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代表：当年的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

　　离开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坡到一望无垠的东北大平原生活、工作已经60多年了，可浓浓的乡音，让我一听就知道这位当年很有影响的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是地地道道的陕西人。

　　□ 文/李 蓉

　　离开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坡到一望无垠的东北大平原生活、工作已经60多年了，可浓浓的乡音，让我一听就知道这位当年很有影响的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是地地道道的陕西人。

　　谈到当年为什么不在学校里好好读书而去当红军，王丕年老人很认真地告诉我：

　　首先是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13岁那年，家里省吃俭用送他上学。他先在乡里念了3年小学，后考到横山县响水堡第二高等小学读书。学校里有共产党员的地下活动，他初步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向往着美好的未来。

　　二是现实生活的逼迫。出生在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王台村的王丕年，家里种着几垧薄地，父亲农闲时赶毛驴贩运粮食和陶瓷，勉强维持生活。兄弟姐妹7个，他排行老五。家里省吃俭用供他上学，就是希望他能够学点本事，过上更好的生活。可王丕年看不惯地主老财仗势欺人，参加了学潮。学校又不敢得罪地主老财，只好开除几个领头的学生平息事端。被开除回家的王丕年没有了出路。

　　三是红军的影响。由于王丕年了解到红军就是杀富济贫，为穷人办事，所以听说红军在陕甘边活动时，他就要离家去找红军。可是他哥哥在延安，坚决反对弟弟当红军。在当时一般的老百姓都有一种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心理。当兵就要打仗，弄不好就会把命搭上。王丕年当时没有能拗得过哥哥，暂且到别的村打工维生。但心里已经下了决心，要参加这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

　　机会终于来了。1935年春，一支红军宣传队来到王丕年打工的王家沟村。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坚决报名当了红军。参加红军后，先参加了在王羊川陈家屯村举办的为时半个月的训练班。训练班一边上课，一边帮助群众生产。

　　训练结束后，王丕年被分到延安游击队。游击队发动群众，组建贫农团，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

　　1935年秋，延安县苏维埃政府在青化砭成立，王丕年被任命为县青年团特别支部的少年部部长，负责领导全县的少年先锋队。同年11月，20岁的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因工作积极，王丕年1936年被调到延安县任团县委书记。1937年任县青年救国会主任。1938年调任县委组织部部长。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党委选送他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县一级的组织部长进中央党校，在今天也不多，那时更是难得的机会。王丕年还记得，那时是谢觉哉当副校长，他编在第35班，任班的支部干事。这个班大部分都是陕北当地的同志。

　　1940年初，王丕年从中央党校毕业，根据组织决定，仍回到延安县工作。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不再是县委的组织部长，而是担任县委书记。

　　延安县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央机关的粮食等问题必须靠当地来解决。于是，王丕年带了一批人下乡，到老百姓家里了解情况，考虑怎样组织、发展生产。他一方面抓粮食生产，一方面发动群众发展副业生产以解决花钱的困难。为了发展合作社，他多次到南区合作社，帮助解决资金不足等问题，终于通过群众入股等方式，扩大资金做生意，使合作社的业务越做越红火。他还组织县委、县政府分管经济的同志起草有关南区合作社的专题报告，引起了党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重视。毛泽东看了报告后，亲自写信询问情况，并在西北局表彰会上，为南区合作社主任刘建章题词：“刘建章同志，合作社的模范。”

　　为了推动延安的大生产运动，王丕年背着行李到农村，亲自参加了一支变工队，白天和变工队一起劳动，晚上到各村了解情况，推动全区的开荒进度。他还和其他县领导人一起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和总结了柳林区札工队、变工队的经验，在全县推广。延安县柳林区二乡吴家枣园村的吴满有变工队搞得最好，他多次去了解情况，蹲点指导。吴满有后来成为边区著名的劳动模范。他打完粮食以后，首先给毛主席送去。他对毛主席说：“你不要劳动了，就好好把大事抓好，我们多劳动点就行了。”就是这个吴满有，后来成了毛泽东儿子毛岸英的老师。毛岸英从苏联回来后，毛泽东让他跟着吴满有劳动了一年。

　　当时公粮征收是毛主席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王丕年去做了比较深入的调查，实际上当时征收的粮食一般是收成的1/3，或者一半。通过算账，可以看出农民的负担重，但是能够负担得起，就是征收一半，群众的粮食也够吃。所以他写了一篇文章，说明公粮征收以后对人民生活的影响。《解放日报》社一位记者帮他修改以后，在报纸上刊登出来。

　　40年代初期，王丕年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不少文章，大多是调查报告，涉及开荒种地、移民生产、改造“二流子”等。有一次他到西北局去，西北局书记高岗和组织部部长陈正人对他说：毛主席看了你那个调查，认为写得不错，他看了那个东西放心多了。毛主席对调查报告的重视，对王丕年是个很大的鼓励。

　　在1942年的西北局高干会上，毛主席做《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时，将王丕年关于开荒种地、移民生产和改造“二流子”的调查报告全文引用，并大加称赞。毛主席说：“我们希望全边区的同志都有延安同志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工作态度，这样的学会领导群众克服困难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使我们的工作无往而不胜！”

　　也是在这次西北局高干会上，王丕年和黄静波、马文瑞等22名同志受到西北局的表扬并被授予劳动英雄的称号，林伯渠为他们发了奖状。王丕年的奖状上是毛主席题写的“善于领导群众——赠王丕年同志”。这是一张用质地比较粗糙的土纸做成的奖状，但却是一件十分难得的珍品和文物。难怪后来王丕年老人专门用玻璃镜框把这件宝贝保护起来，并挂在家中客厅的醒目之处。

　　1943年，毛主席在西北局高岗的办公室接见了王丕年和延安县的县长刘秉温，询问情况，并鼓励他们抓好生产，继续搞好调查研究，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有了成绩不要骄傲自满，要培养典型，树立更多的模范让大家学习。他们回县后立即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在全县掀起了树英雄、学先进的热潮，推动了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以后王丕年和刘秉温双双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应该说和这些工作是有关的。

　　王丕年当选七大代表大概是1944年秋天。延安县选了6名代表，有刘秉温、刘建章、申长林、吴满有、王庆海和他。延安县是模范县，去的代表多。见我详细打听七大代表选举和产生的经过，王丕年老人带着一点歉意说，具体选的过程不清楚，后来通知开会，说他们是代表了，才知道。

　　七大代表的产生实际上分为不同的情况。最初要求的是有条件的地方进行选举，没有条件的就进行推举。因为是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特别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时刻要对付日、伪军的“扫荡”、围攻和“清乡”，要召开党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确实没有条件。从部队的情况来看也是如此。所以，有条件的地方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进行民主选举；条件不完全具备的就召开党的代表会议进行推选，往往也有候选人，也按票数多少决定推选谁；没有条件的则由领导直接指定代表。

　　王丕年老人回忆说，他们编在陕甘宁边区代表团，给每一个代表发一个代表证。申长林是模范党员，有名的劳动模范。王庆海是延安县一个区委的书记。他们都是七大的候补代表，只有刘建章是正式的代表。上述的回忆基本符合事实，只有一点略有出入。我查阅有关资料，发现王庆海是1941年3月任延安县金盆区即南泥湾区的区委书记。他同党外人士合作，开展民主普选，建设基层政权，实行减租减息；在大生产运动中，组织群众互助合作，开展生产竞赛，特别是配合王震等率领的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军垦屯田，作出了突出成绩，受到组织嘉奖，所以当选为七大代表。但到1943年秋天他的工作有所变化，不再是区委书记而是延安县委组织部部长，可以说是王丕年这位前组织部长的“接班人”。

　　开会的时候，王丕年等代表住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这里离七大会场杨家岭不太远，参加大会的时候去杨家岭，小组讨论在保安处，吃饭也在保安处。

　　出席七大的陕甘宁边区代表团阵容强大。王丕年等17人分在其中的第4组。组内许多人都是王丕年的熟人，如延属地委组织部部长李景膺，后任延属地委副书记，担任边区保安处和延属机关组的副组长；米脂县的民运部部长王卓超。按我的理解，民运部部长的主要任务是做民众工作。但王丕年老人的解释否定了我的说法。他说，因为米脂县是两个县政府，一个是我们的，一个是国民党的。我们的民运部，实际上就是县委，做地下工作。这使我对七大代表王卓超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有了更多的了解。得知王卓超后来在江西工作并且健在，我立即和王卓超老人取得了电话联系。得知我想了解七大的事情，王卓超老人非常高兴，满口答应要好好回忆回忆。可仅隔了一个礼拜，他就因为感冒住院，病情急转直下，最后以91岁高龄与世长辞。这在我心中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七大代表中有不少县委书记和其他领导干部。王丕年老人仔细地审视着我拿去的七大代表名单，不时地抬起头，一脸专注的神情，尽力在如烟的往事中筛选我所需要的信息。他指着名单告诉我，李旺怀是安塞县委书记，后在北京去世。我查到李旺怀，后来叫李望淮，在全国总工会机关党委书记的任上离休。王丕年老人说：李子厚好像是工会的干部。我查到的资料显示，他曾任甘肃省酒泉钢铁公司工会主席。曹力如是延属专区的专员。强自修是延属地委的统战部长或民运部部长。任成玉是关中地区的县委书记。张育民是甘泉县县委书记。毛主席在西北局题词表扬的22人中提到的惠中权，是边区政府的。

　　说起大会开幕的情景，王丕年老人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时，会场很简朴，一条条的木头凳子。前边是正式代表，后边是候补代表。候补代表大概是三分之一不到，正式代表三分之二多一点。毛主席作政治报告，还有朱德作报告，林彪也作了报告。还是毛主席作的报告讲得最好。毛主席的报告那时叫形势报告，还有愚公移山的闭幕式讲话。

　　七大开得振奋人心。会议期间，除了听报告，就是小组讨论，讨论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的报告。讨论的时候挺热烈、认真。大家公认毛泽东思想，一致拥护毛主席。谁对谁错分清楚了，把王明路线的错误完全认识清楚了。后来选举中央委员时，王明是最后一名，大家都批评他，他还不满意。王明没怎么参加会议。大家对七大选举都没有什么意见，思想都统一了，认为选得很好。思想路线明确了，毛主席是正确的。毛主席的报告在大会上顺利通过了。

　　那时白天开会，晚上回西北局保安处或者回县委去，因为县里有些工作还需要王丕年处理。由于没有电灯都是油灯，他有时摸黑骑马回去，有警卫员一道，他们有枪，倒也安全。大会中间有时休会，他也回去。这样一来一往，连七大全体代表照相都没参加成，他感到非常遗憾。

　　现在保存下来的七大代表合影，地点就在延安的中央大礼堂旁。因为条件有限，没有给每个人送照片。所以全国解放后，这张照片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展出时，有的代表才第一次在上面找到了当年的自己。王丕年没有荣幸地在这张历史性的照片上留下自己的身影，这使他少了一件能够证明那段历史的纪念品。但没有这张照片，参加七大的许多情节仍然铭记在王丕年的脑海里。

　　王丕年老人回忆说，陕甘宁代表团和其他代表团、其他小组没有什么交往，就他们自己一个组活动。他们就是一般的听会，听大报告。选举时，他们候补代表也去听了听，没有投票权。大礼堂内，前边坐的是正式代表，后面是候补代表，上面是主席台。候补代表参加讨论，听报告，发言提意见，都和正式代表一样，就是不能选举，不能投票。

　　七大开完以后形势很好，不久，日本就投降了。毛主席和中央发出开展东北工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实际上这是贯彻七大路线，建立新中国的重要部署。当时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要求去东北工作。王丕年也要求到东北去。父亲劝他，不要离开延安，离家近些。父亲要找领导谈谈，说王丕年走了不行。王丕年连忙劝阻，请他千万不要谈。王丕年知道父亲舍不得他走，同时也有些顾虑、害怕。

　　王丕年1941年在延安结婚，爱人是米脂人。他到东北的时候，孩子太小了，爱人暂时没法去东北。到第二年形势发展得好了些，中央统一组织去东北，她就报了名，被送到热河承德，因为王丕年在赴东北的路上，因工作需要被留在了承德地区。他在这里工作了两年，曾任中共平泉、宁城县委书记。

　　1947年，王丕年被调到哈尔滨，担任中共松江省委民运部副部长。他们大力发动群众，组织后勤供应，支持解放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1948年2月，鞍山解放了，他参加了鞍山的接收工作，担任鞍山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但不到一年便因病到大连休养。1949年10月，通过无线电广播，他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高兴得了不得。

　　王丕年深有感触地告诉我，七大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大会，这个大会为促进整个中国革命迅速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七大一开，中国以后的发展方向就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