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本土艺术很危险

　　从结果来看，中国现在的艺术是落后的，你无法判断它的动机和出发点，因为都是西方艺术的翻版。别人做出“一”，你能做出“二”吗？最后只是翻版，硬着头皮接轨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北京

　　说起11月23日-12月6日在香港的个展，朱伟没精打采，因为它是“谁在操纵中国当代艺术”的又一例明证。

　　朱伟的工作室在今日美术馆旁的苹果社区。在那里，记者看到著名的上过美国《时代》周刊的邓小平画像(1997)，以及取材于《天工开物》以线为主的《梦游手记二十五号》(1998)，等等。他一直用宣纸和毛笔，画工笔画。

　　“如果艺术失去吸引力，问题出在艺术家身上。从技术上讲，现代画家的技术不如古人，因为诱惑多，太分心，浸淫、把玩得少；从内容上讲，今天的艺术家没有回到人，不能以人格的力量来作画。”八大山人、石涛、龚贤画中流露的叛逆又隐退的姿态，都是他长期默诵于心的精神源头。

　　向八大山人学习

　　八大是朱伟最喜欢的画家，无论其构图还是情感，都对他产生过很深的影响，譬如大白圈中那一点墨的鱼眼睛。比较八大的《鱼鸭图卷》(1689)和朱伟的《北京故事》(1993)，能明显发现人群和鱼群持同样的“白眼”——向上看，向一边看，向眼角外看——鱼大约天生如此，好认路往前游；人呢？处在变动剧烈的世界，灾难、恐惧、危险……前途，一无所知；命运，毫无把握。无可奈何，无名怒火，无精打采，无依无助……所有这些情绪，均可付诸一个白眼。

　　《广场九号》，在水墨画本该题款的位置上，是摇滚歌手崔健的歌词。朱伟曾被称为朋克画家，他跟摇滚乐、地下电影都曾亲近。1995年，他为崔健乐队画了一块19米的幕布，乐队带着去巡演。

　　著名的《乌托邦》系列的最后一张，约7米×8米，是迄今最大的一张中国水墨画。

　　早年他画过一张单色画，觉得不好看。过了两年多，改成雕塑，“效果真的很好。我不是为做雕塑而做，而是这个主意平面解决不了，才用三维。”那两个倾斜站着的中山装小胖子，就是2003年朱伟纽约个展上被 IBM公司高价买走的《中国 中国》。

　　经历了“后八九”、“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泼皮”等等潮流，当代艺术因缺乏本土因素的滋养尽显疲态，成熟的艺术家开始尽量回避这些越来越群氓的标签。

　　画了这么多年，有进步吗？“水墨画需要功夫，我自觉功力见长。”朱伟说。

　　状态最好是什么时候？“无知无畏的时候。”

　　批评家很讨厌

　　“现在，批评家对当代水墨画的态度是不敢碰。水墨跟当代搁一块儿，怎么着都别扭。在他们看来，水墨本身就不当代!所以他们没法说，不说，谁说不带谁玩。这是很不公平的。

　　“本该对艺术创作起到警醒作用的批评家们，现在流行的是顺坡下驴，说便宜话。比方你头上长包时他不说，非得等到流脓了，他才说，‘哎呀，这包化脓了，你得注意啊，哈哈哈。’这有什么用？”

　　现在，拍卖行一咳嗽，画廊和富商全奔油画去。有眼力的炒家面对一幅作品，先看材料，画布上的油彩，认；宣纸上的彩墨，摇头。“也就是说，惟有西方人认可，你才能红。”于是朱伟也认了：“我没有一幅画有卖相。”于是他怀念起那个打倒地主老财、从人家里抄出地契账本以及一卷一卷一轴一轴水墨画的年代。

　　近年美院的招生指标也可见水墨衰落之一斑。每年传统水墨专业只招3-4人，报考的没几个，而油画专业几百人挤得打破头。朱伟说：“我原先只在技术上委屈，现在我在整体上都自卑，水墨画越来越势单力薄，这等于咱们自己说，本土的确是不灵，这不是自己把自己给耽误了么？”

　　朱伟说他更看重一个艺术家提供线索的能力，就是说他能让其他人接着往下走。

　　“从结果来看，中国现在的艺术是落后的，你无法判断它的动机和出发点，因为都是西方艺术的翻版。中国现在追这个追那个，没明白人家是怎么想的，那都是瞎追，别人做出‘一’，你能做出‘二’吗？最后只是翻版，硬着头皮接轨。”

　　在他眼里，中国当代艺术史仿佛是一个又一个拥抱国外艺术的运动史，“真正通过运动受益的人总是少数，大部分人会妥协，本土艺术样式则会消失。在以西方艺术为主流的各种展览中，中国当代艺术作为一个乐子而存在的处境，并没有改变。”

　　朱伟　

　　1966年生于北京，先后就读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1993年开始以中国水墨画在国际大型展览上露面，并在纽约、香港、新加坡、布鲁塞尔等地举办个展三十多次，其水墨作品被国内外二十余家美术馆、博物馆收藏。由其水墨画稿改成的大型铜雕矗立在纽约曼哈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