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过半网友表示有幸福感

　　调查显示，过半数的被调查者表示“有幸福感”

　　国际先驱导报实习记者周彪发自北京“你幸福吗？”

　　当近4000名被调查者面对《国际先驱导报》与新浪网联合举办的“国民幸福状态调查”时，他们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57.32%。这个数字代表着对生活“有幸福感”的被调查者，这意味着，过半的被调查者对现在的生活表示满意。

　　在经济快速发展、以和谐社会作为奋斗目标的中国，探求国民幸福状态，是本次调查的初衷。而当面对“你觉得现在的生活幸福吗？”这一问题时，57.32%的被调查者感觉“幸福”。其中，“经常觉得幸福”的人数占到21.17%。湖北宜昌的蓝先生表示，他在一家企业做财务，还买了房子，生活很舒适。

　　36.06%的人“偶尔会觉得幸福”。长春的李女士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她在一家企业工作，生活质量比以前有了很大改善，每天都过得很舒坦。只是像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房价上升过快、物价不稳这些因素让她觉得未来的生活质量可能会受影响。

　　还有17.8%的人感觉自己“不幸福”。温州的段先生感觉生活成本太高，“日子很累”。苏州的徐先生是一名大学生，感觉找工作的压力很大，很难幸福。

　　面对“影响幸福感的因素”问题，70.86%的人认为生活成本是最主要因素，在武汉做销售的王先生为了保持高收入和同行们进行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好在努力工作带来的经济收入让他“日子过得很体面”。

　　其他因素分别是工作前景(65.93%)、情感体验(59.04%)、环境状况(57.14%)、子女成长(44.18%)以及国家发展(32.81%) ，其他因素占8.15%。

　　调查中，选择“国家的发展”这一因素的被调查者占到32.81%。有意思的是，虽然在调查中它排在第6位，但在接受电话采访的受调查者中，几乎都表示国家的政策环境和经济形势是自己生活幸福的基础。

　　深圳的康先生对未来的生活很乐观，因为“国家目前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十分好，未来的日子会越过越好”；北京一位高校教师也有同感，他说：“在战火纷飞的国家，民众生命都面临威胁，幸福又从何谈起？”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鲍女士也肯定国家的发展对个人幸福的重要性。她认为国家所实行的医疗保障体系虽然还有待完善，但给自己减轻了很大的生活压力。

　　同时，也有一些被调查者认为“国家确实有很多增强公民幸福感的政策，但自己又好像感觉不到”。在深圳工作的段先生则认为追求幸福主要还靠自己的努力。也有被调查者建议：国家在相关利民政策的宣传上应该加大力度，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国家政策与自己生活的密切关系。

　　如何让中国人更幸福

　　国际先驱导报实习记者周彪、乔思伟发自北京 郝强，30岁，北京市某公益机构工作人员。当初他放弃了IT业的高薪工作，到这个月工资只有1000多元的公益机构，让亲朋好友煞是诧异。现在他几乎没有应酬，每次朋友吃饭也不让他付账，按照朋友的话说：“花钱感受郝强的高尚。”

　　郝强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我觉得自己很幸福，做的事情很有意义，还是现在的工作快乐时间多。”与调查所显示的生活成本对幸福感的严重影响不同，郝强无疑淡化了生活成本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夏建中教授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目前，我国民众的客观生存条件直接影响幸福感，幸福感的物质因素较重。而西方民众的幸福感更多放在精神层面，比如对社会的奉献、人道主义追求等等，这应该值得中国人借鉴。”

　　对于在物质压力较大情况下个人如何增强幸福感？全国首家心理学校创办者、心理咨询专家曲伟杰还给出以下建议：

　　一、以信念产生幸福感。如果一个人处于物质相对匮乏状态，但是他能满足自己最重要的精神需求，也能产生幸福感。比如一位母亲，她自己的物质条件并不好，但她对自己的子女充满希望，通过自己的辛苦劳动送子女上学，直到成才。这位母亲在物质上始终贫乏，但由于她在实践自己的信念，所以她感觉很幸福。

　　二、时常调整个人幸福期待。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适当调低幸福期待，在生活状况改善的情况下再适当提升幸福期待。说到底，个人幸福期待要尽量与个人客观生活状况相吻合。

　　夏建中还向《国际先驱导报》特别强调：其实政府应成为增强公众幸福感的主导力量，“人民幸福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也大有作为。”他建议，政府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尽量减少民众的后顾之忧；政府应完善公共服务职能，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老百姓营造宜居的生活环境和投资环境。他说，公共管理的缺失会挤占了人们的休闲娱乐时间、恶化生活环境，这必然降低幸福感。

　　“幸福政治”全球升温

　　不少国家都热衷于“幸福政治”，并各自尝试制定新的社会发展标准

　　国际先驱导报实习记者李瑞、刘玥发自北京 英国智库“新经济基金”和“地球之友”组织曾在2006年7月公布了欧洲的“幸福星球指数”。这个指数的标准与众不同，它主要包括3个指标：对自身生活的满意度、二氧化碳排放量和人均寿命。同时，该组织也发现，贫富差距、社会诚信度、犯罪率、民众与政府关系对幸福星球指数有较大影响。

　　排名揭晓时，冰岛因大规模使用可再生资源、施行强有力的环保措施，及大量的医疗投入名列榜首。

　　在今年8月荷兰鹿特丹伊拉斯漠大学评出的“世界幸福数据库”中，幸福指数则包括民众的受教育情况、营养状况、对恐怖和暴力事件的担心程度、男女平等度和生活的自主选择度等。调查显示，丹麦的幸福指数最高，之后依次是瑞士、澳大利亚、冰岛、芬兰。

　　令人玩味的是，小国不丹成为此次调查的“黑马”，名列第六。因为不丹把国民幸福标准规定为“国民幸福总值”，取代了传统的国民生产总值。“国民幸福总值”的衡量标准是：发展均衡情况、环境保护、文化遗产以及政府管理国家是否得当。

　　在“世界幸福数据库”中，美国的排名刚刚挤进前15名。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和埃德·迪纳表示，在过去几十年中，虽然经济发展了，但是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却没有增加。相反，沮丧和不信任感显著提高，给社会的安定带来不利的影响。美国虽然国民富足，自由选择多，但是由于各种社会问题，综合排名并不靠前。

　　现在，许多国家都在尝试一些方法提高人们的幸福感。

　　英国惠灵顿学校校长安东尼·塞尔登主张开设相关课程，教会人们如何使自己精神愉快，保持乐观心态。并且，惠灵顿学校已经开始和剑桥的幸福研究所合作。

　　英国保守党领袖戴维·卡梅伦组织成立了“生活质量政策小组”，以研究政府如何提高国民幸福感，并强调不能只看国民生产总值，而应该重视人们普遍的幸福感。

　　美国、德国、瑞典、澳大利亚、意大利、智利等国家都热衷于“幸福政治”，都在以不同的方法尝试制定新的社会发展标准。无论是国民幸福总值、国内幸福指数、还是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国内发展指数，其核心都是要把政府政策从“以钱为主”转化到“以人为本”，把社会成本、环境成本、公民幸福等因素纳入政治目标。

　　幸福指数不能走GDP老路

　　专家指出，幸福指数政绩化可能使其走向形式化、庸俗化，甚至出现统计造假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宗君、乔思伟发自北京 “一半以上的被调查者表示有幸福感，这是一个让人高兴的结果。”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夏建中教授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面对这个数据，夏建中分析说：“这一结果表明我们的社会是和谐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得到普遍认同。大家对自身和国家的发展充满信心。但我们也应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因为这只是个笼统的数据，幸福感在不同群体的分布可能存在极大不平衡。”

　　他举例说，这一半以上有幸福感的人可能大都集中在青年和中年群体里，老年人中幸福感的比例可能会低一些。所以，关注幸福感低的人群，分析原因，提出对策，才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沈杰博士认为，这个数据显示，发展经济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幸福感。“毕竟如果GDP不达到一定高度，就不可能出现追求幸福感的自觉。”

　　最近，西安等地政府提出要将“幸福指数”列为考察官员政绩的标准，引起多方争议。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周孝正教授表示肯定。他说：“引入幸福指数是对以往‘GDP神话’的反思。GDP作为一个最基本的总量指标，并不能准确反映社会经济活动信息。能掉过头关注人们幸福不幸福，这是个进步。”

　　对此，夏建中则表示，“将幸福指数列为政绩标准一定要慎重”。他说：“幸福感是一种个人主观感受。即使是集体幸福感也是非常主观，它往往会带上集体特征。比如重庆居民的幸福感与北京居民的幸福感绝对不同，缺乏可比性。所以幸福指数就不宜成为评定官员政绩的统一标准。”

　　他同时指出，幸福指数政绩化可能使其走向形式化、庸俗化。政府很可能采取短期行为，或者统计数据造假。但是从长期来讲，实际上是降低了幸福指数。

　　沈杰则评价说：对幸福指数的重视，比对幸福指数的具体测量本身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表明了政府工作理念的一次深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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