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数量减少未给社会治安造成负面影响

　　政府微词

　　“我希望死刑数量的控制能缓和一些，慢慢降下来。”马克昌更看重复核权的平稳过渡。有学者担心，死刑数量下降过快，易引起有关方面反弹，最后重走下放老路。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上半年死刑判决相当数量的减少，已经有地方政府发出不同声音：“是维护社会治安要紧，还是控制死刑要紧？”

　　在死刑复核权多年的下放过程中，伴随多年的严打政策，死刑被地方党委、政府视为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治理手段，甚至演化成统治权的一部分。据司法界人士透露，有些地方的公安机关制订立功标准时，把破获判处死刑案件作为重大立功，死刑数量的限制无疑对他们的建功立绩造成冲击。尽管一年前死刑复核权的复位是以中央红头文件下达，彻底扭转地方当局对死刑的态度仍须时日。

　　上述西北某市中级法院副院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这一年的实际情况看，死刑数量的减少并未给社会治安造成负面影响。

　　有学者指出，上一次全国范围内死刑数量的下降是在1997年新刑法生效后，原因是新法削减了部分死刑罪名。在新法实施后的几年中，中国的犯罪形势并没有因死刑的减少发生异常恶化，民众的心理和情绪亦无不适应。有学者认为，新刑法的实施无异于做了一次限制死刑的民意测验。

　　被害人“要命”

　　可杀可不杀之间，如果法官选择不杀，将面临被害人家属上访的压力。

　　对于命案，“以命还命”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某中级法院的法官说，有的被害人家属不但要被告人死，甚至向法院提出，不能用注射的方式，他们要到刑场上去，亲眼看被告人被毙掉，方解心头之恨。

　　一位刑辩律师说，所办案件中，确有被害人家属坚持“给再多钱也不要，就要他的命”。不少法律界人士认为，民意是对控制和减少死刑的最大压力。一方面，随着佘祥林、杜培武案的曝光，民众对疑罪从无、少杀慎杀等观念有了基本认识；另一方面，对邱兴华、郑筱萸，还是一片杀声。

　　马克昌说，随着中国法院限制死刑的努力，是对国人进行现代法治文明教育的良机。

　　西北某市前政法委书记说，死刑复核收回这一年中，确有这方面压力，但在他看来，错判错杀对政府的杀伤力比上访的影响要大得多。

　　律师空等

　　时近年末，西安的许律师一直在等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结果。“做梦都在想这事。”这是死刑复核权收回最高法院后，许律师代理的首起死刑案件。不单他一人着急，被告人家属、当地媒体不时打来电话，询问结果出来没有。今年西安的死刑案件，多以核准告终，他们希望这个案子能有相反的结果。

　　今年7月，许律师辗转得知案子由最高法院刑五庭复核，马上把辩护意见快递过去。“对方说收到了，可我心里没底。”

　　为此，他专程跑到最高法院，想面见复核该案的法官，为当事人作最后的辩护，门卫让他说出承办法官的名字，否则没法联系。

　　许律师不知道承办法官是谁，门卫让他去最高法院永定门的信访接待室试试。许律师去了，夹在上访的人群里，他感觉“那不该是律师该走的程序”。

　　北京之行无功而返。许律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因为死刑复核五个庭的地域管辖和分工没有公开，有律师连辩护意见寄给哪个庭都不知道。现在省高院何时将案卷送交最高院、最高院何时进行复核，律师无法从正式渠道获知。死刑复核阶段，大多数辩护律师只能在千里之外等待。

　　对死刑复核法官会见律师，目前法律没有强制性规定。据悉，如果律师在书面辩护意见或者打电话对事实提出重大异议，最高法院还是会考虑会见。

　　最大刑事法庭，最大乌托邦？

　　五百多名法官组成的5个刑庭，将使中国最高法院拥有全球最大的刑事审判庭。而他们核心的工作就是复核中国全部的死刑案件。

　　这些法官承载着终极的司法权威。死刑复核收回后，在这个世界上死刑数量最多的国家里，所有可能错杀的压力都落在了他们身上。

　　实际上，被执行于死刑复核前夕的邱兴华、不到15个工作日就“斩立决”的郑筱萸和段义和，这些社会广泛关注的死刑案件非同寻常的司法高效，已经让死刑复核的法官们承担了部分外界的微词。

　　刑事审判庭和其他庭室人员数量上的悬殊，也让有的学者担心最高法院日后会变成最高刑事法院；反对者则认为，人命关天，投入再多人力物力也不为过。

　　一些观察者对仅靠法院一家、仅靠死刑复核收回，就把所有死刑案办成铁案表示悲观。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甚至认为，放眼世界，指望最高法院发现冤假错案是个乌托邦式的梦想。

　　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将启用新的刑事审判大楼。这座总投资10亿的大楼位于繁华的北京崇文门东花市大街。目前该楼正在进行最后的施工清理，预计下月投入使用。

　　这座新大楼未来到底挂不挂门牌，最高法院目前还没有最后确定。一位工作人员说，可以确定的是，将来这里会有不少上访者。来源:南方周末　记者 赵蕾