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台湾黑社会：大佬葬礼背后的政治角力

　　作为后威权社会的台湾，本身是十分多元的社会，帮派体系作为亚社会形态，其存在本介于黑白之间，也发挥着很微妙的社会作用，在某些情形下与那种专以作奸犯科为目标的好莱坞式的黑帮还是有很大区别。

　　编者按：台湾竹联帮精神领袖陈启礼日前在台湾风光大葬，由于陈本人的传奇人生与葬礼的高规格，吸引了岛内外民众的关注。但媒体的聚光灯似乎都打在陈启礼的一生与葬礼的热闹上，对台湾黑帮这一影响了台岛历史进程与现实生活的隐性社会形态，及其与台湾正常社会乃至政界的复杂关系，缺乏深刻的呈现与剖析。一个黑帮大佬的葬礼为什么能动员了台湾黑白道显要人物的参与？葬礼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怎样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生态？记者为此专访了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楚先生与台湾《新新闻》文化事业公司董事长周天瑞先生。

　　南都周刊特约记者 尹克路

　　台湾黑帮的发展脉络

　　南都周刊：竹联帮精神领袖陈启礼这次被媒体广为报道的葬礼，使得台湾以帮派为主要特征的隐性社会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据资料统计，台湾现存的大型帮派组织，大都是从眷村发展而来，而眷村是

国民党为外省籍公务人员、军人及其眷属设立的社区。这是否能说明，包括竹联帮在内的台湾黑帮的历史渊源于此？

　　赵楚：事实上并非如此。据史料记载，目前公认的台湾第一个秘密帮会是建立于1726年(

雍正四年)的“父母会”，而台湾秘密社会的历史其实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郑成功时期以及清廷收台时期的秘密会社。此外，在日本占据台湾期间，也有一些帮会组织发展起来，他们在国民党政权逃台后也以各种形式继续存在下来。同时，跟随国民党政权逃台的原大陆秘密帮会，如青帮、洪帮等也迅速在岛内找到了新的生存形式。至于眷村发展起来“竹联帮”，只是台湾当代黑社会兴起比较典型的事例，该帮早期的成员基本是以国民党政权中下层人员的子弟为主，而较高级和富裕人士的部分子弟则组成“四海帮”。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虽然可以说是国民党政权逃台初期中下层生活的窘迫以及社会无序是类似帮派形成的大环境，但很难说其中有特别的历史必然性。

　　两蒋时代，国民党在台湾实行高压统治，特务政治是其政权运作的一个主要基础，而在此种高压统治下，以经济利益为主要价值取向的黑社会，由于具有草根组织，同时具有秘密的作为能力，往往成为当局在采取某种秘密手段时很实用的“白手套”，而在黑社会本身，与当局的关系，不仅是获取更大经济利益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继续发展壮大的必要条件。所以，陈启礼代表的新秘密帮会与台湾当局的关系二者实际是互相渗透和利用的关系，各有自身的需要。

　　南都周刊：在社会深层次结构方面，包括竹联帮等黑帮在内的台湾隐性社会的发展脉络和现代形态是如何呈现出来的，和正常社会的并存与互动又是如何进行的？

　　赵楚：据台湾警方统计，台湾由警方登记的帮派约1000多个，但成员有登记的6000人左右，考虑到很多帮派人员是隐性的，有岛内媒体估计实际达数万人。但在众多小帮派中，真正具有全岛乃至境外行动能力的，仅有“竹联帮”、“四海帮”及“天道盟”三家。数十年来，当局进行了很多次整肃行动，但很难根本解决这一问题。岛内帮派亚社会与主流社会的互动在上世纪60年代初发生了巨大的转折。此前，各种帮派主要运用暴力手段，包娼包赌，走私犯禁，杀人越货，但随着台湾经济的起飞，帮派势力纷纷转向更大规模的经济活动领域。在新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环境下，大型黑社会组织出现了企业化、集团化和合法化的趋势，纷纷以公司名义出现或作掩护，公司总部可能就是黑道的堂口，并介入诸多经济领域，其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不再仅仅从事黄、赌、毒。今天台湾利润最丰厚的黑道事业，就是与白道勾结，介入各类公共工程，通过“围标”、“绑标”获取巨额利润。同时，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帮派人物开始介入政治，纷纷参选各级民意代表，这就导致了国民党执政时期的黑金问题，这一问题恶化下去，导致民众对国民党彻底失望，遂造成国民党败选下台。

　　政治势力争当“陈启礼之友”

　　南都周刊：透过媒体报道，我们看到了这次政界、商界、演艺界等多方大佬参与陈启礼葬礼的场景，也看到了警方如临大敌但掌控有度的控制局面，那么台湾政界、民间对这个事情的主流态度是什么？在政党政治这方面，民进党和国民党等方面对这个事情的态度有何不同？这种态度是否会对明年的大选有微妙影响？

　　赵楚：时移势易，我觉得要从这场葬礼中解读出更多的社会结构方面的信息，或许稍有“过度诠释”之感。陈启礼作为曾参与岛内“大事件”的“历史名人”，岛内媒体对其葬礼大加关注这是自然的。陈启礼独特的身份和经历使一般民众将其看做所谓“义气忠贞”的一个象征，因此，带有蓝绿色彩的主流媒体纷纷配合有关政治人物，希望将自己打扮成某种“陈启礼之友”，如此作为的着眼点，其实还是现实的政治利益，也可以说是一种奇特的政治秀，因为不好明言的是，在选战如此频仍的台湾，帮派势力具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活动能力，在岛内选战中具有很奇特而重要的作用。这也解释了国、民两党为什么有王金平、柯建铭这样地位的重量级人物出面，宣扬与陈启礼的历史渊源，以示哀荣。

　　在国民党方面，部分出面人士的言论其实体现了很微妙和尴尬的基调，一方面，他们觉得国民党对陈有道义亏欠，陈之亡命海外实为替国民党背黑锅，另一方面，他们也想通过显示对陈的尊重来宣扬他们所标榜的“忠义”精神，以激发蓝营民众的选战士气；而在民进党方面则相反，他们一方面希望藉此事来重建民众对“两蒋”特务政治的负面记忆，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重述他们与陈启礼的历史渊源(陈水扁本人就曾担任过陈启礼的律师)，来抵消国民党借此事的政治得分。

　　关于商界和演艺界人士的参与倒是另有原因，我宁愿称之为“业务关系”。台湾帮派涉足极为广泛的经济经营活动，与岛内经济界有表里难言的密切交往，而由于帮派体系具有一些“非常”的手段，很多经济界人士也不愿断绝跟他们的经营往来。而演艺界的人士出席也是这种情况的一个延伸，在帮派涉足的经济活动中，演艺活动是其主要领域之一。陈启礼的长子目前正在与陈的义弟、也是当年惊天大案的同案之一吴敦合作拍摄影片，该片的主要创作人员就是红遍两岸的小生周杰伦。回顾历史，帮派势力与演艺界的关系本是非常有趣的话题，从黄金荣之霸大戏院、杜月笙之娶小名旦，到香港影视圈不时传出的拒黑、反黑之声，帮派经济学的一个重点乃是演艺活动。

　　南都周刊：台湾学界有观点认为这次竹联帮葬礼中台湾媒体的报道表现呈现出是非价值混乱的乱象，同时又有观点认为在这种类似黑老大出殡政商捧场的报道中，同时多少还会呈现出一种底层民主的真相，比如民主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黑白分明，那么干净。对这两种观点，您怎么看？

　　赵楚：从表面上看，此次岛内有关报道中的价值混乱确实是存在的：比较亲蓝的媒体或者凸显陈启礼生平所具有“忠义”、“忠贞”的伦理价值，或突出国民党与“义气”帮派兄弟的历史渊源，而亲绿的媒体则突出“江南案”中国民党的“不义”与“出卖”，不一而足。但这种新闻和社会价值的混乱本身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岛内当前政治生态的一个体现，新闻媒体纷纷成为政党选战战争的主战场，而在“为胜利不择手段”的选战战略指导之下，无论何等事件的报道，要保持冷静的思索和理性的社会历史反思力，都是十分困难的。我们可以说，没有主流价值观的社会，自然很难有体现正确价值取向的媒体。这里也可以看出台湾社会转型的不彻底性。

　　要说这种活动被怀有各种目的的政治人物利用是肯定的，但如果说本身具有底层民主的意含，我觉得最起码非常隐讳曲折。帮派人物因为平时见光率低，葬礼是人生“大礼”，本是很自然的向社会显示“存在”的机会，因此，即使平时争夺非常厉害的帮派，也会借向死者致哀而露面。

　　毋庸怀疑的是，作为后威权社会的台湾，本身是十分多元的社会，帮派体系作为亚社会形态，其存在本介于黑白之间，有灰度的色彩，也发挥着很微妙的社会作用，在某些情形下与那种专以作奸犯科为目标的好莱坞式的黑帮还是有很大区别，同时其也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根源。民主只是一种以“最不坏”为内涵的制度性的社会设计，其目标与其说是为了发扬伦理之善，不如说是为了限制和防范政治之恶，因此，其本身并非与黑白、好坏这种纯伦理范畴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