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77”第一集《希望的田野》

　　央视《中国财经报道》2007年12月10日播出：“生于1977”第一集《希望的田野》，以下为节目内容。

　　古人说:“三十年曰一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我想这句话恰好可以对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光辉历程做一个注解。对于中国来说，过去的三十年是如此特别，因为它承载了太多人的光荣与梦想。不过，当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进入新的改革攻坚阶段的时候，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也有不少新问题需要解答。于是我们也萌生了制作“生于1977”这样一个节目的想法，征集年轻人的问题，也寻找过来人的故事。

　　1977年出生的孩子，如今已年过30，他们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30年前，当他们刚刚降生的时候，中国正酝酿着一场重大的改革。就在那一年冬天，关闭长达十年之久的高考大门终于重新打开了。那年的高考，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甚至整个国家也开始有了新的活力。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他们是中国30年改革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参与者。

　　或许在他们过去30年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帮助年轻一代找到他们想知道的那些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答案。

　　尽管改革三十年，中国很多城市都已经变成国际化大都市。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在我们这次征集活动中，很多来自农村或是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年轻人，都非常关心中国农村的发展。也许是历史的巧合，30年前，也是这样一批年轻人，他们怀着对农村同样的热情，满怀信心的相信，凭借自己的双手他们能够改变中国农村的命运。不过，和如今的年轻人不同，他们那一代人很多人的青春，都完整地留在了农村土地上。

　　一、蹉跎岁月

　　2007年8月10号，我们跟随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踏上了北上的列车，重访那个曾留下他青春年华的第二故乡——黑龙江省虎林市。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你首先一个人有多少个青春，是吧，我们在这儿下乡，像我是17岁到26岁，最好的9年，最好的9年是在这里度过的，所以那个歌词里就说嘛，我们叫做‘青春献给北大荒’。”

　　虽然这不是海闻离开虎林后的第一次返乡，但看到列车窗外熟悉的景象，他的情绪仍然十分激动。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许多画面还历历在目。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当时我们在车上，也不是这样的，都是硬座，全是硬座，然后这个底下他们都在那，很多人都在那儿，很多人都“啊啊”地哭，一个乐队在那儿奏着乐曲，特别伤感的乐曲，我记得比较清楚的就是什么“远飞的大雁你慢慢飞呀”，什么什么的，这种歌曲，然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火车“嘣”一动，“哗”一片哭声，上上下下一片哭声，然后都伸着去拉手，顶上然后拉手就走。”

　　那些曾经被唤作知识青年的中年人，或多或少都能从这些画面当中找到自己当年的影子，当时代的列车呼啸而来，留给每一个人思索的时间和空间都没有太多。

　　上世纪60年代初，接连遭遇自然灾害的中国，粮食极度短缺，工厂生产停滞，再加上高考的废止，大量初高中毕业生滞留在城市。据不完全统计，1968年全国在校老三届学生超过1000万人，国家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前苏联号召青年到边疆开荒，既解决粮食问题又解决就业问题的做法，很快被中国所借鉴。1968年12月，上山下乡开始在中国如火如荼。

　　1969年，在杭州念完初中二年级的海闻，主动要求下乡。他没有选择去自己家乡附近的浙江农村，而是选择了千里之外的北大荒。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我们当时就觉得这可能是我们祖国需要的地方，尤其是走向边疆，

　　边疆当时有一种屯垦戍边的那么一种豪情壮志在那，就随时准备，奔赴前线那么一种感觉。”

　　赶赴田野乡间的知识青年不只海闻一个，武汉的刘建设和广西的汤敏，也是这浩浩荡荡知识青年大军中的一员。汤敏当时刚从广西南宁的一所高中毕业，刘建设那时候也已经初中毕业两年了，正准备去当兵。

　　武汉博大集团董事长刘建设：“我当时已经体检合格，准备去当兵，政审没过，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见我父亲落泪了，当时我虽然很小，但是我说没关系，下乡就是。”

　　亚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当时我们自己嘲笑自己叫无知识的青年，因为根本等于没怎么上学，然后就毕业了就下乡了，叫个知识青年，其实无知识的青年，当时基本上大部分都得下乡。”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知识青年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将中国的农村和城市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我当时去的时候，我肯定就没想过要回来，你所能选择的就是在特定条件下，你做的最好。”

　　武汉博大集团董事长刘建设：“我们只知道是扎根农村干革命，我们心想这一辈子就扎根农村了，而且立志做个新农民，没有想到后来招工回城，还能上大学，从来没想过。”

　　对于农村生活，显然这些满怀热情的年轻人思想准备并不太足。刚到北大荒的海闻在给家里的信里写到：

　　自18号开始，我已经参加了劳动，任务是修水利、造排灌站，天气是较冷的，一般每天都在零度以下，我估计总要零下四五度，冰都结的很厚，水溅到裤子上了，马上结成了冰，越结越厚，整条裤腿都梆硬了，一碰就吱吱响……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头几天还可以，但是慢慢马上就不习惯了，最主要不习惯是没有蔬菜，因为东北的三月份的时候，他吃的，全是那个酸菜和腌的萝卜，那么最好的情况下有一点豆制品，豆腐。”

　　就在海闻努力适应农村生活的同时，远在广西的汤敏，也被农村的贫困和艰苦打了当头一棒。

　　亚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很多农民非常，属于一贫如洗，家里除了创板，一个席子，一个蚊帐，家具什么都非常少。稍微农闲一点的话，就全部就喝粥，喝的而且是玉米粥，//因为就是我们这个胃，从城市来，头几天还可以，因为城了还有点油水，过了一、两个星期以后，就不行了，因为喝粥，喝不了多少，撒两泡尿肚子就饿了，但是还要干好几个钟头的工作。”

　　那时的中国农村，还在搞人民公社，土地收归集体所有，农民们出一天工挣一天工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积极性，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还有2亿农民达不到温饱。刘建设下乡的地方在湖北省洪湖地区，他下乡的那几年，正赶上当地最困难的时候，出身干部家庭还不到16岁的刘建设，也第一次尝到了挨饿的滋味。

　　武汉博大集团董事长刘建设：“穷则思变，穷那就开始想办法，有些办法就是些歪的办法，老这么不是办法，咱们是不是去偷点菜，我们还开了个会，研究过，第一，农民自留地的菜，一定不要偷，第二偷远处的，别偷近处的。”

　　虽然立下了“君子协定”，但毕竟纸包不住火，没过多久生产队长就找上门来，可队长的态度也让刘建设很意外。

　　武汉博大集团董事长刘建设：“他说，你们别到菜地摘菜了，他很客气，没有用偷，那是别的生产队的，我们研究过了，你们那是这样的，我们默认，你们偷，我们划出一个范围，你们可以到这里摘，就是说划一块地方，指定一个地方让我们去偷菜。不要到人家生产队摘了，我们当时都非常感动。就是这样也还不行。”

　　一天，刘建设帮村民盖房子，不小心被砖头砸破了头，可当时农村不仅没有好药养伤，补充营养就更别提了。回想当年，刘建设下乡时的房东依然记忆犹新。

　　房东：“我奶奶就想了一个办法，当时我的叔叔在中南财大读书，因为当时的通讯不是像现在很好，只能写信，就是说扯这个谎，要他到我家里给我叔叔写一封信。”

　　武汉博大集团董事长刘建设：“我想这个可以，就去了，带了纸和笔，她说别急，就跑到厨房当时在堂屋，一个小板凳，一个方桌，我要开始写，她说别慌，就进里屋了，我说不喝茶，她说她进去收拾家务，一会出来端了一个大海碗，一个小盆那么大，我说怎么这么早开饭啊，才九点，她说不是开饭，给你吃的，你头破了，一直也没好好治疗，特别是我想到你父母要是知道会伤心的，我们这里面条有的，我好说歹说不行，她说你吃，不吃不用你写，我说谢谢，我吃，她就进里屋了，我端起碗，用筷子把面条一挑，里面整整埋了五个鸡蛋，你要知道这个鸡蛋，农民的不仅所有的针头线脑，什么酱油着这些零星的全部靠一个鸡蛋来换，她没有什么多余的钱，种粮食满足口粮，其他买菜，缝缝补补全靠鸡蛋。哇，我当时我讲这个的时候不禁要掉眼泪，眼泪哗的下来。”

　　农村的贫穷落后，并没有让这些激情似火的年轻人消沉，因为他们相信，知识青年能改天换地，他们在农村大有作为。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一天干到最后，低头一休息，火车傍边，我们那个县城里边，有时候，干活离铁路很近。火车开过都不会醒的。”

　　为了提高当地的粮食产量，从没接触过农业知识的海闻，主动向生产队长申请搞科学试验田，在他看来，终于有个机会能发挥知青的作用了。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我发现他们种植的方法比较粗放，就是把谷子撒在地上，然后自己长出来就行了。那么怎样能够改良品种，我后来就开始琢磨，觉得那个时候，开始就把很大精力放在，一个呢就放在科学种田上了。

　　海闻每天到农业科技推广站查阅大量书籍，还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跑到杭州水稻研究所要了几包亩产能到6、7百斤的水稻良种，信心百倍地投入了实验。但出人意料的是，一年后，这个被海闻和当地百姓寄予厚望的试验田，却搞出了一个大笑话。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一年下来以后，发现什么问题呢，发现这个到了秋收的时候，我种的水稻实验田，还在那儿自个疯长，还没有结穗，当时农民就笑我，就说你种的水稻，我们什么时候能收割啊，什么时候能长粒，我就开始就研究，到底是怎么会这样，&最后发现它是什么呢，它那个日照不一样，日照东北的夏天，日照太长，南方的日照相比之下要短一点。所以呢，它的纬度不同，品种是不能随便移植的，学了很多东西。”

　　虽然种田失败了，但海闻的好学和钻研精神给大队支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觉得把海闻留在农田里有点浪费人才。当地中学正好缺老师，大队支书和校长劝海闻去做民办教师，可当时的海闻还有点想不通。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我下乡主要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所以就不愿意去，不愿意去，不是说因为那个工作不好，其实我也很愿意到学校里边教书，但是那个时候的人，现在可能很难理解，就觉得你很好工作你不做，非要做体力劳动，就觉得学校里边，不是体力劳动，大队党支部书记表态，说我们学校需要你，这也是贫下中农需要你，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要去。”

　　二、备战高考

　　就在海闻决定去乡村中学当教师的同时，下乡不到一年的汤敏，也因为城里一所中学缺老师，被抽调回城，而刘建设也在下乡两年之后通过招工回到武汉，成了一名技术工人。

　　根据当时的粗略统计，从1967年到1977年的十年里，全国的下乡知青大概有1600多万。当年这些年轻人满怀热情扎根农村，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改变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落后。然而，这些只读过中学，甚至初中还没毕业的年轻人，在经历了农村生活的历练后却发现，仅凭着激情或者学过的那一点知识，还远远不够。或许正因为如此，当一个从来没想过的机会出现的时候，他们内心学习的渴望也重新被点燃。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我们知道上大学是县里边办了一个五七大学，我们一个同学被推荐进去了，家庭出身很好的，就被推荐进去，这样对我来讲，对我的触动就非常大了。”

　　尽管海闻已经渐渐适应了北大荒的寒冷和艰苦，但上大学的愿望也在他心理越来越强烈。“五七大学”也叫“工农兵大学”，当年因为全国高考暂停，所以只有工农兵学员里表现特别优秀的人，才有可能被推荐去上大学。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当时还没有全面恢复考试，但是就是第一次在文革以后的第一次，招生的时候，要考一考，考语文政治数学三门。那个时候，大家很激动，我记得很清楚，全县的知青几乎都报了名，我也去了，但是叫推荐和考试相结合，我是县劳工模范，地区先进工作者，所以县里边就觉得，这个人，是比较个人表现很好，所以统一推荐，而且呢当时他们都祝贺我，说你总算有机会上大学了，我当时也没敢考好的学校，去学校报了看了以后，我想挑一个最艰苦，最没人要去的地方，是东北林学院道路工程系。”

　　虽然每年都被推荐而且考得也不错，但最后上大学的人名单里，都没有海闻。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就说，我越是不想让我去的我就特别想去，而且呢，对上大学，又开始，重新唤起一种希望继续学习的那么一种信念。”

　　海闻依然一如既往踏踏实实地工作，业余时间则用来读书、复习功课。那时候的他不断告戒自己，不管能不能上大学，都不要抱怨。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海阔天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你就是你可以有很大理想，但是你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干事，所以这两个东西一看是矛盾的，但是非常一致，就是你如果没有一种海阔天空的想，你可能永远没有出息，但是如果你没有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干，你的想永远是空想。所以这是一个座右铭，就是虽然我很有理想，但是我绝对不轻视，我现在干的事情。”

　　就这样，大学梦一做就是五年，就在海闻几乎不抱希望的时候，大学却离他近了。那是1977年8月的一个早上，海闻像往常一样打开收音机听新闻，无意中听到了“邓小平主持召开教育和科技座谈会，决定取消大学推荐制，全面恢复高考”的消息。海闻顿时振奋起来，机会终于来了！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以前走不了是因为政治不合格，这回政治大家感觉不能重要问题了，因为是全面恢复高考。”

　　亚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赶紧地找报纸看去，确实是要恢复高考，那当然就非常兴奋了，觉得终于有这么一个机会了。”

　　武汉博大集团董事长刘建设：“听见以后呢就邓小平召开教育工作会议，说要恢复高考，我一下子就跳起来了，已经在我这里泯灭了至少十年。”

　　当时秋季招生时间已过，于是高考改在12月份，入学改在第二年春天。只有四个月的时间备战高考，这对已经在农村生活了近十年，早已远离书本的海闻来说，无疑是困难重重。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当时我们公社的中学有好几个知青，都在准备考试，我当时是领导，所以我就说，我们不能影响上课，所以白天大家都在正常工作，晚上开始复习，我是买了一捆蜡烛，经常停电嘛，晚上开始复习。”

　　通过招工回到城里的刘建设，此时也已经在工厂干了八年，作为厂里的团支书，工作时更要以身作则，所以复习也只能利用业余时间。

　　武汉博大集团董事长刘建设：“为了节省时间，我让别人帮我带饭，我是南方人，不爱吃馒头，但是为了节省时间，我说你带两个馒头，一块咸菜就够了，半年就是这样。”

　　八小时以外的每一分每一秒，对于当年每一个备战高考的年轻人来说都是异常珍贵的。刘建设坚持每天晚上从6点学习到12点。为此也受了不少苦

　　武汉博大集团董事长刘建设：“当时开着窗子有蚊子，关上窗子热，只能用风扇吹着，蚊子都到脚底去了，我学习浑然不觉，所以蚊子(咬的)千疮百孔，把没有塑料凉鞋带子遮住的地方全咬红了，鞋脱了还有个鞋印在上面。这就是77级人，这也就是老三届的人，不是说那么轻而易举的不复习不奋斗糊弄下来。”

　　而此时的汤敏，也已经在广西做了9年中学教师，初中不到的文化水平，要教高中的课只能是现学现卖。感觉知识储备严重不足的他，和讲台下的学生们一起参加了高考。

　　亚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那我们班上最好的同学，就跟我在同一个教室里考试，你想这个压力多大。当时也确实特别感慨，觉得在原来我站那讲台上，想不到在底下，原来考人的，现在想不到被考，而且就说，而且就跟我自己的学生在拼，非常有意思。

　　1978年的春天，全国各地的大学里迎来了极为特殊的一届新生，他们之中年龄小的只有十六七岁，大的则已经人到中年，而夫妻同进校门，师生一起上学的，也大有人在。海闻就是这27万新生中的一员，他还清晰的记得，北京大学入学的那天是3月2号，那天的阳光格外灿烂。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我们七七级这些人很自负，就是当时刚进学校以后，总觉得我们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所以意味着我们始终要承担这个建设祖国的这么一个重任。

　　海闻上了北大的同时，刘建设和汤敏也双双考进武汉大学。

　　武汉博大集团董事长刘建设：“懂得感恩，懂得珍惜，梦破灭了，上山下乡，在农村工厂受苦，并没有怨天尤人，对于获得的机会极其珍惜，由于感恩，现在的高考2比1，那时候不到二十分之一，所以倍感珍惜。”

　　就在知青们走进大学校园的同时，他们曾经生活的那片农村土地，也正酝酿着一场变革。1978年年初，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自发搞起了土地包产到户，“敢私分土地”这在以前绝对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可包产到户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小岗村粮食产量平均每亩增加了几百斤，这个大胆尝试也立即被中央所关注。刘建设清晰地记得，在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部轰动大江南北的纪录片，在这部纪录片里关于农村的变化有着这样的叙述：

　　1982年的一号文件，中央明确提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有了中央的肯定和支持，各种形式的农村生产责任制开始迅速在全国推广。尽管当时刘建设还在大学里念书，但曾经插队的洪湖地区农村的每一点变化，依然牵动着他的心。

　　武汉博大集团董事长刘建设：“这个迸发在84，85年十分明显，尽管当时我已经读完高校了，但我们十分清楚，我们感到惊讶，所以说，特别我自己惊讶，我当时在农村我都没有想到，农村居然蕴涵着这么大的生产力，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像魔瓶一样的它释放出来了，我是感到惊讶和震撼。”

　　从1983年到1986年，中央又连续发出了四个 “一号文件”，不仅要求继续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而且调整产业结构，取消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等政策也陆续开始实施。建国35周年庆典上，中国农民方阵簇拥着“一号文件”和“联产承包好”的彩车走过天安门观礼台，他们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着对改革的憧憬。

　　三、阳 光 灿 烂

　　从1978年到1984年，中国农民的收入每年增长都能超过15%，而那段时期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对GDP的贡献率也超过了三成。农村的变化让知青们欣慰，老乡们的日子好了，也让离开农村的他们感到安心。

　　这位年轻人名叫黄毅峰，海闻、汤敏和刘建设参加高考那年，他刚刚出生，今年刚好30岁，也是报名参与我们这次“生于1977”活动的一位老家在江西农村的青年。大学毕业后，海闻、汤敏还有刘建设，都开始了各自的事业。虽然他们无法亲眼目睹曾经下乡的农村，在这些年里继续发生着的变化，但黄毅峰经历了农村的变革。

　　1977年，黄毅峰出生在江西赣州农村的一个五口之家，父亲是民办教师，母亲在家务农，家里有三个孩子，他是老大。在小黄的记忆里，承包制虽然解决了吃饭问题，但1987年以后家里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

　　武汉大学博士黄毅峰：“那时候读小学、初中连学费都是借来的，借来的学费，交不起学费啊。”

　　1987年因为农业欠收，全国物价大幅上涨，而那时中国的改革重点刚刚从农村转向城市。为了稳定物价，降低城市改革的风险，此后全国粮价就一直保持在低水平，而农民也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小黄还记得，那时候，家里光靠种地每年只能挣几百块钱，他家一年都吃不上几次肉。

　　武汉大学博士黄毅峰：“那么93年、94年，刚好是中国的征的农业税是最高的一个年代，一个时期，是农村一个，农产品价格又低，税收又高，所以在农村那个时候，根本赚不到钱。”

　　据统计，1987年后将近十五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增长不到20块钱，而同期城市居民收入增幅却是农民的整整5倍。不想穷，就得好好念书，不再种地。象很多农村孩子一样，黄毅峰也选择了求学这条路。1996年他考入南昌一所专科学校，毕业后又到广东打了几年工。2004年，中央出台关于促进农民增收的一号文件，取消农业税、种粮给补贴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让小黄意识到，农民的好日子终于又来了。

　　武汉大学博士黄毅峰：“取消农业税以后，一方面政府的补贴是不是，政府补贴，那么一亩地，你种一亩地，给多少补贴给你。取消以后，总得来讲比以前当然好，强多了是不是。”

　　去年黄毅峰打算继续深造，并考进武汉大学读博士，成了汤敏和刘建设的校友。2007年7月的武大校友会，让他们有了一次面对面的机会。

　　现场主持人：“这位是汤敏学长，他是亚洲开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今天他演讲的主题是《进一步海阔天空》……”

　　虽然大学和留学期间汤敏早已改学经济，但曾经的插队经历，始终让他对农村有着一份特殊感情。进入亚洲开发银行回国工作以后，汤敏主要负责东亚经济、区域合作等方面的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一直是他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而这也让小黄找到了和这位前辈共同话题。

　　武大博士黄毅峰：“汤教授您好，我是来自中广院的06级博士生，从你的成长经历中我发现，你在农村插过队，是不是？在农村生活过。那么而且你的现在的一个重点的研究领域是一个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那我也是一个来自江西农村的一个学生，那么我对农村自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发展，可以说有一个切身的经历。我也一直在关注农村的发展。但是我就想，那么切实见证了农村的发展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这个资金问题，那我就想，就是你对我们农村30年的发展的一个感想是什么？而且对于农村进一步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亚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由于中国的经济已经发展到现在的阶段，我们已经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来改善农村的情况，而在农村经济的最核心的部分，农村金融现在也开始进行了比较大规模的改革，我觉得农村下一步应该来说它是很有希望的……

　　实际上农民增收难，早就是汤敏关注的问题。当意识到融资难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大瓶颈时，汤敏专门到孟家拉等国家，考察了当地农村“穷人银行”的成功案例。

　　亚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我大概每个月要去一次孟加拉，孟加拉是，应该来说，在全亚洲，甚至全世界，都是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人均GDP400美元，#它那个小额贷款25%的利息，最穷农民能够承担25%的利息，那不可想象，你跟谁讲都不可想象了，我不亲自看，不亲自问，不亲自了解，这不可理解的。”

　　早在1993年，汤敏就和其他几位经济学家，仿效孟加拉“穷人银行”小额信贷模式，自掏腰包在山西的一个小山村搞起了试点。经过十四年的时间，这个小额贷款项目逐渐发展，还吸收了部分企业资金，不仅帮当地许多贫困户脱了贫，还让不少孩子圆了大学梦。这也给了汤敏坚持下去的信心。

　　亚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那么个火种应该来说，它也保留下来了。但是这些火种能不能星火燎原，能不能变成一个，大的一个小额贷款的，像其他国家一样真正能解决农村金融部分问题的话，那么这得靠国家政策。”

　　贷款扶持只能救穷，山西试点让汤敏发现，只有让农民真正走进城市，才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

　　亚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很多(劳动力)出去打工了，但年轻妇女一般，一般呆在家里头，另外那些地方呢，非常的贫困，缺水，小额贷款能够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真正让农民致富啊，光靠农民那点钱它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当时认为呢，就是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条呢，留在农村的农民通过小额贷款，能够解决部分他们的问题，能够出去的尽可能出去。”

　　进城务工，要有一技之长。2003年，汤敏和几位经济学家又在当地成立了富平职业学校，教授家政服务等课程，为这些贫困地区的农民进城提前做准备。

　　亚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他们那些越是贫困的地区的这个农民啊，他越出不来，因为他没有知识，又害怕，特别妇女，出不来，所以我们当时想呢，我们能不能，当时北京又比较缺保姆，我们能不能办一个学校，我们来给她培训，培训完了以后，给她介绍到北京市里头当保姆。”

　　保姆学校校长：“第一批有山西的和河北的，主要是山西是什么呢，汤先生他们一起不是在搞小额贷款吗，他们在那第一叫做这个效果不错，农民很相信他们，这个很重要，因为到北京来，都是女性，又都有小孩子的她要不相信她不会出来的。”

　　学校起名叫富平，取的是“扶贫”的谐音。在这里培训后的许多农民，进城后一个月的收入，就差不多能维持全家一年的生计了。现在学校不仅吸收山西当地的农民，还吸引了周遍很多贫困地区的农民。

　　保姆学校校长：“甘肃省的副省长，他来过，来回访学员嘛，就在我们这个学校。他就随便问了一个学员。他说你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学员)说我现在挣900块钱一个月。他说那这一年就是一万多你自己能花多少她说我自己花一千多。那就是剩下的钱都给家里寄去了。家里问他几口人，她说五口人。这样的话你想她要是九千块钱，平均到五口人身上，那一个人的年均收入，那就超的很多了。比甘肃省平均水平高了多了去了。所以那个省长就说如果我们全省要都达到你们家这水平，那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努力。

　　学员：“我每个月给家里，有时候给家里一个月800，有时候700。”

　　这位来自陕西农村的学员，短短一年多就往家里寄了一万两千块钱，不但家里生活变了样，弟弟也如愿上了大学。

　　亚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你要相信这些农民是很聪明的，他要赚不着钱，他就不会出来了，是吧，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应该给他们提供这些越来越好的这个帮助，给他们提供越来越好的环境，是吧，我们应该给他们一种平等的权力，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必要的，一旦有了这个，由他们自己选择，他们愿意艰苦一点，他们愿意比人付出更多劳动，他们越得到这个收入，他能提高他的生活。”

　　作为创办者，汤敏规定，对贫困学员可以暂时免收850块钱的学费，可以等将来找到工作后再分期偿还。插队的那段经历让他深信，这些农民是诚实、有信用的。就像汤敏相信的那样，大多数找到工作的学员都回来交上了所欠的学费。

　　亚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第一代都是非常艰苦，那么他的第二代，第三代慢慢慢慢才能成长起来，我们农民工也是这样，但是我们要给他创造一个机会，要给他创造一个环境，他能够生存下去，发展起来，我们要给他一定的保护，是吧。基本的这个劳动保护没有的这个，我们作为国家来也要帮助。”

　　对农民那份深厚的情感和感恩之心，其实牵动着77级大学生整整一代人。十年前，当刘建设办起自己公司的时候，他就开始寻找一切机会帮助曾经关照过自己的那些老乡。如今他的公司总资产已经超过了5个亿，公司里很多工人都是从农村来的。

　　武汉博大集团董事长刘建设：“我们这个当年的老乡，先后有七八个在我这个企业工作，我当年的房东，一家三代都在我这工作先后工作过。”

　　刘建设以前的房东杨敦红，已经在这里干了快十个年头了。

　　村民杨敦红：“一亩地只赚到100块钱，所以那个时候，农民只不愿意(打工)不愿意种地，他只愿意出去打工，他好象有一个时间比较轻松一点，在劳动上它要减轻一点，所以他要，愿意去打工，就不愿意种地啦。”

　　杨敦红说，他们村里有2800多人，如今大部分人都已经进城了。

　　记者：家里变化大吗？

　　村民杨敦红：“家里肯定变化大，我原来，就是我们原来是草房，土路，现在都盖起来高楼大厦了。”

　　记者：“你家里自己盖的。”

　　村民杨敦红：“对，我家里，我就是起的三层楼房嘛，就是水泥的，田里的农村，现在都机械化了。”

　　从2004年开始，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三年的增幅都超过了6%。截止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农民现金收入达到2111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3.3%，这也是1995年以来最快的增长。

　　四、重回故里

　　在2004年10月份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央提出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阶段；十六届五中全会，则正式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短短20个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新农村的图景。

　　2007年8月，我们的摄制组也跟随海闻踏上了北上的列车，重访曾留下他九年青春岁月的第二故乡——黑龙江省虎林市，海闻留学归国以后，又和虎林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大学毕业后，海闻出国留学。尽管十几年身在海外，但黑土地在他心里的地位，却没有任何东西能代替。1995年，海闻放弃了在美国做终身任教的机会，回到祖国。回来的那一年，他就带着自己的美国学生来到北大荒，做起了虎林市的经济顾问。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当然我们那时候还不是在这个地方，是在村的这个东北边，我现在还有当天我们那个学校的照片，很破是一个草房，而且墙上呢还写了一些标语，我们还盖了一个新校室，但是新校室当时也不暖和，所以这都是应该讲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如今已经是北京大学副校长的海闻，忘不了曾经在这里做乡村教师的日子，他每次来都要给村里的孩子们捐钱帮他们改善学习环境。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那现在看到我们这个新校舍，非常高兴，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而且我非常感叹一点就讲这个新校室不比市政府差多少，说明虎林市政府还是以民为先，没有把钱说，首先把自己的房子盖好，所以我今天这点我非常的感叹。”

　　海闻说，光靠个人捐钱肯定不够，关键还是全社会都来关心农村。这些年，国家加大了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从2006到2010年，国家将拨款近2200亿元补贴农村义务教育，全国500多万农村适龄学生的九年义务教育学杂费全面免除，这个数字几乎占到全国中小学生人数的80%。虎林农村的小学生现在上学不用交学费，就连书本也是免费的，越来越多的孩子回到了学校。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我希望我们同和的同学能够有朝一日能够考进北京大学我在那儿欢迎你们。”

　　再次走进往日熟悉的田间地头，海闻想起了自己当年失败的增产实验。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现在这亩产量多少？”

　　老房东：“达到1200。”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1200了。”

　　老房东：“嗯。”

　　海闻：“当年我们那个时候才多少，3、4百斤。”

　　老房东：“嗯，3、4百斤，对，差老了。”

　　海闻：“你看，而且这个种法现在完全是一种新的种法，它机播的。”

　　老房东：“都机播的。”

　　海闻：“你看基本没有什么杂草。”

　　老房东：“这边都是人工播的，人工补苗，这最后补的。你看这稻穗，过去稻穗你两个也赶不上这一个。”

　　海闻：“对对对。”

　　虎林坐落于乌苏里江与完达山之间广袤无垠的三江平原上，曾经是蔓榛林莽的“北大荒”，如今已经是阡陌相连的丰壤良田。虎林现在也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老房东：“现在科学种地了，发展科学了。现在把旱田地都改成水田地，水田地，你赶到只要插上秧就没事了，就一个人在家看看水，出出水，剩下的人去打工。”

　　这位老人家是海闻当年插队时的房东，当年海闻到北大荒的第一顿饭就是在他家吃的。说起那顿有鱼有肉有细粮的饭，老人也很感慨。当时家里孩子多，所以分配粮食的时候也比别人家合适。

　　海闻老房东：“这些知识青年吧都愿意上我们家去。为什么，我们家细粮多呀。”

　　不过现在，日子可再不用靠分配了，一说起这，老人就特别高兴。

　　老房东：“农业税取消了。不但农业税取消，还倒补助给农民钱，一亩地水田补助30多块，旱地补助20来块钱。现在给农民来说，这就很大的种地鼓舞性。那都不都不够种，都上去包种。”

　　根据几天来的所见所闻，海闻这次又给虎林市提了一些新建议。海闻认为，虎林农民和其他地方的农民有所不同，由于地广人稀，周围没有太大的城市，所以虎林愿意进城打工的人并不多。因此，怎样扩大城市规模，完善配套设施，吸纳更多农民来城市安家，这也是虎林城市建设将要面对的最大考验。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那么现在这个阶段，大概有四、五十年时间，农民他提高亩产量提高收入靠什么呢？靠不当农民。你比方说本来是十个人种一百亩地，那么现在变成了五个人种。一百亩地，哪怕你的亩产量不增加，哪怕你的粮价没有变化，他的收入可以增加一倍。这是一个社会复杂发展大趋势。这样的话呢，对于虎林今后的发展，如果能够提前认识到这个趋势，提前作准备，可能让护林更早的进入城镇化、工业化这么一个社会。”

　　除了知青们曾经住过的茅草屋如同博物馆一样矗立在村间的土地上，一切关于当年农村的影像都已难觅踪影。三十年的岁月带走了很多东西，但带不走的是耀眼的阳光、是翩翩的稻田和满心的希望。

　　虽然当年在农村干活时留下的一手老茧早已褪去，这些77级的大学生也早已走向不同的行业领域，但从他们和农村割舍不断的经历中我们不难发现，30年前农民们对这些城市孩子视为己出般的关照，已经深深地印刻在这代人的心底，农村不仅留下了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也留住了他们的希望。

　　中国的农民，曾经为中国城市的发展贡献过太多的东西，77、78级的这一代人，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在感恩，而中国农村的未来，也需要我们更多人一起去努力。

　　下期的“生于1977”，我们会回过头来讲讲海闻、汤敏他们出国、回国的曲折故事。当年的“出国潮”和如今的“出国热”到底有什么不同？面对人生中的重大机遇，老一代的“海归”们又曾经做出过哪些“抉择”？我们下期节目接着来讲他们故事。

　　本期主编：李洋

　　编导：厉成功、周琰、李曼为、潘敏

　　《中国财经报道》播出时间：

　　首播：周一22：08

　　重播：周二13：52

　　周日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