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石 破 尹鸿伟

　　奥运前戏

　　全中国没几个人会把“08奥运”只当成一桩体育赛事。谁要真这么想了，肯定会遭到周围人们的嗤笑。有人说，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奥运会是它走向世界的通行证，是重新被世界接纳的标志。于是，全中国人也都憋足了劲儿，要让世界人民认识认识中国人民是怎么回事儿，要让全世界人民把咱中国人民的世界、咱们的梦想当成“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为了奥运会，8岁的海南女孩张惠敏跑了55天，从家乡一直跑到北京。为了奥运会，46岁的河南公务员曹欢花200多万请人把《孙子兵法》刻在了2008枚印章上，不光倾家荡产，还成了“百万负翁”。有人口专家预计，明年将会有1800多万名“奥运宝宝”降生。这是一股其势汹汹的“奥运婴儿潮”，其中不少女性是专为迎奥运而排队“借精生子”的。

　　即将到来的奥运会，还引起了全国各地新生儿的重名热，家长们给男孩子起名叫“奥运”、“姚明”或“刘翔”，女孩儿则叫“贝贝”、“晶晶”、“欢欢”、“迎迎”和“妮妮”。自打“解放”、“建国”、“抗美援朝”、“大跃进”和“文革”结束以来，咱国家多少年没见过这热闹的起名场景儿了！可以预计的是，2030年前后，中国将会出现一波新的结婚潮，新郎分别叫姚明或刘翔，张奥运、李奥运或王奥运，新娘则是刘贝贝、赵晶晶、许欢欢、范迎迎和董妮妮。

　　据报载，国家体育总局的官员和教练们担心首次在奥运主场作战的中国健儿们患上“奥运焦虑症”，于是，各个集训队有的练瑜伽，有的请于丹，有的聘心理专家，有的提前安排假观众在队员训练时吹口哨、喝倒彩……或许我们更应该担心这前戏过程中的“奥运焦虑症”会从运动场内蔓延到场外，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心理疾病。

　　最牛钉子户

　　记忆中“钉子户”一直是政府部门用来比喻和羞辱那些不听话的老百姓的词语，因为他们的抗拒让政府的为所欲为得不到顺利实施。

　　在2007年的重庆，“钉子户”终于被赋予了“英雄的意义”，并为《物权法》的颁布和实施涂上了浓重的色彩。当武林高手杨武举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插上孤岛般的自家小楼顶，然后把一面写有“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横幅挂在屋顶，向外界展示保卫自家财产的决心时……许多人都被震撼了。在中国，很久没有见到如此有勇有谋的人了。

　　当然，这个事件也让全中国、乃至一些国外媒体极度亢奋，舆论几乎是一边倒，而对于法院“强制拆迁”的判决和重庆市市长“绝不迁就漫天要价”的呼吁不以为然，足以显示出中国“官媒关系”的真实情况。

　　深圳版的“最牛钉子户”在深圳罗湖蔡屋围被媒体爆出：居民张莲好位于深圳黄金地段、与深圳目前的最高楼地王大厦相隔仅百步距离的一栋私有楼房，由于3年来拒绝拆迁，发展商欲在此打造深圳金融区，并建设新的最高楼的计划受阻至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而在北京海淀区甘家口也出现了“北京最牛钉子户”，在武汉、长沙、郑州和金华都不断出现“最牛钉子户”……至于那些没有被媒体关注到，没有被众人所知道的被拆迁户，那就遍及城乡了。在这些旷日持久的争执面前，庄严的法律经常不得不退后，等待民意与政商力量的对决结果。在“牛”字当头的时代里，连空气都是火热的，灼伤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神经。

　　看来，只要敢于与政府对抗，就可能成为“英雄”，这是一种令人担忧的时代悖论。那么，究竟是政府和开发商“牛”，还是钉子户“牛”呢？从各种事件的开始和结束已经可见一斑。

　　中国制造新形象

　　大概除了当年的茶叶、瓷器和丝绸，几千年历史中没有哪一年像今年这样，“中国制造”受到世界上那么多国家政府的关注，与世界人民的健康那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虽然反馈来的信息以负面居多。

　　让咱们吃惊的不是中国制造的产品有很多缺陷，这一点咱中国人早就习以为常了。人人都知道“便宜没好货”这条祖传的家训，可笑美国人和欧洲人到现在才明白。说实话中国人是热情、实在和厚道的，世界上有几个国家能像中国人这样把好的东西尽量出口给别国，不太好的留给自己用(在今年7月份国家质检总局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先后有中外记者就这一点提问，质检总局的领导回答：“我们对出口的产品和国内的产品都实行一个标准，即国家标准。但作为出口产品，还必须要根据进口国的要求，要符合进口国的标准，或者根据协议的要求，根据协议的标准来执行。”言下之意颇耐玩味。

　　而且现在发达国家都把中国当成了“世界工厂”，把自己的制造业都迁来中国，把污染留给了中国，让产品流向了世界。中国是典型的“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即使奶的质量不太好，有点儿变味，有点儿农药残留……还是比草好吃。

　　让人吃惊的是，原来世界上80%以上的玩具都是中国制造的；原来没有中国出口的商品，美国人连正常的日常生活都难以维持；原来没有中国制造的商品，全世界都没法儿过圣诞节了；又原来中国出口的商品中50%以上都是按照外国订货商的要求和标准生产的，咱们只是加加工；而58%以上的出口总额都是外商投资企业替咱们做的，咱中国只是应了个名儿……所以说，“中国制造”今年遇到了危机，是好事儿，它能让咱们更加看清自己，也更加看清世界。所以，感谢所有人吧，不管他们是想抹黑、炒作、推卸责任、转嫁危机，起码他们更能让我们知道，“中国制造”的路子今后应该怎么走。

　　粉丝社会

　　2007年3月，刘德华女粉丝杨丽娟的父亲在香港跳海自杀，以示支持自己的女儿苦追华仔13年。事件通过各类媒体向人们扑面而来。

　　在中国新闻媒体对“不自由”的持续抱怨中，杨丽娟事件终于让他们大大地挥洒了一把，因为有媒体可以出钱资助杨女去香港，去找德艺双馨的刘德华的麻烦。在父亲去世之后，杨丽娟才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不是刘德华，而是她的父亲。当然，在奇闻轶事屡见报端时，也有人指出：杨丽娟只有初中文化而且有精神病嫌疑。如此，那么多的媒体，那么多的记者，参与的整个过程又算怎么回事呢？

　　在这样一个极需个性与魅力的时代，欢乐的作用是不言自明的。超女之后，中国粉丝的地位也一跃千丈，随后又出现了快乐男声，中国全面进入粉丝制造明星的时代，原因可能是被压抑太久的欲望爆发了——人们开心大笑，人们自由仰望自己塑造的偶像。越是在压抑的年代，调情的驱动力越大；越是在封闭的社会，调情的传递物也越多。张爱玲说：“如果你不调戏一个女人，她说你不是一个男人；如果你调戏她，她说你不是一个上等人。”

　　80后和90后们所追捧出的明星面目已经多元化，其选票来自粉丝，而不是体制与领导的圈点与内定，尽管非议不少，这仍不失为一种进步。两相对照，同样是80后，写字的年轻作家们却集体为时代谱写了一曲新的娱乐与政治双赢之歌。

　　2007年9月，中国作家协会新会员名单揭晓，400余人成为中国作协新成员，其中“80后”作家10人，争议最大的郭敬明也位列其中。他们自愿从体制外写作进入了体制内写作，但关于“80后”商业化写作的质疑，特别是郭敬明还曾有抄袭的“不良记录”，他们是否有资格加入中国作协一直争议颇多。幸亏有个韩寒，他诚实而尖刻地说：“被女人包养比被体制包养要好。”

　　盛世大工程

　　盛世才能建大工程。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都规划了几十年，三峡工程从提出设想至今更有近百年了，但它们只有在国运昌隆的今天才能变为现实。然而，工程越大，争论也越大，今年尤其如是。而争论越大，说明它将遇到的问题也可能越大。据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汪啸风透露，温家宝总理也认为三峡工程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中，首要的是生态环境问题。

　　水利专家张光斗撰文说：“美国政府关心我国库区生态环境和库区人民福利，反对三峡工程，一反新中国成立前主动帮助国民党政府，要修建三峡工程的做法，值得我们深思。”确实，现在的中国政府已不是那时的中国政府了，不过，现在的美国政府也不是那时的美国政府了，世界在变，寰球同此凉热。

　　2007年9月25日，中国高级官员和专家学者在武汉召开研讨会，表示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安全存在诸多新老隐患，如不及时预防治理，恐酿大祸。汪啸风间接地承认三峡工程引发的生态环境安全问题非常严重，远未得到根本扭转。用外电的说法是：“中国政府高级官员罕见地公开承认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警告说，如果政府不迅速采取行动，三峡大坝可能会酿成环境灾难。”

　　南水北调，今年同样值得关注。被称为“万里长城之后最庞大的工程”的南水北调，正如它的名字一般是将长江水输送到黄河流域。这项工程的核心是人为开通东、西、中三条巨大的水路。目前已经动工的中线、东线工程，中线工程的竣工日期已推延到2010年，东线沿途省份与在与严峻的污染抗争，以避免“一江污水向北流”的窘境；未开工的西线则因多个环节缺乏科学论证，方案搁浅。

　　跟三峡工程是就地圈起个大水库不同，南水北调是牵动全国两大水系，涉及沿途数省，然而人们惊讶地发现它的调研与上马过程竟然比三峡工程还要迅速，所以如今只好边干边学边调整了。

　　信仰热

　　上海的白领基督徒队伍日益壮大，广州的新富们把许多精力放到寻找心灵的归宿——“禅”上，北京公园流行老年人合唱前苏联及“文革”前的革命歌曲，不少人希望通过唱歌的方式疏解心中的怨气和郁闷。曾经的著名演员、后来的富婆陈晓旭患乳腺癌去世不是新闻，去世前皈依佛门，成为法号“妙真”的比丘尼才是新闻。同样，昔日红透中国的大寨村搞起市场经济、推销“大寨核桃露”不是新闻，虎头山上造了座价值3000万的大庙才是新闻，尽管大寨的掌门人郭凤莲更希望公众关注前者而不是后者。

　　陈晓旭称其出家是“不惑之年终于走出了人生最重要、最正确的道路”。她在出家前说，自己曾经很专注于财富的积累，但之后发现自己“变得越发忙碌和烦躁，很少有时间和父母相处。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父母不知何时开始悄悄衰老、虚弱了，好像随时都有离开我的可能。而我给了他们什么呢？这一切他们又能带走什么呢？这种心痛使我从喧闹中安静下来。我开始想到：如果我的父母去世了，我该怎么办？”

　　对于命运虚无、迷惘、挣扎甚至绝望的感觉，普遍存在于急剧变迁的社会洪流中的中国人之内心。据卫生部统计，中国13亿人口中，患有严重精神和心理障碍疾病的患者达1600多万，患有不同程度精神或心理障碍需要专业人员干预的更达1.9亿人。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国只有不到2万名精神科医师，其中受过专业训练的不到4000人。即使这样，他们的工作还是相对清闲的，因为中国人谁都不愿承认自己得了精神病，更甭说去看精神科医生了。不谈信仰，似乎不够时髦，而谈论信仰的文字里要加一段关于精神疾病的内容，无论如何，这仍是中国多数心灵的现实状况。

　　自从改革开放，心中的激情燃烧和激荡了20多年的中国人，现在想要追求内心的安宁了。但愿人们不再视信仰领域为一处阵地，我不占领你就要占领，搞得杯弓蛇影的；心灵那点事儿，钳制已被证明无效，无论想飞的还是想回家的，既然世界是物质的，就让心灵自由吧。

　　教育乱

　　1958年“大跃进”时中国人“赶英超美”的热血梦想，以一场全国范围的大溃败而告终。然而那些曾经投身于壮烈“跃进”的父辈们，你们不必感到遗憾，因为你们的梦想在今天终于由教育部率全国各大高校实现了！当然这一次玩的不是“大炼钢铁”，而是大学在校生规模，已经赶英、超美，荣登世界第一！我们的在校硕士及博士研究生数量也同时达到世界第一！我们实现这个目标只用了8年时间。

　　8年！一场抗日战争的时间，中国的大学在校生人数由340万飞速增长到2400万。没有枪，没有炮，银行给我们造！这几年中国高校贷款规模已逾4000亿，赤字运转的高校凸显破产危机，没有哪个校长真想还钱，反正都是国家的钱。

　　大学扩招了，学费也翻倍了。全国有300多万来自困难家庭的大学生，他们每天吃馒头、咸菜，有的甚至要去卖血。今年，教育部要对师范生试行免费教育政策，有农业大学的老师和学生说，我们农大的学生毕业后，工作、生活比师范大学毕业生更苦(农业部曾有统计：从解放初到2003年，农业大学毕业的学生有150多万，至少一半已改行了)，更应该免收学费！

　　从今年新学年开始，国家要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建立健全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制度，为此中央财政支出将由上年18亿元增加到95亿元，明年将安排200亿元，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增加支出了，要让那几百万贫困学生能够上得起大学、接受得起职业教育。这是抱纳税人之“薪”，救高校、职校高收费之“火”，令人一则以喜，一则以悲。

　　一头是高唱凯歌，债多不愁的“高校大跃进”，另一头是背负着乡村学子的重托苦苦前行，却要被教育部清退的40多万代课教师。清退了代课教师，谁来接替他们成了大问题。接班的人选是重新开始接受免费教育的师范生吗？免费师范生必须承诺在中小学至少执教10年的政策究竟是好是坏，这又是一桩目前还无法定性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