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建中：“三农”与食品革命

　　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中国的基本问题，是中国诸多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要解决“三农”问题，出路只有一条，即走农业现代工业化的道路。那么，这农业现代工业化，路在何方？这是许多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们苦苦探索的问题。

　　最近，有消息传来：日中环境协会在其会长岛村宜伸(日本前两任农林水产大臣、自民党农林水产经团联会长)的倡导下，正在组织一个课题小组，专门研究如何将日本的“食品革命”的成功经验介绍并推广到中国去。据悉，岛村宜伸会长将向中方发出邀请，建议中方也派研究人员一道参与课题研究。

　　日本所谓的“食品革命”是指什么？

　　“食品革命”的主要意思是：从源头开始，按照严格的标准，尽可能将农产品的加工工序放在农村完成。

　　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

　　从日本以前的情况看，未经加工的农产品只能被视作原料，运到城里后，有1/3会被丢掉。而这些废弃的“原料”，成了城市生活垃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市环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另一方面，居民要用水来清洗“原料”，不仅会消耗大量的水，而且还会增加污水的排放。所以，推行“食品革命”，可以大大减少环境污染，也会降低城市管理的成本。农产品原料运往城市，要投入较大的运输力量，由于这些从甲地运往乙地的“原料”，有相当一部分要被作为垃圾丢掉，所以，这种运输其实是极不经济的。它不仅浪费了人力、占用了公路，更重要的是消耗了大量的

能源和排放出大量的废气。所以，推行“食品革命”，对节能减排有着积极的意义。

　　其实，“食品革命”对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农村的城市化进程，也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现在中国的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形成了“民工潮”。“民工潮”对城市的冲击既有积极意义，也带来了负面效应。如造成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并由此带来了就业、住宅、交通、治安、教育、卫生等一系列新问题。事实已经摆在那儿：中国如果靠“民工潮”来实现所谓的城市化，那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城市化”；也是中国现有的城市所不堪承载的。中国的城市化最佳路径是在农村“诞生”新的城镇(如浙江温州的龙港)，或者是扩大现有的城镇(如浙江金华的

义乌)。如果，将农产品的加工放在原产地进行，或者相对集中于某些城镇，这样，“民工潮”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在原地“回旋”，农村的现代农产品加工业就有了充沛的劳动力支撑。另外，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农产品加工生产标准的严格执行，使得农业生产必须从最基础的环节做起，如种子的培育、土壤的保护等， 从而也增加了农业基础建设的科技含量。

　　当符合标准的真正意义上的农产品进入到超市、专卖店后，城市居民便会从“马大嫂”(买、洗、烧)等繁重的厨房劳作中解放出来，使得人们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工作和休闲。当然，进入城市的农产品的“新鲜”和“安全”是城市居民最关心的。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许多经济发达国家陆续实现了农产品保鲜产业化，美国、日本的农产品保鲜规模达到70%以上，

意大利、荷兰等国家也达到了60%。美国对农产品的加工与保鲜的投入，已占农业全部投入的70%。以农产品加工为基础的食品加工业已成为美国各制造业中规模最大的行业。保鲜的技术越来越先进，如瞬间高温杀菌技术、真空冷冻干燥技术、无菌贮存与包装技术等，已在农产品加工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对农产品原料的综合利用，极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益，已成为农产品加工的发展方向。如对植物的根、茎、叶、花、果的充分利用，对畜禽、水产品副产物利用等，已有很多成功的例子。世界上的先进国家已经在农产品的加工上向分子水平进军，研究利用原料的功能成分、分子水平提取，研制人体所需的营养保健食品(又称分子食品)，使农产品精深加工能力得以提高。

　　中国农产品的加工业，还十分原始。这当然和中国目前农业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的客观现实是，地里长什么就卖什么；而且是农户各种各的。所以，“食品革命”，首先要革的，便是农业落后的生产模式。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曾给我国农民带来了实惠和富裕。但从现代农业标准化的要求来看，这种承包显然存在着不足。规模化生产是保证产品规格化、标准化的最佳条件，这就亟须进行农业经济组织的创新，如大力推行公司加农户、股份合作制、农场制等专业化与规模经营共生共存的农业经济组织形式。这是基础性的变革，也是关键的必不可少的一步。

　　12月5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指出：“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创新‘三农’工作思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不断提高‘三农’工作水平。”

　　要真正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贯穿于产前、产中和产后的，或者是从育种、栽培、收获、加工、包装、储藏、运输、销售和最后到我们的餐桌的“食品革命”，倒是一条不错的逻辑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