡的长达百年的“西进运动”，在此期间所形成的人口与经济开发的地理分布，奠定了当代美国人口与区域经济的基础。(二)人口流动的基本趋势是城市化。劳动力流向与工业区域分布的一致性，不仅催生了大批新兴城市，而且使全国城市人口比例锐增。到1920年，美国人口中有50%以上居住在城市，由此美国进入了城市化社会。(三)在人口由农村呈向心型向城市流动的同时，城市内部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中心城市的人口和产业密度也达到了饱和程度，居住那里的上层社会和部分中产阶级人口开始向城市外围地带流动。于是，在向心型与离心型的对流运动中，大城市外围的郊区和卫星城市便拔地而起。到1970年，美国人口的郊区化进程已经完成，郊区由此成为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要舞台。(四)在各地区之间，人口流向与经济发展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人口流向集中的地区首先是经济发展较快、就业机会较多的地区。反过来说，人口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也正是经济落后且缺乏活力的地区。

　　(主持、整理：《小康》记者 陈建芬、尹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