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八大王”以及连正德的故事

　　-潘 龙

　　最近，一个偶然机会，笔者有幸听到了新任浙江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连正德讲的故事。笔者的灵魂被深深震撼：不断的思想解放才是创新的活力源泉，即便在思想多元而活跃的今天，这依旧是一条真理、一个警示。而在思想解放的背后，是思想解放者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探求真理的高贵品质。

　　上世纪80年代初，浙江省乐清县柳市的“八大王”和县二轻局事件，以及围绕它们发生的民营经济风波，折射出我国市场经济从产生萌芽到茁壮成长的曲折历程。连正德就是亲历者。这是他给笔者讲的故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乐清的个体、私营经济很活跃。有8个“大王”名声最大(“螺丝大王”刘大元、“五金大王”胡金林、“目录大王”叶建华、“矿灯大王”程步清、“翻砂大王”吴师廉、“胶木大王”陈银松、“线圈大王”郑祥青、“旧货大王”王迈仟)。此外，当时乐清县二轻局下属有个登山鞋厂，把生产搞得轰轰烈烈的，算是发展集体经济的一个典型。

　　当时，文革内乱刚结束，乐清许多工厂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这个登山鞋厂也不例外。它的前身是乐清县皮革厂，因工艺陈旧、质量次、价格高，生产的猪皮鞋卖不出去，企业快破产了。于是，二轻系统组织厂长、供销员共100余人，到全国各地寻找生产业务。记得那是1978年，鞋厂的运气来了。一家上海外贸单位支持了鞋厂，送来了定单。鞋厂立即组织专门的技术力量，连夜试制这个麻底的登山鞋，终于给试制成功了。

　　这种鞋子是用苎麻来做鞋底原料，穿着很舒服，质量也好，当时还是全国惟一一家，所以很受欢迎。可是这个厂的生产能力一下子无法适应，又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于是就想出个办法—县里让他们一边把厂里的技术力量利用起来，另一边把郊区的社队企业和农村专业户组织起来。这样一来，这支生产队伍立即扩大了。那个时候大概有百分之七十的加工点分布在农村，很多生产工具是农民自备的。

　　那还是改革开放初期。在温州、乐清，个体、私营经济这么一发展，就受到质疑了。省内开始有种论调，认为温州是在“刮资本主义的歪风”。当时有个传言，“香港九龙，台湾基隆，乐清里隆(指乐清下属的一个行政村—编者注)”，需要“从诸暨到新昌筑造一条万里

　　所以，在当时全国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背景下，浙江就把温州作为重点；温州一作为重点，就把乐清划为重点；乐清一作为重点，就把柳市划为重点了，整治的速度很快。

　　当时，乐清县委跟省里派来的工作组意见分歧很大，以至开常委会的时候，省工作组坐一边，县里领导坐另一边；省工作组指责一个问题，县里就反驳一个。其中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对“八大王”的处理问题.

　　省工作组认为柳市“八大王”是在搞投机诈骗。理由很简单，你赚钱这么多就是资本主义。“八大王”的事情，县里跟省工作组争了好长时间，还是没有用。结果这样处理：7个人被关起来判刑的，最重的，判了7年徒刑。还有1个人潜逃在外，不敢回来。

　　省工作组来了后，对个私经济的打压力度很大。比如说，那时候有很多乐清人在新疆兵团。这些在新疆的人回来说，那边吃的、喝的都很少，特别是没有水产品。可乐清水产品有的是。一个乐清人就想到把乐清的带鱼运到新疆去。这是多好的事。这个人手头的钱不够，需要向银行贷款。那时银行审批条件很紧，不熟悉很难贷出的。当时乐清有个区委书记，是个老同志，也很支持搞活经济。由于他跟银行营业所是熟悉的，所以在中间联系了一下。就这样的事，省工作组硬说这位书记是“为投机倒把提供方便”，最后把这个书记给判了。可以说那个时候，个体户、私营老板，人人提心吊胆。

　　争论的另一个焦点就是登山鞋厂。按理说这个鞋厂跟个私经济不相关，它是集体企业，不属于整顿重点。后来又出了什么事呢？这跟一封举报信有关。

　　这封信是一位“乐清群众”写的，关于“登山鞋不应该放在浙江乐清”的控告信，反映了登山鞋厂的许多问题。信上说登山鞋的原材料在浙江萧山，出口在上海，生产在乐清，造成人力、运力、财力的极大浪费，是在损失国家的利益；此外，鞋厂的职工工资高出当地平均工资3—6倍，破坏工资制度；信中还反映二轻局局长走私；鞋厂向上海外贸公司行贿。这些问题经过县里一一调查，没什么问题。而省工作组则说，这二轻局长肯定有问题，把这个东西引过来就是问题，是诱发资本主义。结果就把二轻局长作为一个典型来处理。到了最后，他们把这个登山鞋厂也搞掉了。

　　几个乐清县委干部认准乐清的做法是符合改革精神的，所以在讨论“八大王”和二轻局干部处理事情上，与省工作组争论得相当激烈。省工作组指责乐清“资本主义”，乐清指责省工作组“教条主义”。最后，省工作组向省里的汇报结论是，乐清这个领导班子，存在“对乐清和对自己工作不清醒，对工作组不支持、不合作”等问题，然后省里就下来调查这几个领导。1982年6月12日，省里下了文件，把县委书记孙宝经、县长林克己的职务全都免了。不久后何元赞的副书记职务也被免了。对当时任县委副书记的连正德，省里就说你去读书好了。“其实也就是把我给调离了，那时候我三十几岁。”连正德说。

　　这件事直到1987年才平反(“八大王事件”1984年平反)。1987年全国各地的市场经济都开始发展了。那个时候省里的领导才说，当时对乐清县委的处理是不对的。

　　乐清“八大王事件”赫赫有名，是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事件。在浙江非公经济发展史，甚至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史上，都可能作为一种标志。

　　在“读”了一段时间的书后，连正德被调往与温州比邻的一个地级市台州工作。先后在玉环、椒江等县任主要领导。在许多人看来，经历了乐清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八大王事件”，连正德应该“吓破了胆”，应该“收敛”一点，应该“夹着尾巴做人”。然后，谁也没有想到，在台州，他连续做了几件如今看来已经载入史册，当时把上级领导“吓出一身冷汗”的大事。

　　在玉环，他首先撕开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政治樊篱，制造先斩后奏的假象，向台湾渔船输送劳工。在当时，这可是石破天惊的大事。然而，正是这个举措，开启了大陆劳动力跨境经营的序幕。

　　早在1986年，他在玉环针对民营企业如火如荼、启动资金却极度匮乏的现状，无师自通地发明了“利息浮动”，在财政贴补五厘的前提下，把贷款利息上浮到一分，由此神奇地把外地资金吸纳进来，玉环的私营企业得到了其他地方难于想像的丰沛的新鲜血液。这里原来是一个交通十分不便、资源极度匮乏的海岛小县，如今经济发展稳居全国百强县的30位左右。许多人说，当时原始资金的活跃，奠定了玉环初始的强健体魄。

　　同样在玉环，连正德还发明了著名的“红帽子”。当时，私营企业无名无分，外出做买卖、跑业务，连人家的门都进不了。务求实效又机智过人的连正德想到把企业挂靠到乡镇和村集体，由此给私营企业赋予了通行证。这就是“红帽子”。戴“红帽子”指的是，私营业主进行企业注册时，找一个国有或集体单位，挂靠在它下面，然后注册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或集体企业。私企为什么要戴“红帽子”？说到底，还是一个“怕”字。怕什么呢？怕戴上剥削者的帽子，怕被打入另册，怕银行不给贷款，怕国家对私营企业的政策发生变化。戴上了“红帽子”，其实还是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由组合、自负盈亏，但要定期上交给挂靠单位一笔管理费。好处就是容易争取到贷款和一些政策优惠(如部分减免税)，再有就是能得到挂靠单位照应，抵挡各方面的“乱摊派”。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红帽子”作为一种历史遗存退出舞台。然而，回想当年私营企业起步之时的四面楚歌和弱不禁风，谁能想到这样简洁而有效的办法，让私营企业不至于夭折于襁褓？

　　后来，连正德调到椒江工作，在那里他又发明了“蓝印户口”，在城市化起步之初，为化解人们进城欲望和

　　连正德的这些故事在温州和台州的民间广为流传，版本很多。但是听他亲口讲述还是第一次，心绪久久不能平静。近三十年来，正是无数的“连正德”，推动着古老的国度一次次迈向处女地，迈步新天地。总结类似连正德这样的经验，应该是我们的国家继续走向创新型国家的莫大财富。

　　连正德用朴素的语言总结两条：

　　1、“把乌纱帽别在裤腰带上”，意思是要拿走，随时交出。这是非凡的政治勇气。“八大王事件”处理过程中，就有人暗示连正德，不要站错队伍，但是他始终站在真理一边，没有考虑下场问题。在玉环搞劳务输出，他对上级迟迟不来的决策直接用“劳工已经派出”的报告“逼宫”，这是何等的胆略！这非凡的胆略和勇气，来自于对人生价值的深刻思索，来自对国家前途、人民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权衡。

　　2、“解放思想不是胡思乱想”。连正德说，解放思想，不是鲁莽蛮干，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只有对事物发展有了深刻的、正确的认识，才能正确地解放思想，才能有坚持真理的底气。他说，倒退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他就认识到，中国通过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来解放生产力是历史发展必然，所有致力于此的努力和探索，必将得到历史的承认。这是他的思想基础也是他的方法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