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称责权利不清晰体制导致医患矛盾尖锐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2月07日10:27 国际先驱导报

  缺乏责权利清晰的医疗体制,是医患矛盾尖锐的最根本原因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林禾发自北京 11月21日,一位孕妇因其男友拒绝在剖腹产手术同意书上签字而死亡。发生在北京朝阳医院的这起悲剧,在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再次把“医患关系”问题推倒了风口浪尖。

  “拒签”是因为“惧怕”

  《国际先驱导报》近日联合新浪网就“你如何看现在的医患关系”展开调查,截止到12月5日零点,共有3504人参与。其中有49.86%的人认为,现在的医患关系“很紧张”,有39.73%的人认为医患关系“比较紧张”。

  成都的陈先生也遇到过“家属拒签”事件,2004年时他曾在成都华西医院陪朋友开刀,当天晚上医院来了一位脾脏破裂的病人急需手术,但病人妻子死活不同意手术,担心医院骗钱,所有医生、护士、病友都拼命劝,但病人妻子还是不签。后来,医院经过讨论后只好请病人本人签字,还注明“妻子不签字,由医生自己承担手术风险”等等。“最后手术成功了,我当时就想骂病人妻子怎么就那么死脑筋。想想,她这是惧怕医院啊,医患关系确实紧张!”

  张伟在北京宣武医院耳鼻喉科工作。她的回答则显得很谨慎,“我的很多同学、同事都遇到过(医患)纠纷,轻则谴责怒骂,重则被患者告上法院,甚至还遭受暴力威胁。你说病人看病心理压力大,可医生也有很大压力啊。我们现在面对病人,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

  世界卫生组织

生殖健康专家组成员张开宁教授长期研究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问题,他对调查数据感到吃惊,他说:“调查反映了中国部分人的心态,但网络调查不能代表中国绝大多数的情况。我刚从西藏基层回来,以我对农村基层医疗条件的了解,我认为中国农村、城市社区的医患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

  医患双方都成弱势

  本次调查显示,有38.2%的人认为“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问题在医生。天津的刘先生在电话中显得很气愤:“我们患者由于缺乏医疗知识,完全处于被动,病还没看好,我们患者和家属心中的怨愤到哪里去发泄呢?”

  病人相对医院处于弱势,可相对于整个社会,医院的处境也很难。上海涌金医院宣传科汪敏科长告诉记者:“医生其实也属于被不公正对待的群体。”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李先生也深有同感,他的妻子是医生。他说:“我爱人是北京一个三甲医院的医生,常年超负荷工作,有时她一上午要看几十个病人。付出了却得不到应有的承认,谁懂得医生的悲哀呢?”

  

卫生部数据显示,2002年医患纠纷有5000多起,2004年上升到8000多起,而2006年则超过1万起。记者采访过程中,不少医务工作者都对“医患关系”话题讳莫如深。

  本报调查显示,有20.22%的人认为“社会舆论”在医患关系问题上起到负面作用。对此,张开宁教授认为医患之间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为什么出现医患纠纷,我们总会本能地偏向患者,因为患者看起来更像弱者。医患之间缺少了相互信任,患者不配合,医生不关心,病又怎么能好得快?怎么能不多花钱、不引发愤怒?”

  就本次“孕妇死亡”事件来说,张开宁认为医患双方其实都没有错误,而社会应该给予医院更大的宽容。这需要医生的耐心解释,也需要患者多方面了解和信任。

  张开宁对目前的医患关系现状表示担忧,“医患关系恶化下去,将会影响基层医疗水平的发展。本来很多病,乡镇医院、县级医院就可以治,但现在谁都不敢冒风险,不愿承担责任。攻克医疗技术难关,通过临床实践来提高业务就更别提了。”

  呼唤权责利清晰的医改方案

  医患关系不仅仅是医生(供方)和患者(需方)的事,其产生矛盾的原因正是监管部门(保方)的失位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林禾发自北京 “孕妇死亡”事件发生后,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周子君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医患关系紧张有多方面的原因。“医疗市场存在三方,即需方、供方、保方,目前的医患矛盾表面上是供方和需方的矛盾,实质上是需方和保方的矛盾。”

  周子君说,医疗行业被多种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扭曲了。“医患双方都是弱者,为了自我保护,他们才对对方深怀戒心。这样的医患关系,把医疗市场推向了一条越来越窄的死胡同”。

  他认为,医患关系不仅仅是医生(供方)和患者(需方)的事,其产生矛盾的原因正是监管部门(保方)的失位,“而中国的全民医疗保险体制目前还不健全,这可能是医患矛盾尖锐的最根本原因。”

  应该如何缓解紧张的医患关系呢?调查显示,有52.49%的认为目前最迫切的解决方法是制定“新的责权利清晰的医改方案”。

  周子君说,“以前我们曾经探讨过医疗责任险,由商业保险公司来承担。现在开展得并不理想,因为在患者和医院之间发生了医疗纠纷之后,需要一个有公信力的中介调解,这个方面仍是个欠缺。”

  周子君强调,要解开医患关系的死结,靠的不是法律,而是一个责权利清晰、监管约束完备的医改方案。“政府应该建立一套权责利清晰的国家赔偿制度。如果患者和医院都能够感觉到,他们的责权利是受到保护的,而所有不合法的行为都会被追究,这样市场才能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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