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调查：获世卫组织肯定

　　喝水的权利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06年底发表的人类发展年度报告中指出，世界范围内的不洁饮用水，比子弹更有杀伤力，每年仅仅死于和饮用水有关的疾病的儿童就有200万。水污染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水的问题，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人面临的首要问题。和很多人热衷的大水利、大建设项目相比较，农村饮水工程可以说是“小”工程。虽然它惠及的人口数以亿计，也仍然是小项目，或者是无数小项目的汇总。观察多年来大水电工程、大工业投资项目用掉的资金，国家投在农村小水利、小饮水项目的钱，在一段时间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在过去重国民生产总值、轻社会民生的发展战略中，农村小水利、小饮水的发展，长期处于滞后状态。这种滞后状态，再加上新时期的水污染问题，饮水安全对民生的威胁，在近年来集中爆发，遍布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

　　而安全饮水，关系生存，是一个人“生而为人”的最基本的权利。

　　如果要把政府的各种责任先后排序，那么，对所有的政府而言，上大工程、追求大经济数字，应该远远低于对人民安全饮水的责任。尤其是，当为了维护饮水民生这种基本权利，就会和经济生产总值或者其他的建设目标有矛盾的时候，责任的先后，就更应该理清楚。

　　21世纪的国际世界，由于资源的匮乏，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将更加集中在人力资源、国民素质和国民体质的竞争上。当前，如果中国的饮水安全不能够放在一切发展的首要地位，任由国民体质受到威胁，那么，这就无异于自绝于21世纪的国际竞争。

　　11月14日，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在河南指出，十七大的召开，标志着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和全党意志，真正进入了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主干线、主战场和大舞台，环保系统将把保障群众饮用水安全作为首要任务。

　　世界上的经济体和民族国家们，常常重复彼此的历史。今天的中国，在饮水问题上，如果能够放眼世界再回来看自己，或者我们就能够超越那些否则就要被重复上演的世界历史。

　　                                                    —— 郭 凯

　　湖北：农业与工业纵横中的“吃水”

　　本刊记者 郭 凯 发自湖北

　　何容志有1岁多了。男孩子气的名字，脸上没有洗净的泥尘，都没有遮住这个孩子的秀气。一丁点年纪，已经看得出是个美人胚子。

　　然而，当何容志不再吃妈妈的奶水、改吃大自然的水时，她的生长，就和那条丑得不能再丑的渠，联系在一起了。

　　螺山干渠，1971年由人工开挖，从中国湖北省监利县汴河镇兴旺村何容志家的后院门口经过。

　　荒寂的水厂

　　螺山干渠也是河。散发着味道的灰黑颜色的河水，散乱着垃圾的岸边，树还是绿色的。几只小船，和一些灰色的捉鱼鸟，停留着。

　　除了一个特别靠近洪湖的村民小组，兴旺村的绝大多数村民，都在类似螺山干渠这样的河水或者沟渠里取水煮来直接吃。“就算吃洪湖的水，也大不如前了。”一个村民说。

　　在监利县南部，兴旺村属于低湖区，过了化肥农药的农业灌溉水、生活污水、水产养殖更换的水，都排进村里的各个沟渠里；而这些沟渠，同时也是村民饮用水的水源地。

　　“办不到把吃水的渠和灌溉还有其他的渠分开。没有钱弄，也不可能弄起来，工程太大。”兴旺村支书王继强说。

　　从人工开挖河渠与洪湖分开，村里这样的吃水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河渠水的水质也一天比一天差。

　　可许多人想不到的是，这个村子，是有自来水厂的。

　　如果不是在村里的学校旁边，孩子们在周围奔跑，兴旺村的水厂小院，就寂静荒凉。生锈的大铁门里面，两个大大的密封水泥造水池，用来沉淀、净水、蓄水。水泵间的门上，有一把生锈的大锁。2003、2004年建水厂时栽下的树，现在婷婷如盖，扁豆花开，桃粉色的，伸出了大门。

　　那是当年湖北省扶贫办的一笔十多万的扶贫款，经过上一任老村长的四方奔走，最终落定兴旺村，修建了这个水厂，在村里埋下了漫长的输水管线。当时，南方某媒体的一篇兴旺村饮水传播肝炎的报道，给了老村长警醒和压力，仓促上马了这个水厂项目。

　　然后，当卫生防疫部门再来兴旺村作卫生防疫检查时，很多村民都不再参加。“卫生检查的结果从来都不是替每个人密封好了发给个人。农村虽然没有隐私的意识，但是村民也害怕如果自己有病，被别人知道。”村委会主任何文银说，有些有条件、有意识的村民，就会自己到县里去检查。

　　但是，水费、电价和运营管理的问题，一开始就没有弄清楚，只是“理想化地想按标准建一个自来水厂”。水厂建好后，铺设的地下水管到村民小组了，但进不了农户家里。

　　从2004年建好到现在，除了2004年当年春天有大概不到一个月的供水，其余时间水厂都是闲置的。村民并没有自此吃上“城乡均等化”的自来水。

　　村干部介绍，电费是最大的成本，而且村里常年大概有40%的人口在外面打工、生活，并不在村里用水，水厂利用率很低。“村里面没有收入，也没有能力承担，而村民或者出不起，或者也不愿意出那么高的价钱。”一名村干部说，“我们如果不建这样的水厂，那些钱，可以拿来做别的改水项目。”

　　而且，据介绍，在2006年完善土地二轮延包完成后，土地权证确认到农户，很多农民改造自己的承包地成为水塘，把原来建水厂时埋在地下的水管都斩得支离破碎，再称不上输水管网了。但在农民自己的地里，村干部也说不上话。

　　现在这个水厂已经成了一个“鸡肋”。再申请改水资金(也即安全饮水资金)似乎是无望了，上述村干部说，而且，村民们想建的小改水工程，也未必符合上级部门要求的改水补贴建设标准。

　　“要盘活村里的水厂很难。村里人口不会再多了。我们也不希望孩子们回来。没有水，没有路，出去了，就不要再回来了。”村支书王继强说，“我们现在搞养殖，人工喂养喂几十亩水塘都没问题，改成饲料机器饲养的话，夫妻两口喂百多亩也很容易。不需要孩子回来。”

　　王继强说，他也不知道10多年后，村子会怎样。村子所属的汴河镇是原来的两个镇合并的，村子离中心镇区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就算镇上建水厂延到村里，也要很长时间。

　　吃水的问题，兴旺村村干部和村民开会讨论过，发现目前只有一种方法是可行的。那就是，每个自然墩台(也即村民小组)打水井、建小水塔、利用小水泵，小组内农户自己接低成本的细水管，接到家里。他们离长江远，打深井没有多大问题，而且人口少，吃地下水，先顶几年，打井用钱也相对少很多，这样会大大好过现在吃沟渠里的水。

　　当记者问出憋了很久最后才说出口的一个问题，王继强说，2004年后，村里还是有壮年人因为肝炎病不在了，2006年就有。在2002到2003年，这个数字为13人。

　　今年上半年新一届村干部上任后，因为先疏洗河泥借的4万多块钱，还要两年才还得上，“没有新拨小改水资金启动的话，其实村里打井建墩台小水站，也是要往后推的。”

　　农民“解负”与民主程序

　　监利县柘木乡聂河村村水厂也建成了两年多了，但前前后后开工加起来也只有半年。

　　村干部介绍，因为村里面还有些集体经济，所以他们从前希望免费供水给村民。但是建成后，发现电费、输水管线维护等等成本的高企，免费供水，村里面是运转不赢的。而且有一个村民小组，因为比别的小组离水源近，不愿意承担投工、入户费用接水管，所以至今还在扯皮。

　　“当初项目申报、获批得的项目资金，到现在也大都没有到村里来。”一名村干部说。

　　聂河村为盘活这个水厂，开了几次村民代表大会、党员代表大会(村民代表大会人不齐，所以加开党员代表大会作为补充)。现在，村里面决定找承包单位或者个人，把这个水厂承包出去。

　　村干部说，收水费是一定的了，否则水厂就荒了，村民吃水还是解决不了。但是，村里会和承包户先协商好，“不让承包户赚太多钱，只是给想找工作的人当作找了一份工作，所以水价应该不会太高。”

　　根据湖北省委政研室余爱民的调查，在监利县周老嘴镇的新燎水厂，一个和聂河村村干部计划中的水厂运营方式相同的水厂，境况也不尽如人意。

　　新燎水厂原来是新民村和燎原村两村合办，现在以燎原为主，新民村只是一个搭头了。水厂建在燎原村，新民村线路太远供不到位，大多村民放弃使用了，而今只有30来户还在继续用水，燎原村原来300户用水，现有只有200户用水。

　　水厂承包人方公烈是个60岁的农民，乡村先生的样子。刚承包时，水厂每月平均大概收入300元，一年赚个3000多元。但是，这3000元一年的收入，赚得比耕田还要辛苦。

　　方公烈说承包水厂有三难，首先是收水费难，村民认为建水厂自己出了钱，用水是应该的，还要买水吃不合理。方公烈收水费时还曾经被人奚落，有个木匠师傅5个人吃水，要他出6元钱他不肯，还说一些不中听的话。

　　在2006年年中，方公烈就不想自己去收水费了，他就让老婆去收，结果越收越少。

　　再就是管水难。有的村民经常偷偷地往菜园里和农田里放水，有的把龙头打开了不关，让它流，有的起房子挖田沟把水管子弄破了也不管。

　　还有就是维修难。原来说村民管道维修各自出钱，村里代买零部件，水厂维修，原来是村里出，但后来村里说没有钱，也不出。

　　2006年，水厂一次性水泵维修花了1000元钱，村里派人去修的，然后村里要方公烈找群众收钱补齐这1000元，方公烈坚决不干。

　　村里原来欠方公烈2万多元钱，2002年他承包水厂时交了押金5000元，如果村里坚持要方公烈收维修费，方公烈就要村里退他3万来块钱。

　　方公烈的计划是反正这管水也没多大油水，和老伴种5亩田，也能搞个温饱。不是因为孩子上大学要钱花，他也不想吃这碗又麻烦又呕气的“剩饭”。所以，孩子念完书了，如果水厂经营还是这么难，他就不再受这个气，甩手不干了。

　　此外，关于安全饮水、农村改水工程和农民之间的不顺畅，多处基层也反映，这和“一事一议”筹工酬劳、村民民主程序设计有关。

　　当初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在农村取消了“两工”(劳动积累和劳动义务工)，劳平10个工，每工折资5元钱。改成一事一议，是国家真正惠农、推进民主的政策，难以计数的中国农民因此而受益。

　　然而，这一政策在基层的实行，遇到了另一面的难题，尤其是在农村公共工程的建设过程中，比如安全饮水工程，就面临考验。

　　2007年，湖北宜昌夷陵区黄花乡正在推进全乡集中供水的安全饮水工程建设，厂址选在黄花乡军田坝村。一部分的考虑是，村子有各类企业，人口、用水规模集中，利于水厂稳定起步经营。

　　军田坝村村委会主任黄正华告诉记者，村子里用集体经济的盈余，把入户的管材都替村民买好后，却有村民不愿出工出劳，把水管接进自己家里。村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不可能天天有人有空去做解释教育工作。而这些村民，则自己在不同的地方做工赚钱，村里也不能出钱请工替他做。

　　可是，这样的情况，就会影响整体用水的规模和水价。黄正华说，取消两工，并不应该是取消就算了。政策应该考虑到，农民自己的公共工程，谁来出工的问题。村干部要遵从民主程序，安全饮水改水的事情，把管材送到门口，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另外，若干地方的基层也反映，“一事一议”一些程序设计比较死，现在很多村民都不在家里，有些在家里的，并不愿意参与，因为住得远，来开大会误了工，还有村民要求村里给“误工费”、“路费”、“午餐”，有些地方还送雨伞、送毛巾，农民才出来开一事一议民主大会。

　　如果不开，基本上就是什么事都不可以做的。而这些开支，都加重了村集体本来就入不敷出的负担。

　　据介绍, 宜昌夷陵区黄花乡的水厂准备公开招标，承包给有经验的企业，乡里计划控制好水价，因为虽然搞承包制，但供水依然是公共事业，是为了惠民、不是为了牟利才建的。

　　然而，企业承包后的水厂经营，也未必事事都能够顺风顺水，一路太平。

　　根据湖北省委政研室余爱民的调查，在监利县福田寺镇，有一个小有名气的企业式供水厂雄鹰水厂，就是很好的案例。

　　1999年，澳籍华人杜祖鹰以12万元买断了原来的柳关水厂，建成了一个小集镇水厂式的雄鹰水厂，但规模上，不比乡镇的中心水厂小，辐射周边10个村一个居委会，用户近8000户，日供水200吨，目前资产评估是340万元。

　　杜祖鹰把这个企业交给亲戚杜海山打理，杜海山请3个老人帮工，一个管生产，一个管征收水费和维修设备，一个管后勤服务。水费征收每月每户基数5元，另加用水每吨1.5元。水厂每天用电200～300度，每月电费6000～7000元。每天供水时间为早上7∶00~9∶00，下午4∶30~5∶30。若干年下来，这个水厂，在监利县被水改办验收为优质供水企业。

　　虽然如此，杜海山反映的，仍然是维系的艰难。

　　一是网管年久失修，有可能随时爆裂，每年管网改造要一大笔钱，而主水管都是1988年埋下去的，管网结垢，严重老化。

　　二是群众偷水、破坏水管较严重，水厂对此束手无策。水厂日供水200吨，抄表显示不到70吨。

　　三是水费回收难，电费价太高。水费拖欠户约占30%，占用水量的27%。2003年用电0.6元/度，2004年，则涨到了0.716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