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作者走访近百名幸存者

　　《南京大屠杀》第一次同读者见面，是1987年12月13日，即南京大屠杀五十周年的祭日。

　　“首发式的地点就在新街口新华书店。当时，人多得快将签名售书的桌子挤翻了。”徐志耕记得，举行首发式时，读者蜂拥争购，9000册书一天就卖到脱销。这本血泪铸成的痛史第一次印刷的5万册立即销完，当月又加印十万册，十万册也很快脱销。不久，中国香港和台湾、美国、日本等地纷纷出版转载，读者来信似雪片飞来。在上海的一次聚会中，一位中国台湾来的年轻女士得知他就是《南京大屠杀》的作者时，很激动。她说：“我是在台北买到这本书的，我是在去美国的飞机上读完这本书的，边读边哭，流了好多眼泪。”旁边的人问她为什么哭？她说：“我心痛！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遭受过的灾难而心痛！”

　　创作《南京大屠杀》的起因其实很偶然。1985年盛夏，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南京在侵华日军集体屠杀南京市民的遗址上，建立了十三块纪念碑。它的昨天，怎么会是鲜血飞迸的屠场呢？过了几天，与朋友的谈话又点燃了他的创作热情，他立即翻阅史料。

　　“真的很遗憾，我没有找到南京大屠杀的详细记载，一些史书上只是几百字的叙述。没有人能说清这场历史悲剧的缘由、经过及事件中的人物和情节。”

　　3个多月走访了近百位幸存者

　　采访困难重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提供给他一些资料与名单。但很多资料上面只有幸存者姓名，没有地址，每个人也只记录了寥寥几句。

　　每天一大早，徐志耕骑着他的“二八”凤凰自行车，从太平门的家出发，穿梭在南京的大街小巷寻访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与现在已经懂得勇敢站出来指控日军罪行的幸存者们不同，那个年代，人们更愿意选择遗忘。有些老人将刻骨铭心的创伤埋在心中几十年，从来不说。

　　徐志耕一趟又一趟跑，迂回曲折地说、循循善诱地劝，又作出保护隐私的承诺。3个多月的时间里，近百位幸存者向他诉说了当时史料中绝对找不到的故事情节，这不仅给他提供了大量丰富而生动的素材，更使他接近了真实———灾难中人真实的内心世界和南京大屠杀悲剧历史的真实。

　　感谢徐志耕！他在20年前率先写起大屠杀这个题材———1987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还有1700多人，现在只剩400人左右，20年间，当年他采访的老人，很多现在已经与世长辞，只有在他的文字里才能寻找到痕迹。

　　率先披露国际友人的英勇行为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不知道腥风血雨的1937年，竟然有二十多位不同国籍的外国人，为了保护南京难民，组成了一个叫做“国际委员会”的组织。在黑白颠倒的年代，曾经受过救助的人，也刻意“忘”掉这些，生怕攀上“海外关系”。

　　“五十多岁的德国大胖子约翰·H·D·拉贝是西门子洋行的代理人。他被大家推选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的公开，他们的名字才渐渐被人们所熟知。而1987年，徐志耕在《南京大屠杀》里，已经率先披露了以拉贝为首的这群高举和平人道旗帜的国际正义人士的英勇行为，幸存者称他们为“活菩萨”。

　　与张纯如一面之缘竟成永别

　　《南京大屠杀》也使徐志耕结识了许许多多对南京大屠杀历史和对中国抗战有责任感的人。张纯如也特意来采访过他。

　　“1995年，我们见过一面。临走的时候，我送了一本外文出版社翻译的英文版《南京大屠杀》给她。”后来张纯如在写作《南京暴行》一书时，引用了书中的十多处文字。可惜的是，东方出版社的中文译者竟将“徐志耕”译成了“许志庚”。

　　令徐志耕悲痛的是，年轻美丽的张纯如竟用自杀结束了她如花的人生!“我能够理解，在写《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我也经常因为悲痛、愤怒、颤抖而无法继续写作，那种精神折磨，太可怕了！”

　　不过，他挺了过来，并坚持写下去。后来，相继发表了《血祭》、《血证》、《血债》和《血谊》以及《继续1937年的故事》。“也许还会写下去。记录这段苦难史，不仅仅是为了祭奠，更重要的是让现在的人们吸取教训，呼唤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