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我才”为宣纸

　　□ 文/丁梓户

　　“纵观历史上宣纸业的沉沉浮浮，可以看出社会经济发展的起起落落。”这是曹天生这位宣纸迷对宣纸的独特解读。虽然宣纸研究只是曹天生的业余爱好，但如果对他的家族和他的人生轨迹稍有了解之后，我们就会恍然大悟：原来宣纸研究才是他心向往之的事业。

　　出身世家迷宣纸

　　曹天生研究宣纸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便利条件，正如他在《中国宣纸》第二版的“后记”中所写：“笔者是在可考的中国宣纸的发源地出生的，幼年及童年一直在小岭，及长，也没有离开小岭及附近地区。”在他的家庭中，有许多前辈、同辈和后辈都曾经或正在从事宣纸的生产。

　　曹天生的父亲曹集志先生，少年时起就跟其祖父曹进林先生为曹恒源家办的宣纸厂捞纸，此后又为其他几家纸棚做工。新中国成立后，曹集志担任小岭村第一任村长和小岭乡第一任乡长，还担任过宣纸联营董事会第二任董事长。而曹天生的伯父曹鹤寿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也是一位宣纸工人，以晒纸见长。工余则灯下读书，在当地是位自学成才的典型，他对宣纸的生产全过程了解深透。建国后，曹鹤寿主要以教书和晒纸为生，远近百姓皆以“鹤寿先生”称之。他写得一手好字，算得上是纸乡的书法家。曹天生说自己“一生受伯父的影响很深”。

　　在长辈亲戚中，外祖父张根季先生是曹天生最亲敬的人之一，他是纸乡小岭闻名的宣纸燎草工人，技术精湛。即便目前，曹天生亲人中的大多数也仍在宣纸行业工作。

　　在曹天生的记忆中，他“是在望着外祖父和舅舅浸草、堆草、洗草、蒸煮、晒滩的循环往复的劳作中长大的，是与伯父在晒纸房里流着大汗，边看伯父晒纸，边与伯父谈心中长大的”，他的伯父当年在许湾纸厂的晒纸车间里讲给他听的关于蔡伦的传说，他至今仍记得十分清楚。他也曾在外公和伯父等人的指教下，体验过一些宣纸的制造环节。即使1978年考上大学到外地工作后，他一年中也要数次返回家乡，除探亲访友外，总要拜访那些在宣纸行业辛勤工作的亲朋故友。

　　曹天生从小就爱写点东西，但最初却从没想到要写宣纸。是什么促使他迷上宣纸呢？他在《中国宣纸》第二版的后记中这样写道：“1979年笔者在安徽师范大学读书时，母校请来著名的程千帆教授作了一场学术报告，在报告中他讲到大学生要常练笔写文章。他说，写什么呢？怎么写呢？他的答案是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用心去写。程先生的讲话对笔者的影响很大，加上笔者在地方高校研究过一段中国经济史，于是笔者就写宣纸，写笔者了解的其他地方文化性的东西。”曹天生所写都是他所熟悉的东西，写他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在别人看来几乎是“土得掉渣”的东西，正是在对这些“土得掉渣”的东西的探究过程中，曹天生逐渐成长为宣纸史研究专家。

　　宣纸为何要“申遗”

　　曹天生常年居于安徽，笔者此次采访时恰逢他到北京出席一个关于中国文房四宝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会议。会议邀请国内研究笔墨纸砚的专家学者制作“申遗”文本，曹天生是宣纸研究方面的代表。

　　宣纸原产地安徽泾县，作为文房四宝之首，它是徽州文化最杰出、最著名的代表之一。作为文化载体之一，宣纸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其中既包括古代文人墨客在宣纸上所作的书画，又有用宣纸印制的各类经典。宣纸还与歙砚、宣笔、徽墨交相辉映，构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安徽文房四宝，形成了皖南地区所独有的文房文化。

　　宣纸基本上都是纯手工生产的，因为用机器大规模生产出来的“宣纸”，其质量得不到市场的认同。“我国现在欲将宣纸申请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宣纸一直沿用着已经使用了数百年的传统生产方式。”

　　宣纸有理由“申遗”的另一个原因是其生产过程中有很多“神秘莫测”的东西。这些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如‘捞纸’，同样多的原料，有经验的人能捞300张，而有些人只能捞200张，产量不一样，质量往往也会大相径庭。这些东西也没有理论可循，只能凭经验。”曹天生告诉笔者，过去一个合格的学徒要学三年才能上手，有时即使是同一个人，在情绪好和情绪不好的时候捞出来的纸，质量都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这种生产工艺不是“物质”的，而是“非物质”的。

　　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多是“濒危物种”，还在大量使用的宣纸“申遗”，有没有其现实意义呢？曹天生认为，由于生产宣纸太辛苦太劳累，所以很多泾县的年轻人都未必愿意做这行。“宣纸生产后继乏人，真是太值得关注了。”

　　“生产宣纸的每个环节都是很辛苦的。”曹天生举例说，“晒滩”的工序要求工人挑着200多斤的宣纸原料皮料或草料到高山上的石滩去晒，无论严寒酷暑都是如此。而操作工人在完成“焙纸”的工序时，要在40—60摄氏度的环境下作业，“这在夏天的时候是很难忍受的”。又比如“捞纸”的工序，在三九隆冬，要从刺骨的冷水中把纸捞起来。“工作如此辛苦，工人们获得的报酬和他们付出的劳动往往是不成比例的。”此外，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也使得当地一些年轻人不愿意从事这种辛苦乏味的工作，老年人虽然愿意干，体力却未必能跟得上。这就形成了年轻人不愿干、老年人干不动的尴尬局面。

　　“申遗”还有一个原因：保护宣纸的品牌，实现宣纸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曹天生介绍说，现在在泾县除了较大规模的6家企业生产宣纸以外，还有100多个小厂家生产与宣纸类似的书画纸。书画纸生产的方式和宣纸基本相同，关键是原料的不同。宣纸的主要原料是青檀树皮和沙田稻草，而书画纸的原料主要是构树皮、山桠皮等。但在纸的形制、色度等方面并无多大区别，一般消费者无从鉴别。其中少数厂家就用书画纸来冒充宣纸销售，这对宣纸的信誉构成了一定的损害。“他们与正规厂家争原料，争资源，对当地的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此外，由于书画纸充斥市场，很多原来使用宣纸的人现在都把书画纸误以为是宣纸了，有鉴于此，曹天生觉得向人们普及鉴别宣纸的知识迫在眉睫。

　　“揭秘”是为了宣纸长存

　　曹天生告诉笔者，国务院曾经下过文件，明确只有安徽泾县出产的才叫宣纸，它和茅台酒一样，都是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它的生产工艺，水质，原料，都是独特的。在别处生产的话，同样的工艺和原料，也未必能生产出真正的宣纸，因为当地的环境和水质与泾县不同。

　　“我们当地人以前对研究宣纸不感兴趣，一个原因是要保密，另一个原因是当地工人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也有一些外地学者到泾县做过调研，写过一些学术文章，但总体上对宣纸生产研究的并不多。”曹天生说，他之所以能较早写成几本关于宣纸的“小册子”，是因为他自己同时具备了“学者”和“当地人”两个角色。“一方面，我对宣纸生产的工艺流程太熟悉了，从小耳濡目染，每一道工序我都知道，自己对某些工序也会做。另一方面我在当地也算是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因此经常利用假期和回家探亲的机会向当地老人请教，把宣纸的工艺流程汇总成系统的东西。”

　　1993年曹天生出版《中国宣纸》时，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宣纸的生产流程应该保密，不能随便泄露出去，不然什么人都可以仿造宣纸了。“我就跟他们说，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做这一行的，许多亲戚也在做这一行，我总不能砸自己家人和亲戚的饭碗吧。”曹天生认为，真正的宣纸技艺不可能泄密。他曾撰文称：“尽管某些国外仿制的宣纸在形制上也能做到与宣纸基本相似，但那只是‘形似’，而不可能达到‘神同’。……天时、地利、人和构成了宣纸自我保护的三道屏障：一道是天然屏障，即原料、药料和水，这是不可能完全替代的；一道是技术屏障，即手工操作的微妙，生产宣纸的关键环节还是要依赖手工，其奥妙和精髓非代代相传、长期实践而不可得；还有一道就是人文社会屏障，只有泾县的宣纸才是正宗宣纸，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作为文房四宝，笔、墨和砚都曾经掀起过收藏的热潮，那么宣纸呢？“现在已经有人开始收藏了”，曹天生举例说，1997年香港回归时，有宣纸厂家生产出了“迎港归”宣纸。就是在纸帘上印上这三个字，生产出的宣纸在背光的环境下就能看出字来。2000年的“千禧宣”宣纸也运用了类似的手法，吸引了很多人收藏。另外，明清年间的宣纸也有不少人在收藏。

　　“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将宣纸研究进行到底。”这并不是曹天生的豪言，而是他的梦想。

　　曹天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外政治思想专业，获博士学位。目前任安徽财经大学政治学院院长、教授，兼任中国造纸学会纸史委员会委员。1993年出版《中国宣纸》。2005年出版《中国宣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