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洪洞矿难调查：非法作业两年多未被发现

　　“超产”、“超员”、“越层”均非一日之功，何以地方监管部门一直发现不了？打击不力还是官员腐败？

　　12月5日，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再次发生特大矿难，105名矿工遇难。事发的煤矿是一所由私人所有改制而成的乡镇煤矿。事发前，该煤矿所有手续齐全，号称“六证齐全”。

　　然而，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的发话是那样怒不可遏：“什么六证齐全，是五毒俱全！”105名矿工尸骨未寒，李毅中列举了事发煤矿的5大问题。一是超层越界、非法盗采；二是违规作业，以掘代采；三是管理混乱、严重超员；四是盲目施救、蓄意不报；五是打击非法采矿不力，疏于监督管理。

　　一位山西学者说，煤矿老板手上的每一张钞票，都附着屈死矿工的冤魂。事实上，李毅中所指出的五个方面既有黑心矿主的为非作歹，也有广大矿工的心酸、无奈，更无法绕开当地部分官员的失职渎职、甚至是违法乱纪。

　　文/本报记者 廖杰华

　　“什么六证齐全，是五毒俱全！”此话出自李毅中之口。12月9日，在山西省洪洞县召开的国务院洪洞矿难事故调查组成立大会上。这不是他第一次对“惹祸”的煤矿放狠话。

　　核定人数61实际下井128

　　李毅中放这样的话，缘由很明确。据最新消息，事发的新窖煤矿被批准开采二号煤层，但却在矿井设计时就把煤仓布置到九号煤层，而将主斜井打到九号煤层。调查显示，九号煤层从2005年开始非法掘进，2006年二月开始生产，除了通过井下打钢质门、煤灰掩盖制造临时密闭假象，还在井上图纸和资料弄虚作假，恶意逃避安全监察监管。

　　不可思议的是，该煤矿已经非法作业两年多，却始终没被发现、查处。

　　矿主的为非作歹显然不止这些。事发时，九号煤层共有十个包工队在掘进。事后初步查明，其间违规使用非防爆机动车多达五十四辆。“这是引发爆炸的潜在发火点。”李毅中说。

　　另外，该煤矿不仅非法盗采，而且管理混乱、严重超员。据了解，按照山西省煤炭管理部门规定，“该矿核定生产能力为每年21万吨，井下作业人员每班不得超过61人，但全矿井下工人多达447人，发生事故时，井下作业人员多达128人。”

　　不仅如此，该矿层层转包、以包代管，将井下生产承包给来自河南、重庆以及当地的四个包工队，而后又层层分包。事故发生后，在核查人数时竟找不到一份全矿职工花名册。

　　“不超产的人是傻子”

　　“没有不超产的煤矿”！在山西，这是煤矿业内“铁”的赚钱法则——不超产的原因只有两个，一是矿主是傻子，二是钱多得没位置放了。“而能开煤矿的人一不傻，二不会嫌钱多。”

　　“一般都超采3倍左右”，临汾当地一位煤老板向记者透露。这一点在此次事发的新窖煤矿暴露得很明显。

　　“瑞之源煤业有限公司核定年生产能力为21万吨，但实际产量仅去年就达50多万吨，今年7个月的产量已超出年核定生产能力”，李毅中说。该结论暗合此前推测的煤矿爆炸原因：“越层开采，引起煤尘爆炸”。

　　一位在山西混迹多年的煤矿包工头告诉记者，为了“超采”，煤矿老板并不按照政府规定的采矿图纸、规划进行采煤。为了不被察觉，“一个煤矿至少有四份图纸”，真正实施操作的图纸只有老板一个人知道。

　　“超采”的另一个好处是偷税漏税，交足核定产量的税款后，“剩下的都是老板的。现金交易，很难查。”

　　由于肆意越层超采，在作业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图纸是在地上看的，到了地下，谁也分不清了，挖到哪里算哪里”的状况。一旦出了事，“抢救过程中，矿上总是拿不出地质图和井下结构图，就是拿出来也没用，结构图和实际地形都对不上。”

　　明面上“被抓的是矿长”

　　有调查显示，在山西，除了30%左右的煤矿采取自营外。其他都采取承包方式经营，方式大体分为三种：

　　一是“大包”。煤矿所有人将整个煤矿转包出去，煤矿所有者向承包人抽取承包金，通常是依照产量每年收取一次，每吨收取50元左右。如果出事，责任由承包商人负责。

　　二是“中包”。在这种关系中，“中包”既要负责生产，也要负责安全。煤炭的销售与经营及财务与承包人没有关系，该形式在山西约占六成。

　　三是“小包”。“小包”的包工头，主要任务是组织生产、挖煤，其实就是包活干，然后在煤矿赚工钱。“如果出现

　　煤矿承包给包工头以后，如果出现矿难事故，包安全的“大包”和“中包”需支付全部的赔偿费用。但这在暗中进行，所有“明面”工作都由煤矿投资人的亲信，即煤矿的法定代表人(矿长)来操作，“被抓的是矿长”。

　　一旦理顺其中关系就不难发现，该矿的实际控制人为何仍然在逃。

　　相对高薪诱惑外地矿工

　　在煤矿业，矿主是最大的“赌徒”，花小钱赌一辈子的荣华富贵；矿工则是赚小钱赌自己的身家性命。

　　新窑煤矿所在的洪洞县左木乡拥有4座比较大的煤矿，在其周边有许多废弃的小煤窑，它们是历次“整顿”的牺牲品。按理说，“历经风雨”后留下来的应该是最好的，但现实呢？

　　此次遇难的矿工中，除了少部分本地人，绝大部分来自河北、湖南、四川、重庆等地。招他们的理由有两条：“有力气，能吃苦，不怕死而且需要钱”；另外，“外地人出事好打发，本地人不好办”——这是“煤老板”们在多次矿难后得到的启发。

　　2002年以前，当地煤矿工的组成基本维持在山西籍矿工与外省矿工1：1的比重。近年来矿难频发，尤其是矿难死亡赔偿额提高到不少于20万元后，“目前外省矿工约占山西矿工总数的90%”，知情人说。

　　对于这些矿工来说，挖煤收入和在家务农收有巨大反差。一名幸存的矿工告诉记者，他们每天工作8个小时，“三班倒”，工钱100~200元，每人月收入3000~6000元。在家务农的一年收入也抵不上挖煤1个月，相对“高薪”成了拼命的最充分理由。

　　相对的高薪并不意味着高素质。私人煤矿的大多数矿工下井前基本不需任何技术培训，“别说三天，连三个小时也没有，放下铺盖就直接下井”。这与以前的国营煤矿形成强烈反差，“下矿前要培训两个月，采矿基本概论、安全生产知识、矿井工程质量，甚至计划生育也是重大课题”。

　　矿工业务素质底下的后果是，在此次矿难中，许多矿工带着自救器但不知道怎么用，白白丢了性命。

　　不良记录并非首次发现

　　“打击非法不力、疏于监督管理！”当此话从李毅中口中说出时，很多山西官员都能感受到其威慑力。

　　李毅中说，11月下旬当地煤炭监察执法队先后三次对该矿井下进行检查，但未发现重大隐患，使其蒙混过关，最后酿成大祸，反映在资源管理、安全监管监察上有明显漏洞。

　　一名矿工一语道破天机，“要检查超产还不容易啊，去矿上看看有多少工棚住着多少工人就行了。”他说，常有煤矿掘进偷挖其他煤田的优质煤。一般检查组都不会下井检查，即使检查也可把巷道进行紧急处理，“重新堆土砌墙，保证做到检查不出来”。

　　“安监局下井的时候，违规的生产工作面砌墙堆起来，检查时候都是合格的，检查后就扒掉继续挖。” 据了解，2006年，临汾市尧都区河底乡芦苇滩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24名矿工遇难，当地政府向每个煤矿派出两名安监人员以监督煤矿的安全生产。但“很多煤矿都通过政府安插自己的亲信做安监员。”知情者说。

　　据核实，新窑煤矿的不良记录并非第一次登上安监总局的网站。2005年8月，因逾期未提出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办证申请，其被安监总局公示，处以停产整顿的处罚。有媒体评论说：“除了在网站上曝光亮相外，相关监管部门采取了何种措施，保证其整改不走过场？对总局的处罚，地方安监部门是如何严格监督执行的？又是如何同意其恢复生产的？

　　目前，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已介入调查，了解矿难背后是否存在官员违纪违法、侵权渎职犯罪。“从2006年2月开始非法偷采9号煤层，时间如此之久，生产人员众多，监管部门怎么就发现不了？”调查组副组长、监察部副部长屈万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