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慰安妇揭露日军暴行：15岁遭奸污

　　雷桂英

　　“60多年过去了，我雷桂英心中的仇和恨永远忘不掉……我活着就是人证，死了还有物证（高锰酸钾）。只要我活着，就要去日本打官司，我不怕他们。”——雷桂英，南京惟一一位以自身遭遇公开揭露日军暴行的原慰安妇2006年说

　　今年7月5日，设立于上海师范大学内的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开馆。这是原海南籍慰安妇林亚金在开馆仪式上。

　　当年的侵略与灾难渐行渐远，血色正在冲淡，但惟有铭记，惟有拒绝篡改与遗忘，惟有直面曾经的苦难与污浊，一个民族才可能在新的台阶上站起，历史才不会重演。垂暮的老人，正是为了这一点，才重提当年的屈辱。

　　 二战时期，日军推行的“慰安妇”制度，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中最丑陋、最肮脏、最黑暗的性奴隶制度。整个东亚地区大约有40万名妇女被日军掠为慰安妇，其中中国战区受灾最重，约有20万名妇女被强迫成为性奴隶。

　　 当时代车轮“隆隆”驶进21世纪，日本一些右翼势力一心想掩盖“慰安妇”制度、南京大屠杀等侵华暴行，重温“大日本帝国”的幻梦，成为和平年代里的不和谐音符。

　　老人曾相信能沉默至死

　　今年4月25日下午3时12分，雷桂英，南京惟一一位以自身遭遇公开揭露日军暴行的原慰安妇因突发脑溢血与世长辞，享年79岁。

　　记者从雷桂英生前口述的两份材料中翻开历史一页(1941年至1943年)—一份是雷桂英于2006年5月4日在江宁区公证处，将慰安妇经历做了证据保全的口述历史《雷桂英口述历史的见证》，一份是《雷桂英访谈记录草稿》。《雷桂英访谈记录草稿》中的提问者为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博士。

　　 雷桂英口述的摘要如下——

　　我7岁那年父亲病死了，母亲被李岗头的人抢去了。我没有家，在外面东讨一顿西讨一顿。见我有一顿没一顿，汤山有个老奶奶对我说，高台坡那里有吃有喝，你去那儿看看，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就去了高台坡，我进去的时候大概是1941年秋天，还不到13岁，后来我才知道这里叫山本高台慰安所。那里的人不喊名字，都喊“姑娘”。我在里面洗碗、扫地、抹桌子、送烧饼、带山本儿子玩。

　　第一次被鬼子糟蹋，大概是15岁吧。一天下午，来了几个鬼子，5个姑娘不够，他们就来拖我，强迫我，我不肯，拼命反抗，但弄不过他们。他捂你打你，急起来了，拿个腿顶你肚子，你就狠不起来了，吃不消的。当时山本他们到上海买东西，没回来。后来，他们又弄过我几回。鬼子多的时候，就瞎来了。布帘子是挡外面的，里面没挡。这个日本人和这个姑娘，另一个日本人和另外的姑娘，中间不挡。大床上有4个姑娘，都不穿衣服。

　　山本夫妇怕姑娘得病，给一种药（高锰酸钾），我看见有姑娘在水里面洗。一次，山本婆子把那药扫出来，我捡起来，拿个瓶子装着，一瓶哎。

　　后来高台坡几个姑娘都走了。鬼子就到陶庐军人俱乐部去，但还是有鬼子强迫我。一次，三个人跟我一个人，我又哭又喊，他们腰上别着短枪、挂着刀。头一个鬼子睡过了，就是第二个鬼子，第二个睡过了，第三个就来蛮的，拿刀背戳我。这个腿就是那时候戳的，还戳我头。

　　给鬼子糟蹋后，我就想逃跑，但到处有人看着，跑不掉。一天中午，我趁鬼子睡觉，从后门厕所那个地方跑出来了。我总共在高台坡呆了一年半。

　　雷桂英17岁结婚，婚后不能生育。她丈夫叫唐启明。唐启明1982年去世，至死他都不知道妻子严守的秘密。守口如瓶的雷桂英自信她在高台坡的经历“就几个老人晓得”。她甚至幻想知情者晓得的仅是“我给日本人带孩子，大家看见我带小娃子出来玩”。她在努力遗忘，同时亦希望知情者失忆。

　　雷桂英自信她能沉默至死。

　　打破沉默成为“活证人”

　　2005年年底，60多岁的某村民首次向雷桂英养子唐家国透露雷桂英的历史遭遇。唐家国措辞谨慎地问母亲是否有这回事，雷桂英以“你要死呀”的激愤语言骂儿子。雷桂英雪藏记忆的原因之一是“两个孙女都没成家”。2006年春天，雷桂英雪藏60多年的记忆开始融化。

　　2006年4月7日，记者首次登门揭痛，雷桂英叙述中伴有泪水与“丢人哪，真丢人”的自嘲。6月，张连红博士问雷桂英，从守口如瓶到告白天下，其间经过了怎样的思想斗争？雷桂英回答张连红：“我就想我们中国人要讨一个公道。”

　　“讲出来后，感觉怎样？”张连红问雷桂英，雷桂英答：“以前胸口上像压着东西，现在没得啦，里面亮堂多了。”2007年1月8日，雷桂英首次踏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她将收藏的山本婆子扫出来的高锰酸钾——日军暴行物证交给该馆馆长朱成山。雷桂英解释，此为当年清洗自己下身的消毒剂。

　　［后记］

　　 雷桂英的标本意义

　　雷桂英逝世翌日，南京有媒体报道“最后一个慰安妇走了”，引起专家不满：“这是误导读者”。

　　王炳毅，南京民间史学研究者。1987年开始采集了65位南京原慰安妇史料。迄今，65位中的健在者不足10位，其大多生活在南京郊区，且拒绝作证。迄今，南京原慰安妇人证中，公开站出来的国人仅有雷桂英。无疑，雷桂英的标本意义在于她以勇敢、觉悟、承受力、包容心打破沉默；无疑，她的离世致使慰安妇研究留下遗憾。

　　数字

　　12岁 据称，中国最小的“慰安妇”当时年仅12岁。

　　20多个 日军当时在中国的20多个省（市）设立慰安所。

　　35人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13年来找到了一百多名中国“慰安妇”，现在他找到的幸存者当中，大部分人已经去世，只剩下35个人。

　　149个 上海是“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和最大受害地，日本在上海设立的慰安所现已发现的已达149个。

　　1万个 日军当时在中国设立的慰安所不少于1万个。

　　20万名 中国至少有20万名妇女被逼充当“慰安妇”，她们其中大部分被日军凌虐至死。

　　声音

　　徐勇（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在中国曾有许多妇女被迫当“慰安妇”，但现在真正站出来的只有几十位，而且许多甚至处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因此如果再不站出来控诉，这部分证据就会失掉，而她们的见证就是最有力的、最生动的、最直接的证据。

　　松井耶与里（日本亚洲女性资料研究中心主任）：我们认为日本政府在等这些受害者都死去，目的就是不想解决这件事。

　　杨大庆（华裔学者）：“你看看吧，争论始终没有结束，日本右翼对南京大屠杀的否定也始终没有结束。”

　　资料

　　慰安妇制度的始作俑者

　　“慰安妇制度”的始作俑者是冈村宁次。1932年，日军侵略上海时发生了严重的强奸事件，这些事件引起各国舆论的严厉谴责，为防止此类事件及性病蔓延而影响日军的战斗力，时任日军上海派遣队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决定设立一些为日军官兵提供性服务的场所，后来日本天皇又正式颁布诏书，将这一“试验”上升为一种“制度”。

　　（本版稿件综合《扬子晚报》、《北京青年报》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